小议文化与社会

陈存仁曾对“白话文”运动中刘半农拜访章太炎先生时的对话做过记录，在太炎先生问及刘“白话文”以何为据时，刘对以“以国语为标准，国语即为北京话”。此言一出便立时遭到太炎先生的哂笑，便又问道：“你知不知道北京话是什么话？”刘又对以“明清以来，京城人所说的话”。太炎先生当即以明朝时的音韵诵读了一首文天祥的《正气歌》，其中多与北京话不同，说得刘半农无言以对，鲁迅先生也因主张白话文，而“不敢再去见他了”。

知太炎先生，始从鲁迅于病榻之上所作忆太炎先生二文，而据《太炎先生二三事》开篇所述，桃李满天下的太炎先生，其追悼会却赴者不满百人，此文虽作于1936年，今时读来，尚觉酸楚。我国素来以文化大国自我标榜，而历数各代文化名人，无不命途多舛，时运乖蹇。死后遭人诟病，每每提及，尚有不明真相之人，跟风叫骂者也不在少数，即便“赢得生前身后名”，也往往难得善终，最后终落得“荒冢一堆草没了”。而其衣钵传承，每每因后人的口舌相传而失了原有的味道。文化之衰落随历史的衍变、当政者需求的不同，以及解读者的个体差异而愈趋明显，经年累月，对同一文本竟也有数种阐释。单就杜甫“天子呼来不上船”中“上船”二字，今即有学者引据《康熙字典》所注“船”为“衣领”解，为此语增设了新释义为“衣装不整”；而又有学者将李白名篇《静夜思》中“床前明月光”的“床”字解为“井栅栏”，倚窗望月也变作了凭栏望月。去年的方韩论战中，方尺规一篇《质疑鲁迅》便是颇具典型的实例，其中引证虽因“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而不乏牵强之辞，但其中疑点，若不明历史真相却实难辨别。足可见于今社会对先人的尊崇已过余温，更多的则是我辈中人的所谓“质疑”。而这种质疑，却屡遭跟风，不知是民智开化让竖子亦有饱学现百花争鸣之繁盛兮？还是文化潦倒令匹夫巧鼓簧舌显哗众取宠之病态兮？

循开篇所述，刘半农所解“白话文”之意想来也并非其所独创，而太炎先生向来主张“白话文言，古人不分，其不同乃修饰与不修饰尔”，也引据《水浒》与《老残游记》亦为白话小说加以辩证，胡适“你死我活”之论不但是对“文白”总分关系的混淆，更是对文言的莫大亵渎。而无论太炎先生如何引经据典、博古通今，也万难扭改革新的浪潮，以致终于在北洋政府的推动下，扫文言而出校门。时至今日，虽盛行国学，连外国人也来登门取经，专家学者四处讲学冠以“传承民族文化”之深意，听者也颇有所得，餐前饭后不经意间诵出子曰诗云，提升了身价，倍感卓然。一群有理想有抱负有新思想的青年文化公知对传统权威进行挑战，并也奇迹般地凭借一腔热忱击溃了身披传统文化甲胄的古文学究，让我们于今不必用繁琐拗口的文言书写表达，足可见传统与创新相较，国人素来对后者更加喜闻乐见，由此观之，也便不难决断其究竟“繁盛”或“病态”否了。

我想，于文化之中先人反不及后人。信息传播渠道的多样让人们获得新知愈加便捷，网络信息时代的快餐文化更是将各式典籍剖析详解，便于读者消化咀嚼。前人著述虽言经典，今人新解亦颇具玩味。而今虽说文化气氛愈显浓郁，可国民素质反现倒退之象，令人枉思而终不得解。鲁迅虽希望自己的作品“速朽”，但实则未然，前些年欲扫鲁迅出课本的教育机构也惹得社会一片哗然，声讨檄文连绵不绝，可见速朽尚未成功，剔除业已先行，而多年之前跟风批驳者，想来于今也对鲁迅著作难展一卷，虽崇敬有加，关护备至，却也只当古董，作远眺的观摩。

文化经典的不断解读与演绎宠坏了后人，让我辈沉浮于世，难见文化真容。对创新喜闻乐见乃因我们缺乏创新，于世间不平心下难起悲悯只因过往麻醉了善心。鲁迅在1972年于上海光华大学的一场《文化与社会》的演讲中曾提出：“是文学改变社会？还是社会改造文学？”并以为“实在是社会改造文学，社会改变了，文学也改变了”，可见，白话文运动之所以难由国学泰斗太炎先生撼动分毫，实是时代所致，罪不在国人不尊传统：而今我们对传统文化的或“远观”或“亵玩”也实乃时势所趋，不应加罪于国民。

可文化较之文学与文言较之白话相通，一样在逻辑关系上存有总分。似不经意间踱出嘴边的几句刻意背好的文言妙语也只是文化中一微粒，徒有其表。惨状后的冷漠与不平后的淡然所麻木的心性已让文化万难薪火相传。

窃以为，是文化改变社会，社会改造文学，而文学又可传递文化，我愿排这万难，也愿候这改观。但在改观之前，此文也只为匹夫巧舌之辩，哗众取宠之言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