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路径依赖理论的发展、逻辑基础和分析框架

摘要：诺思(North)开创的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为我们理解一个国家长期经济增长或停滞的原因提供了一个非常有用的分析视角。制度路径依赖理论认为，制度变迁存在着自增强或正反馈机制，当它一旦走上某条路径，其既定方向就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自我强化，从而形成对制度变迁轨迹的依赖。本文在梳理制度路径依赖理论的发展脉络的基础上，深入分析了该理论的逻辑基础和分析框架。

关键词：诺思；制度变迁；制度路径依赖理论；自增强机制

中图分类号：1706.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07)06－0118－05

一、引言

新古典经济学认为，经济人会选择最优策略。这种假定运用到制度领域中，就是最优的、有效率的制度才会被选择。然而，现实中无效的制度是经常存在的。为什么相对无效的制度会存在并持续下去?是什么妨碍了更有效的制度选择呢?在探寻这些问题答案的过程中，诺思(1990)创立了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他认为，“路径依赖是理解长期经济变迁的关键”。制度变迁和技术变迁一样，存在着自增强(self－reinforcing)或正反馈(positive feedback)机制，这种机制使制度变迁一旦走上某条路径，它的既定方向就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自我强化，从而形成对制度变迁轨迹的依赖。诺思的制度变迁路径依赖理论为我们理解一个国家长期经济增长或停滞的原因提供了一个非常有用的分析视角。菲尔德(Field，2000)认为，诺思的这一方法“对法律结构和制度的研究有巨大的潜在帮助”。

诺思的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修正了新古典经济学理性选择的行为假设，认为学习过程决定着制度的演进方式。第一，诺思在区分制度和组织的基础上，将制度看成是人类行为自身施加的约束，这就意味着制度变迁理论必须建立在个人选择的基础之上。同时，个人选择不像新古典经济学所假设的那样是完全理性选择，诺思引入了赫伯特・西蒙(HerbertSimon)的有限理性假设来分析个人选择；第二，诺思认为，在与经济和社会变迁相关的时间维度中，人类的学习过程决定着制度的演进方式。个人、集团和社会所持有的决定其行为的信念是通过学习产生的。

然而，诺思的路径依赖理论也存在三方面的问题：第一，没有深入阐述制度变迁多重均衡结果的产生机制；第二，虽然指出报酬递增是决定制度变迁路径的原因之一，但并没有分析报酬递增机制的含义；第三，虽然认识到意识形态的重要性，但对于意识形态、文化信仰在制度变迁过程中如何发挥作用，缺乏深入的论述。

本文试图梳理出制度路径依赖理论的发展脉络，深入剖析制度路径依赖理论的逻辑基础和分析框架，以弥补上述不足。

二、制度路径依赖理论的发展脉络

制度路径依赖理论认为，现有的制度、产业结构和组织方式并不总是最优的。着重分析制度的动态演化过程，是将多重均衡、报酬递增、外部偶然事件等范畴纳入制度分析的一种重要方法。

1.演化制度分析

尼尔森(Nelson)和温特(Winter)是运用演化经济学的分析方法研究制度变迁的先驱者。他们在分析制度的路径依赖时，把制度看成是一种“日常惯例”。艾及迪(Egidi，1998)也把日常惯例看成是自发演化的规则集合，认为日常惯例具有知识属性，正是制度知识的创新和扩散导致了制度演化的路径。早期所实施的某一种制度可能会固化到以后的组织行为中，成为一种习惯。尼尔森(1995)指出，制度变迁是在人们有限理性的假设前提下进行的，人们并不知道哪种制度是最优的，即使知道哪种制度最优，也不知道该采取什么措施来实施最优的制度。适应性学习和经济的自然选择作为两种正反馈机制支配着制度变迁的过程。这两种演化机制决定了制度变迁结果的多重性，并不一定会产生“唯一的均衡”。

在尼尔森和温特的模型中，由波动造成的动态变化可由马尔可夫(Markovian)微分方程来描述。这种动态变化表明了不同的制度结构在长期中是如何演化的，也就是分析随机微分方程的渐近性。尽管这种具有连续性的方程很有效，但是，这种模型有一个关键性的假定，即过去的事件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被人们逐渐遗忘。如果存在遗忘，那么尼尔森和温特关于组织记忆的核心假定也就被抛弃了。针对这一问题，布赖恩・阿瑟(Brain Arthur)进行了改进，使理论假设和数学模型达到了一致。

