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早期汉语词典的编纂及出版

摘 要 自16世纪耶稣会士入华，借助耶稣会的东方传教通信和出版机制，入华耶稣会士成为了“中学西传”的媒介。然而，欧洲学界并不满足于入华耶稣会士对中国语言笼统的介绍，凭借入华耶稣会士传入欧洲的中文文献，欧洲东方学家们通过自己的努力致力于汉语研究，并在欧洲出版发表了他们的研究成果，为日后欧洲汉学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文章探究欧洲东方学家汉语学习、词典编纂及在欧洲出版的机制。

关键词 东方学家 汉语 词典 编纂 出版

汉欧双语词典史从16世纪末罗明坚、利玛窦编纂汉葡、葡汉词典开始，直到19世纪初马礼逊出版世界上第一部汉英英汉词典，期间在中国流传的都是汉欧双语词典手稿。而在欧洲大陆，曾经出版过汉欧双语词典。在此，笔者对欧洲历史文化语境中出版的最早三部汉外词典做一介绍。

欧洲的汉语学习、词典编纂及汉语研究是在“中学西传”的背景下发生的。入华耶稣会士成功进入中国之后，急需吸收更多的人加入耶稣会前往中国传教。借助16世纪后半叶耶稣会建立起的东方传教通信出版机制，入华耶稣会士写给欧洲总会长的年度报告和给欧洲教会亲友的书信频繁在欧洲出版。对于在华耶稣会士而言，掌握汉语、了解以儒家经典为代表的中国文化是在华传教策略的必要基础，他们书信中对中国语言、文化、历史的介绍刺激了欧洲汉学研究的诞生；而对于广泛汲取知识的欧洲知识分子、对“异国情调”感兴趣的民众和致力于海外扩张的君王而言，在华耶稣会士的报道则满足了他们对神秘东方的好奇心。在这一过程中，在华耶稣会士与欧洲本土汉学家之间有着密切的学术联系。

然而，随着“礼仪之争”的爆发，耶稣会士在争论中所持的立场和观点，不仅使整个耶稣会受到其他教派的攻击，也使耶稣会士的著述在欧洲受到了一定的排斥，这为欧洲本土东方学家们的汉学研究及其著述的出版，提供了绝佳的时机。“礼仪之争”爆发之前，在华耶稣会士有关中国的著述内容非常广泛，在此之后，耶稣会在欧洲的出版一边倒地侧重于中国典籍外译，客观上造成了汉语语言学著述的缺失，而此时欧洲东方学家们对汉语语言有着专一的兴趣和极大的热情，这也是促使欧洲汉外词典作者基歇尔（Athanasius Kircher， 1602―1680）、门采尔（Christian Mentzel， 1622―1701）、巴耶尔（Gottlieb Siegfried Bayer， 1694―1738）等人进行汉学研究的另一个原因。

一、基歇尔与欧洲出版的第一部汉法词典（1670）

基歇尔，享誉欧洲的著名学者、耶稣会士，他“被称为‘自然科学家、物理学家、天文学家、机械学家、哲学家、建筑学家、数学家、历史学家、地理学家、东方学家、音乐学家、作曲家、诗人’”（张西平 2010：5）。在熟悉自己国家历史地理的中国人眼中，从未来过中国的欧洲人基歇尔所著的《中国图说》显得陌生甚至荒谬（见图1）。然而，由于基歇尔在欧洲享有无可匹敌的学术声望，《中国图说》“出版后二百多年内，在形成西方人对中国及其邻国的认识上，基歇尔的《中国图说》可能是独一无二的最重要的著作”（张西平 2008：189―201）。

