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何以为欧洲?”

陈乐民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欧洲研究专家,“欧洲学”概念的首创者。他的毕生事业都与欧洲紧密相连,先赴欧洲工作,在欧洲许多地方为国家广交朋友,后专以欧洲为治学对象,“欧洲观念”、“欧洲文明”、“欧洲学”是他使用的几个关键词。在治学上,先生终其后半生,以等身著作探讨着这样两个问题――“欧洲何以为欧洲?中国何以为中国?”为解答这两个问题,先生生前提出了“欧洲学”概念,试图构建一个欧洲研究的学科体系,将欧洲(包括东欧在内)作为一个文明的整体,对之作立体的、多层面的和综合的观察,揭示出欧洲何以能不断向前发展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因素。同时,以之为参照系,探讨“中国何以为中国”以及中国未来发展从欧洲经验中吸取可借鉴之处。陈先生的欧洲研究,“看的是欧洲,想的是中国”。

一、“欧洲”是一种观念

在“欧洲”这个术语下,人们根据自己的需要可以或已经塞进了太多不同的东西。不同时期的欧洲具有不同的含义:中世纪的欧洲是基督教的欧洲,是神权覆盖下的区域;近代的欧洲是“势力均衡”的欧洲,是大国纵横捭阖的舞台;冷战时期的欧洲是分裂的欧洲,是美苏对抗的前沿阵地……如何从这些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中建构一个为大家普遍认可的欧洲概念成为欧洲研究的首要问题。陈先生指出,“欧洲观念”是欧洲意识和民族意识的统一,是同一性和多样性的统一,并随着历史的发展而演变。陈先生分析“欧洲观念”背后的方法是他将自己的经历转化为学术思考,是在观察欧洲一体化进程时所作的理论思考。

“欧洲观念”既具有欧洲意识,又具有民族意识。“欧洲观念”反映的是两种含义的交织:欧洲有自己的“认同性”,欧洲主义者侧重这一面;欧洲又是不同民族国家构成的,民族主义者坚持这一面。欧洲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悖论是欧洲的常态,综合在“欧洲观念”里。 陈乐民:《我为什么要进入文明史的研究》,《欧洲研究》,2004年1期。今天,欧洲人的相互“趋同”和“认同”意识并

没有从根本上取代历史上民族“对立”的情绪。

“欧洲观念”的含义随着历史的发展而演化。当欧洲正在形成的时期,“欧洲观念”指的是人对欧洲存在的确认。就是说,欧洲人经过相当长的历史,逐渐对自己生活的地区形成一种共同的自我意识,并给这个地区取名“欧罗巴”。这就是古代史期到中世纪偏后时期的“欧洲观念”。陈乐民:《“欧洲观念”的历史哲学》,东方出版社,1988。276最初,希腊人通常用“欧罗巴”一词来指地中海以北的地理区域,但随着海陆交通的增多,希腊人便将西方的广大地方称为“欧罗巴”,而把东方的广大地方叫做“亚细亚”。 郭华榕、徐天新:《欧洲的分与合》,京华出版社,1999。1正是神话传说展示了最早阶段的欧洲地理图景,“虽然它只处在神话层面上,却包含了一定的理性因素。它促使希腊人对自己所处的更大的地理和人文世界进行思考,推动了欧洲向地理概念演进,最终形成了具有丰富文化内涵的欧洲认同”。 张旭鹏:《古代世界的“欧洲”观念》,《四川大学学报》,2003年6期。“欧罗巴一词最早来自古埃及语,后传入腓尼基语,词根为ereb,原义为日落。腓尼基人生活在东地中海与黎巴嫩山脉之间狭窄的走廊地带,每天望见太阳下落的余辉撒在海面上。”〔3〕5欧洲学者考证发现,“在公元前8世纪希腊诗人赫西奥德的一篇著作里,欧罗巴这个名字首次出现。” 德尼兹•加亚尔等,蔡鸿滨译:《欧洲史》,海南出版社,2000。1希腊人信奉的原则是:“人,要认识你自己”,欧罗巴的故事恰好为我们认识欧洲地理的早期形象提供了线索和想象的依据。

基督教的传播在精神上把欧洲“统一”起来。在教权与政权有分有合的复杂关系中,在民族国家的成长过程中,连年兵戎相见,同时又要对付来自东方如土耳其人、撒拉逊人的压力。然而与此同时,欧洲文化的认同过程加速了;欧洲人,特别在欧洲西部的欧洲人,在历史的进程中,越来越把“我”与“非我”划分开来,因而具有了“自我意识”,这种意识便是所谓的“欧洲观念”。 陈乐民、周弘:《欧洲文明的进程》,三联书店,2003。9―10到中世纪末期,随着民族国家在欧洲出现,欧洲在政治上四分五裂,于是欧洲人萌发了复归昔日“一统”局面的念头,或以民族国家的联合或联盟求安宁与和平的思想。从欧洲进入近代史期起,“欧洲观念”逐渐增加了寻求“统一”的趋向。〔2〕276―277欧洲近代思想家开始设计各种“联盟”方案。