2.动态报酬递增的制度分析

阿瑟应用非线性的波尔亚(Polya)系统来改进尼尔森和温特的模型。他用“波尔亚的缸” (Polya UlTIprocess)来阐述动态报酬递增过程的特点。一个缸中放着两个球，一红一黑。实验者随机地从缸中拿出一个球，然后把该球和另外一个相同颜色的球放入缸中，重复这个过程一直到缸装满为止。在这个例子中，我们无法得知最后缸中红球和黑球的比例。但我们可以说，最终红黑球的比例是一个随机变量，是在0和1之间的一个均匀分布。阿瑟认为，“波利亚的缸”描述了报酬递增或者正反馈过程。早期投球所形成的随机的红黑球比例，对最终的结果有显著影响，且沿着特定路径的每一次投球都增加了最终沿着该路径投球的可能性。随着这些投球行动的积累，它们会产生一个强有力的关于自增强行动的良性或者恶性循环。这种波尔亚系统更好地解释了制度的动态变化，强调了早期的偶然事件会对制度变迁的最终结果产生重要影响。

在研究制度变迁时，阿瑟(1994)用随机事件和正反馈(或者非线性)的动态过程来描述制度变迁。它展示了可能出现的结果的多样性。但是，阿瑟的正反馈机制所依赖的假设条件很严格，将波尔亚系统的动态分析方法应用到制度领域，不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证检验上，都是有很大难度的。

3.历史制度分析

以阿弗纳・格雷夫(Aviler Greif)为代表的历史制度分析更注重制度的实证研究，即着重分析研究文化和社会的制度结构之间的关系。他们认为，文化在决定社会制度结构的形成中，在导致制度路径依赖方面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历史意义。

格雷夫(1994，1997)认为，出现何种博弈均衡状态，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博弈者的预期，这种预期主要受到其文化信仰的影响，而其文化信念又是在以前的制度选择中，即历史上存在的制度均衡中逐渐形成的。当博弈者根据当前的环境对未来的结果做出预期和相关决策时，他在以前(历史上)的博弈中所形成的文化信仰就会深刻地影响其当前的预期和决策。这样，“文化信仰作为链条和纽带，就在历史上不同的博弈和制度均衡之间建立了内在联系和继承关系”。

格雷夫把路径依赖理论和博弈论分析相结合，发现了制度与博弈之间的相关性，即在博弈规则下，博弈者对外部环境的反应过程和制度的内生演化进程之间是相关的。他详细地描述了意识形态、文化信仰在

制度变迁过程的作用，弥补了诺思的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的不足。

总的来说，制度路径依赖理论不再用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着重强调了学习、多重均衡的重要性。如果说新古典经济学描述的是“一旦尘埃落定，世界看上去会怎样”，而制度路径依赖理论则是对“尘埃是如何落定的”感兴趣。更为重要的是，制度路径依赖理论告诉我们“尘埃实际上永远不会真正落定”，即制度永远处于不断地演化之中。

三、制度路径依赖理论的逻辑基础

在分析制度路径依赖特征时，尽管不同的学者会采用不同的数学方法，如格雷夫用演化博弈的方法，阿瑟用动态报酬递增的方法，但是，他们都会遵循一些基本的假设前提，即分析路径依赖过程的逻辑基础。

1.有限理性

在新古典经济学中，经济当事人是完全理性的，能够对选择之前的状态以及可能产生的结果做出正确的评价。而西蒙认为，虽然新古典经济学在选择对象给定、选择结果已知和期望值最大化的条件下，可以发展出丰富而美妙的理论，但是，这些假定并不一定与实际的行为选择过程相吻合。西蒙认为，实际上，根本不存在个人效用函数的最大化，经济当事人是“有限理性”的，经济当事人并不知道哪个方案是可行的，不太清楚自己的行动会给自己带来什么后果，甚至不太清楚自己的报酬函数。

西蒙提出“满意原则”来刻画人们的实际选择行为，即经济当事人不是想得到最大报酬，而是想获得满意。也就是说，经济当事人的行为原则是在一定条件下的策略集中找到了一个满意解。在不可能达到最优选择的情况下，或者在计算成本太高的情况下，经济当事人会寻找一个满意的而不是最优的选择。

制度路径依赖理论遵循西蒙的有限理性假设，演化过程也就是人们不断克服无知的过程，这也是演化的内在动力。

2.个体具有异质性

新古典经济学认为，经济当事人是同质的，根据自己面临的外部环境(资源约束、信息约束)做出决策，获得信息和处理信息的能力不存在差别。而在制度路径依赖理论中，因为每一个经济当事人的策略集都不相同，所以，经济当事人是异质的。

演化经济学也用“个体群思考” (populationthinking)来描述个体的异质性。个体群思考在进化生物学中首先得到了发展，它与非演化的类型学思考(typoloscd thinking)相对立。所谓类型学思考，是指把所有的变异都看作是对理想类型的偏离，看作是由于暂时的干涉力量所导致的畸变。因此，为了集中在现象的本质上，类型学思考就把基本类型和它们的具体例子之间的差异看作是某种可以忽视的东西。正是这种类型学的推理，产生了新古典范式的给定偏好和个体同质性的假定，排除了多样的可能，因而无法容纳个体的创造性和新奇行为。相反，在个体群思考中，多样性是演化赖以发生的基础。