1670年法文版的《中国图说》有一个法汉词典（Dictionaire Chinois & Francois）的附录。马西尼教授（1670）认为这个44页的中法词典“可以被视作第一部、甚至跨越一个世纪唯一的一部印刷版汉欧字典”。显然，从未到过中国的基歇尔不可能是这部汉法词典的作者，基歇尔与卜弥格（Michael Boym，1612―1659）、卫匡国（Martino Martini，1614―1661）、白乃心（Johann Grueber，1623―1680）、曾德昭（Semedo Alvaro，1585―1658）等来华耶稣会士都有密切交往，仅依靠历史记录尚无法确认作者。马西尼通过研究词典注音追踪作者，也因受文献限制，未得出最终结论。

这部汉法词典收录2493个词目，按照给汉字注音的拉丁字母排序，提供法语对应词。像所有早期汉欧双语词典一样，词目都是字、词和短语混杂的形式。这部汉法词典没有汉字，而是以汉字的拉丁字母注音替代汉字，它的出版也仅是为了满足欧洲读者的猎奇心理，基本上没有实用价值。

然而，基歇尔在《中国图说》中收录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在欧洲汉学史上却有着深远的影响。“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注音和拉丁文对译词是由卜弥格和他带回欧洲的两名中国人合译的。[1]基歇尔书中所收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采用了三译法，首先将所有的汉字进行编号，其次给每行的每个汉字用拉丁字母注音（见图2），最后再进行逐字拉丁文翻译（见图3），汉字、注音及拉丁文对译词之间全都依赖编号一一对应。虽然碑文的编排形式不是词典，但是在历史上，尤其在17世纪被作为词典和汉语学习教材存在并被使用，由此进入了欧洲汉学史。这其中的奥秘就在于，欧洲出版的《中国图说》中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首次印刷出版了大量的汉字（汉字共计1662个，少部分汉字有遗漏），并且对碑文中有编号的汉字进行了拉丁文注音和对译，对欧洲学者而言，这是弥足珍贵的关于中国语言的一手文献。这与1585年门多萨出版《中华大帝国史》时在欧洲首次发表的三个汉字相比，已经是质的飞跃了。虽然这些汉字由欧洲人抄写，一些汉字常出现缺笔或者增笔等各种笔误，转译过程中所提供的拉丁文对译词也存在相当多的错误，但这样一篇对基督教至关重要的汉外双语文章的印刷流通以及基歇尔享誉欧洲的名望，都增加了“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在欧洲的影响力。笔者推断“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中的大量汉字应是在金属版上用腐蚀液腐蚀或直接用针或刀刻制而成的，其原理和铜版画相同。否则，仅出版此书就需要制作大量的汉字活字，这在当时的欧洲是相当费钱费力的事情。

二、门采尔与《拉汉字汇》（1685）

门采尔，原本是腓特烈・威廉（Friedrich Wilhelm I）大选帝侯的御用内科医生，植物学家，1685年当选为普鲁士医学院的院士。他在六十岁高龄才开始自学汉语，从未到过中国，却对汉字颇为痴迷。大选帝侯腓特烈对中国也有着浓厚的兴趣，不吝重金购买并收集有关中国的书籍，[2]重薪聘请耶稣会士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 1623―1693）到柏林指导门采尔。耶稣会士闵明我（Claudio Flippo Grimaldi）途经柏林时，也曾帮助门采尔学习和研究汉语。1685年起，门采尔兼任大选帝侯王室图书馆馆长，负责采购保管珍贵的汉籍。1692年门采尔退休之后，仍继续他的汉学研究。门采尔时常提到《字汇》、卫匡国的汉语语法、多明我会Francisco Diaz的汉外双语词典，在腓特烈的支持下，他也出版中文著作，其中有一个作为附录出现的《拉汉字汇》（Sylloge Minutiarum Lexici Latino Sinico， 1685，见图4、图5）。

《拉汉字汇》以拉丁语词为词目，按拉丁语词首字母A―Z的顺序排列词目，常常是一两个拉丁词对应一个汉字，个别拉丁语词对应两个汉字，如“ex”对应的是“之中”。《拉汉字汇》仅收录约529个拉丁文词目，对应五百余个汉字。

《拉汉字汇》中的汉字是欧洲人书写的，因此，常有笔误或缺损增加笔画的。经笔者调查，发现门采尔《拉汉字汇》的汉字注音方案基本与“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中的注音相同，有些细节如注音符号等略有不同，更为蹊跷的是，同一个汉字在门采尔的《拉汉字汇》中的拉丁文对译词，往往与大秦景教碑中的对译词极为接近或相同。门采尔很可能是以“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为底本，按照词表的编排法，重新进行了排列和整理。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汉拉对译版在欧洲汉学史上的影响力。

虽然门采尔的《拉汉字汇》看似非常单薄，但只有与同时期出版的另一部汉学著作相比，才能凸显《拉汉字汇》的价值。门采尔汉学老师柏应理1687年在法国巴黎出版了《中国哲学家孔子》（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一书。柏应理原计划在《中国哲学家孔子》一书的译文中加入一些汉字，这也是欧洲学者们期待的，然而，由于在欧洲出版印刷方面的实际困难，他放弃了初衷。门采尔《拉汉字汇》中的五百多个汉字都是木活字印刷，而这些中文木活字的制作则要归功于门采尔之前的大选帝侯王室图书馆馆长米勒（Andreas Müller， 1630―1694）。米勒对汉语的研究主要靠基歇尔《中国图说》中的汉拉“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他宣称自己找到了快速掌握中文的“中文钥匙”（Clavis Sinica），[3]因此获得大选帝侯慷慨的经费资助，在充裕经费的支持下，米勒制作了这批汉字活字并将其留给了大选帝侯图书馆。门采尔充分利用这批汉字活字出版了《拉汉字汇》，出版后还将《拉汉字汇》送给了柏应理，柏应理在回信中对门采尔的书大加赞赏。以柏应理的汉学学识来看，这种赞赏并非是对《拉汉字汇》本身的肯定，而是对门采尔孜孜不倦研习汉语的肯定，也有对他克服困难在欧洲出版《拉汉字汇》的肯定。从学术史上看，《拉汉字汇》的出版价值远高于它的学术价值。

图6是德国柏林国家图书馆藏汉字字模，全部为木活字，保存良好，有专门定制的柜子收纳汉字字模。值得注意的是，正方形、大字活字字模因带边框，并不适合中文印刷出版，而图右下角的一些长条形汉字模板，很可能被门采尔用于中文出版。[4]

三、巴耶尔与《中文博览》（1730）

巴耶尔自幼就听教父向家人提起米勒神奇的《中文钥匙》一书，而他的教父很可能就是为米勒刻写汉字字模的工匠，巴耶尔因此笃信任何人都可以在短期内通过自学学会汉语。他具有出色的语言能力，对拉丁语、希腊语、希伯来语都颇为精通，从19岁开始钻研汉语，试图发现汉字及汉语语法的规律。而真正有机会接触汉籍则是通过柏林王室图书馆，研读并抄写门采尔留下的手稿、文章以及藏书。在研习汉语过程中，他也痛苦地认识到，在欧洲仅凭自学是无法掌握汉字的读音并与中国人交谈的，但这并不妨碍他的汉学研究。1726年，巴耶尔到俄罗斯圣彼得堡新创建的科学院任职，主攻古希腊、古罗马史研究，由于他越来越痴迷于汉学研究，后来转为东方学教授，发表了一系列关于阿拉伯语、波斯语甚至蒙、藏、满语的文章。而他最专注的汉语研究，受益于他从柏林王室图书馆抄写的汉西手稿词典、早期的一些汉学手稿、耶稣会士的书信。1730年，他在圣彼得堡出版了《中文博览》（Museum Sinicum），这是欧洲出版的首部专门分析中国语言的学术专著。