制度路径依赖理论秉承了个体异质性的假定，认为在制度与组织的互动过程中，每一个经济当事人会选择不同的策略，不同组织中经济当事人的技术、学习能力的差异导致了制度多样性的产生。

3.历史是重要的

新古典经济学并不重视时间和历史性，路径依赖理论则强调历史重要性。保罗・大卫(Paul David，1985)给出了历史重要的含义：“过去事件和过去事件导致的状态的影响应该是和现在有关的――通过随机事件、影响和结果性的状态这样一个固定的关系链――我们可以清楚过去事件如何对未来事件产生影响。”当然，制度路径依赖理论并不是鼓吹历史具有决定作用，而是强调每一件实际事情都有它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突出了经济过程具有不确定性和时间不可逆性等重要特征。

多西(D0si，G.)和梅特卡夫(Metcalfe，J.S.)认为，经济社会系统的不可逆概念是指个人或组织等行为者现在的行为将对未来决策过程或系统的未来结构及其变化路径产生重大影响。玛格丽特・利瓦伊(Margaret LeA)(1997)指出：“路径依赖意味着，一旦一个国家或者区域不得不朝着某一路径前进，逆转成本就非常高。虽然存在其它可供选择的路径，但是，现有的制度会破坏试图逆转最初选择的行动。最好的比喻是一棵树。从相同的树干出发，然后出现很多不同的树枝。尽管一个爬树的人可以从一棵树枝爬到另一棵树枝，或者沿着树枝退下来，但是，爬树者最开始爬的那棵树枝是他最有可能沿着继续爬的树枝。”

四、制度路径依赖理论的基本分析框架

制度路径依赖理论经过20多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一个关于制度路径依赖过程的基本分析框架。

1.确定形成制度路径依赖的各种自增强机制

自增强是指在一定的条件下，微小的事件会被扩大和发展，而不是趋于消失。一般来说，制度变迁过程中存在的自增强机制越多，制度路径依赖出现的概率就越大。

保罗・大卫(1985，1995，2001)和布赖恩・阿瑟(1989，1990，1994，1996)给出了自增强机制的五种来源，即高昂的转换成本、递增的报酬、网络外部性(这种效应使其与其他采取相同行动的参与人在“和睦相处”时占有优势)、学习效应(该效应能降低生产成本)和适应性预期(某种产品在市场上的普遍流行使人们相信它还会进一步流行)。诺思(1990)，格雷夫(1997)，凯姆普(Kemp，1997)，温德鲁姆(Windrum，1999)和皮尔森(2000)把阿瑟的分析扩展到法和经济学、政治学中，尽管没有阿瑟那样系统和完整，但他们也考虑了自增强的影响，给出了其它五种自增强机制，即正式的法律约束、非正式的文化约束、人们的主观理解、既得利益约束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诺思、皮尔森等人认为，形成技术路径依赖的各种因素可以完全套用到制度领域，用来分析制度路径依赖特征，但是，伍尔德曼(2004)却认为，制度变迁过程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制度路径依赖过程有其特殊的含义，在确定形成制度路径依赖的各种自增强机制时，要和技术路径依赖过程进行区别。他认为，制度变迁和技术变迁过程中的自增强机制可以进行类比，如表1所示。

伍尔德曼分析了上述10种自增强机制发挥作用的途径和判别自增强机制的方法，并对各种自增强机制在制度路径依赖过程中的作用大小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在这10种自增强机制中，转换成本(伍尔德曼，2004)、运行成本(伍尔德曼，2004)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温德鲁姆，1999)是造成制度锁定的关键因素，而正式的法律约束(诺思，1990)、非正式的文化约束(格雷夫，1997)和既得利益约束(凯姆普，1997)虽不直接造成制度锁定，但它们却决定了转换成本的大小，起到强化或者减弱制度锁定效应的作用。同样，网络外部性(阿瑟，1994)和学习效应(阿瑟，1994)也不直接造成制度锁定，但它们决定了运行成本的大

小。人们的主观理解(凯姆普，1997)和适应性预期(阿瑟，1994)是更次要的机制，它们通过影响以上8种机制起作用。伍尔德曼用图1来表示这10种自增强机制之间的关系：