巴耶尔在《中文博览》中首先分析了他所知道的汉字起源和本质，之后是汉字篇，继后是语法篇、漳州方言篇，还收录了在欧洲流传的《大学》《小儿论》中的短篇作为课文。从该书的布局来看，巴耶尔想要写一部全集全解性质的汉字汉语著作。然而，由于该书有限的篇幅，以及巴耶尔所具有的有限的汉语水平，他的目标并未完全实现。他对这些汉语文献的来源非常坦诚，多次提到门采尔关于汉语的文章及手稿，门采尔收藏的那部Francisco Diaz的手稿汉拉词典，《大学》中的两节译文也摘自门采尔，此外，他还参照了欧洲出版的在华耶稣会士如卫匡国、柏应理等人的著述。

仅就汉字篇来看，丹麦学者龙伯格（Knud Lunbk ，1694―1738）的专著《汉学先驱巴耶尔》虽然用“dictionary”对译原标题“Lexicon Sinicum”；但从内容上看，巴耶尔书中的这一部分算不上“词典”（dictionary）。巴耶尔根据汉字214部重新编排了一个字表（见图7），字表中汉字部首、笔画与汉字杂糅，这是他在试图探寻汉语中那些类似欧洲语言“字根”的部首或笔画，以及由它们构成的相关汉字，是对汉字构字法进行研究的成果。像基歇尔一样，巴耶尔给每个汉字或部首笔画标号，并提供了部分汉字对译，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个字表具有一定的双语词表的性质。然而，这一部分的汉字书写极为糟糕，错字笔误比比皆是，这样以讹传讹的词表在历史上并未产生实质性的影响，仅为巴耶尔在学界博得了汉学家的名望，而巴耶尔自认为他的《中文博览》超过了过去所有人的汉学著作。

龙伯格等欧美学者对巴耶尔去世前未曾完成的另一部汉拉大词典颇感兴趣。巴耶尔因收到了驻华耶稣会士巴多明（Dominique Parrenin， 1663―1741）赠送的一部汉拉词典抄本（见图8），还有从北京获得的中文字典《字汇》《海篇》， 加之与巴多明的通信和友谊，让他坚信他的汉语研究将会取得突破性的进展，成为欧洲汉学界开创性的人物，于是他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汉学研究中去。1732年，巴耶尔开始编写《汉拉大词典》。

巴耶尔研究了巴多明送给他的在华传教士编写的汉拉词典抄本后，认为这部汉拉词典的汉字词目编排方式对欧洲人来说几乎无法使用。其实，这部汉拉词典抄本是按注音排序的，对在中国生活、与中国人有直接接触的欧洲人在听到陌生汉语字词、查阅汉字来说是最有效的工具书，但是远在圣彼得堡以汉字读写为主的巴耶尔更青睐中国传统字书（如《字汇》）根据汉字字形归纳的部首排列法编排词典。巴耶尔向来视汉语的214部以及部首排序法为解读汉字奥秘的必要工具，无视在华耶稣会士友人对他的告诫：在欧洲没有中国老师教授的情况下自学汉语是无法完全理解汉语语言的，汉字的书写并不同于中文字书的印刷体，这也是婉转批评他的《中文博览》一书，然而巴耶尔仍执着地继续他的汉语研究和《汉拉大词典》的编写，从《字汇》中翻译一部分内容以补充汉拉词典，直至1738年巴耶尔的早逝才使得《汉拉大词典》的编纂不了了之。

四、结 语

回顾历史上欧洲早期出版的三部汉外词典以及它们的出版过程，这一段历史与欧洲早期汉学史有很多交叉。欧洲东方学家的汉学研究是继入华耶稣会士之后，与入华耶稣会士的研究大相径庭的一个独特的学术传统。这些学者都未来过中国，都是著名的东方学家，仅凭入华耶稣会士提供的信息和文献就致力于汉语的研究，求知的勇气可嘉。与入华耶稣会士相比，他们没有机会亲临中国学习汉语，但他们却对汉语研究十分专注和好奇，因此，在汉语著述极度匮乏、对汉语充满各种奇异猜想的欧洲，[5]欧洲本土东方学家的汉语研究和著述仍具有一定的价值。藉此，欧洲人才得以一窥汉语的奥秘，基歇尔、门采尔、巴耶尔等人的汉学著述仍然是欧洲人了解中国语言的钥匙。从这个意义上看，基歇尔、门采尔、巴耶尔是欧洲汉学史上当之无愧的启蒙人物，他们的汉学著作也是欧洲汉学史的里程碑之一。

这些欧洲东方学家的汉学研究，虽然曾受到欧洲君主的资助，但在18世纪初期，尚不具有萨义德所说的具有殖民、统治色彩的东方学内涵。18世纪的欧洲对东方语言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东方语言主要指的是欧洲近东地区的语言，如希伯来语、阿拉伯语、埃塞俄比亚语、亚美尼亚语以及波斯语等，远东的语言如汉语、日语都已经进入了欧洲东方学家的视域。在本文中，门采尔和巴耶尔对远东语言如汉语的研究，多是出于学识广博的语言学家个人的兴趣和热情而进行的纯粹学术探究（虽然支持他们进行汉学研究的机制或赞助人或许具有某种企图），他们的汉学研究也会受知识和观念的主观局限，然而，他们的汉学研究是以学术求知为终极目标，学术性超越政治性。

附 注

[1]关于基歇尔与卜弥格的关系，详见[波]卜弥格著，[波]爱德华・卡伊丹斯基波兰文翻译，张振辉、张西平中文翻译. 卜弥格文集.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22―28.

[2]关于德国柏林国家图书馆的汉籍藏书，见张国刚. 中国人编写的葡汉词典――柏林国立图书馆“汉学书库”访记. 中华读书报：1999年11月3日。另有杨慧玲. 德国图书馆中文藏书述要. 惑问WAKUMON：No.17（2009）.日本：关西大学出版。

[3]笔者在欧洲遍览米勒的书，他的书中极少出现汉字，据此可以判断他的《中文钥匙》有夸大之嫌。1748年他去世后出版的书中竟然把日文字母当作汉语字母“Alphabetum Chinese”，其余汉字短文也都是抄自入华耶稣会士。

[4]这批木活字藏在德国柏林国家图书馆汉学书库库内，张国刚称其为镇库之宝，认为这批字模没有真正用于印书。笔者图中所示的左边大字字模基本上如张国刚所说，并非是中文出版所用。但是，笔者在汉学书库查看这批珍贵的木活字字模时，注意到处于一角的长方形字条，如图中右下角所示，这些很可能是17世纪欧洲用于出版汉字的字模。笔者曾与日本高田时雄教授探讨过，他赞同笔者的推断。

[5]虽然在华耶稣会士早在1628年就在中国刻印出版了《西儒耳目资》，现在欧洲一些图书馆档案馆也有收藏，然而，在17世纪到18世纪初期，《西儒耳目资》并不为欧洲学界所知所用。此外，在华耶稣会士学习汉语编写的汉语词典和语法等语言学工具书，传入欧洲的寥寥数部也被视为珍稀之物收藏，未能在欧洲出版就意味着没有进入到知识流通领域，因而，对欧洲汉学的实质性影响不大。

参考文献

1.马西尼著.对欧洲出版的第一部中文字典的注释（1670年）. 杨少芳译. 国际汉学（第十八辑）.郑州：大象出版社，2009.

2.卜弥格著.卜弥格文集.爱德华・卡伊丹斯基，张振辉，张西平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3.张西平. 神奇的东方――中译者序.∥中国图说. 河南：大象出版社，2010.

4.张西平. 17世纪德国汉学研究――以基歇尔、米勒、门采尔、巴耶尔为中心.中国文化研究，2008：189―201.

5.Lunbk K， Bayer T S. Pioneer Sinologist. Virginia：Curzon Press， 1986.

（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 北京 1000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