需要注意的是，各种自增强机制之间并不是相互排斥的。它们彼此影响，以复杂的方式建立起一个决定性的动力，推动动态系统走向路径依赖。

2.分析制度演化的过程及其性质

阿瑟(1989，1994)和皮尔森(2000)指出，自增强机制会使制度演化过程呈现以下几个特征：

(1)结果的不确定性。阿瑟认为，多重均衡在报酬递增过程中是可能发生的，而具有报酬递增特点的制度变迁过程的最终结果具有不确定性，是不可预测的。

(2)不变性。在制度变迁过程中，如果一项活动能够提供较高回报，这项活动就会被更多地采用，首先选中的活动在以后也更可能被选中。政策工具的选择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假设政策制定者有若干种不同的政策工具可供选择，由于偶然因素，政策制定者选择了某种政策工具。随着这种政策工具的实施，它不断地得到完善，因此，政策制定者就更偏好于使用这种政策工具。即使其他政策工具可能具有更高的效率，它也仍然会占据主导地位。

(3)历史上的偶然事件对最终结果有显著影响。历史上的偶然事件不能被当作“噪音”来处理，其影响是不容忽视的。以DOS/WINDOWS操作系统为例。在DOS/WINDOWS操作系统刚开发出来时，使用这种操作系统而非其它操作系统的这一现象是偶然的，想购买计算机的人可以选择其他操作系统，然而，实际情况是，越来越多的人使用这种操作系统的计算机，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软件工程师依照这种操作系统的标准来开发软件，从而使DOS/WINDOWS计算机更加便宜，并对潜在的使用者更有吸引力。可见，早期小事件的作用可能会被放大，从而对最终结果产生显著影响。

3.确定打破“锁定”状态的条件。诺思指出，起始阶段形成的制度可能会在现有制度下创造出一些组织和强有力的利益集团，它们以自己的利益来影响政治实体，从而导致制度的无效率，并在经济中演化出一些加强现有激励与组织的政策，使无效制度持续下去，直到进入“锁定”状态。要打破这种制度“锁定”状态，其条件取决于形成自我强化机制的各种因素的性质。阿瑟(1994)指出： “从次优的状态中退出取决于造成锁定的自增强机制的类型和可逆的程度。”寇文和古恩比(Cowarl and Gunby，1996)指出： “任何以改变现有状况为目的的政策都不得不面对强化现有状况的机制造成的困难”。

(1)学习效应和网络外部性的自增强效应是很难逆转的。学习效应通常是不可逆转的，因为人们不大可能忘记他们所学到的有关现有的制度，大部分人都遵循现有制度去办事。人们学会了在给定的制度下更快地工作，这种“干中学”带来的自增强效应是很难逆转的。网络外部性在理论上是有可能逆转的，但是，政府官员往往不愿意逆转这种有利于他们的正网络外部性。他们会竭力地维护现有的网络，从而导致网络外部性产生的自增强效应也很难逆转。

(2)转换成本产生的自增强效应相对容易逆转。转换成本能够降低，这意味着它是可逆转的。转换成本需要一直降低，直到转换到更好的制度的可观察到的收益超过转换成本。决定转换成本的自增强效应程度的因素――正式的法律约束、非正式的文化约束和既得利益约束，也都是可以逆转的。

五、结语

“路径依赖”概念向人们传递了这样一种思想：即组织的结构和制度的结构是从这样一个过程中产生的：在这个过程中，过去的事情影响着未来的发展，使之沿着特定的路径发展，这条路径是在对过去事件的适应下产生的。

制度路径依赖理论目前还处于发展之中。诺思将路径依赖引入制度变迁的分析中，是一项很有意义的事情。今后，制度路径依赖理论很可能关注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

1.变化如何产生是制度路径依赖理论应该关注的问题

如果路径依赖的动态过程保留了过去的形态，那么我们是怎样达到现在这种远远不同于过去的状态呢?如果历史像制度路径依赖理论所说的这样重要，那么我们如何“摆脱”历史的影响呢?制度创新又是如何出现的呢?根据大多数学者的观点，路径依赖过程是“刻点均衡” (punetuated equilibrium)过程，制度创新要在一定的条件下才能出现，变化只有在“临界点”(critical junctures)上才可能发生。但是，为什么存在“临界点”呢?这个问题还没有得到很好的研究。所以， “临界点”的产生条件是制度路径依赖理论应该关注的一个方向。

2.深入剖析造成制度路径依赖的正反馈机制

应该如何描述路径依赖过程阻碍变化发生的过程呢?它们受到正反馈机制的影响吗?我们可以用负反馈机制来分析这个过程吗?如果我们同时运用正反馈和负反馈机制来分析，路径依赖是不是就没有什么意义?在以后的研究中，应着重分析造成制度路径依赖的各种正反馈机制，关注各种正反馈机制如既得利益约束、学习效应、网络外部性之间的关系。同时，要注意比较在正反馈机制和在负反馈机制的作用下，制度会发生哪些变化。

责任编校　周全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