当代欧洲发展以“欧洲观念”为基础,把欧洲作为“一体”是历史的要求,超越国界地去观察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问题。“欧洲统一”便成为一种悬在原则高度的远离现实的理想。〔2〕271―272,184―185欧洲社会到19世纪中叶以后,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和精神条件都已齐备了。在政治上是代议制为特征的民主,在经济上是以利益原则为制动力的市场经济机制,在精神上是以经验主义、理性主义和唯物主义为基本特征的对自然界――物自体――的科学探索。对近、现代欧洲社会起支撑之力的,就是这三根支柱。〔6〕11欧洲到了20世纪对人类文明有两大贡献:一是为各种“主义”提供了执政的实验场所:民主主义、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等都为人类社会提出的历史发展问题做出了19世纪以前做不出的答案;二是“欧洲联盟”是这个世纪的一个创举,千数年来的“欧洲观念”终于成为现实。〔6〕12

在此基础上,陈先生删繁就简,指出“欧洲观念”从古到今有三层内涵或三种因素交叠着,不同时期有不同侧重:文化的、政治的、经济的。以进入近代史期为界,以前偏于文化传统的内涵。以进入现代史为界,以前偏于政治内涵,为争取欧洲的和平而提出“欧洲联邦”之类的主张。至20世纪50年代,以经济联合为主、政治经济相结合的欧洲共同体便出现在欧洲。〔2〕279

“欧洲观念”的提出是陈先生在将欧洲一体化的现实转化成理论讨论的源泉。在历史上,欧洲发展将多样性与一体化相结合在一起,“欧洲观念”的概念无疑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尽管欧洲一体化是以煤钢共同体建立作为真正的起点,但这种进程背后是欧洲统一观念的巨大推动。正如民族国家通过创造民族象征和神话以及重写历史作为建立民族认同的一个组成部分,欧洲一体化进程也反过来加速了“欧洲观念”的建构。1972年巴黎峰会就提出建立欧洲认同和欧洲政治联盟的目标。1973年的哥本哈根峰会正式发表“欧洲认同宣言”,该文件认为欧洲认同的基础是“共同的传统”和“国际社会的共同行动”,同时在欧洲一体化的过程中必须尊重“欧洲统一的动态特性”。“欧洲观念”的特征将是一个具有多重欧洲民族认同之上的多重认同,将随着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演进而不断演化。

近年来,关注欧洲整体性质的人逐渐增多,“欧洲模式”、“欧洲精神”、“欧洲认同”、“欧洲性”、“欧洲特性”等概念对解释当今欧洲发展都具有较强的解释力。而陈先生的“欧洲观念”是一种较受关注的提法。欧洲观念是对现实问题的追根溯源,它来源于人们解释欧洲现实发展的需要,服务于当代欧洲研究。

二、“欧洲”是一种文明

作为一个广义的文化统一但政治分裂的文明单位,欧洲是现代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的发源地。民族国家的兴起导致了欧洲的长期分裂和战乱,但二战后由共同市场六国开始的欧洲国家重新融合已成为世界历史上最值得研究的现象之一。欧洲被人们说成是一块块迭加糅杂在一起的碎片。我们要从支离破碎中获取欧洲的整体形象。陈先生提出,欧洲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或政治、经济概念,更重要的,它尤其是历史文化概念。〔6〕407欧洲本身就是一个文化概念,或文明概念,欧洲文明博大精深。欧洲的历史阶段分明,“螺旋形”式向前发展。希腊文明、古罗马、中世纪、近代史期(地理大发现、文艺复兴、宗教革命、工业革命、启蒙运动、实验科学、技术发明等等)一路下来,从一个阶段过渡到下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把社会向前推进一步。 陈乐民、一心:《答〈历史教学问题〉记者问》,《历史教学问题》,2000年4期。把欧洲作为一种文明既能够揭示欧洲的总体特征,又能够从中分析欧洲内部的具体特征。

“欧洲文明”是多样性与同一性的结合。“欧洲文明”有它的共性,同时又同源异流。“欧洲文明”就其整合性可见其宏观上的同(identity),由此而产生“欧洲主义”。就其支脉的分殊性又可见其微观的异(diversity),由此产生“民族主义”。“欧洲文明”不是单一的,它是一个内涵着“认同中有多样”(diversity in identity)和“多样中有认同”(identity in diversity)的综合概念。因此,它对“外”是“欧洲主义”;而对内是“民族主义”。比如现在的“欧洲联盟”,就是“欧洲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结合。〔6〕5“欧洲文明”是一个综合概念。

“欧洲文明”是历史的积淀,具有多样性。促进欧洲社会发展和进步的文明被概括为:以求真善美的希腊思想为源头的哲学、伦理学和美学;重视社会效能的政治学、经济学、法学;凝合人生、人性、人格至善本性的基督教精神;探索宇宙,改造自然,造福人类的科学实践。〔6〕6―7西欧用三四个世纪的时间,阶段分明地备齐了作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政治和精神条件:在制度上是以代议制为特征的、与专制相对立的民主;在经济上是以利益原则为制动力的市场经济机制;还有经验主义、理性主义、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几大社会政治思潮以及几个世纪积累起来的科学思维和科学实验的精神。到今天,以高科技为动力的现代工业革命、信息革命、网络革命,全球性的金融体制,无孔不入的市场力量,等等,都属于水到渠成的欧美文明进程中的事。 陈乐民:《一种历史的观念――传统与现代化及其他》,《书屋》,2001年7―8期。

文明研究是现实向历史的延伸。陈先生说:“当时初建西欧研究所时大家的共识,是把研究的时间范围设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而实际上,大家越来越把关注点放在当前的‘热门’话题上,只跟踪眼前发生的事情。于是我产生了一种印象:这似乎等于把新华社以及当时所能看到的外国通讯社的消息(大部分又都能在《参考资料》上看到)当做基本材料,编写成各类专题性的文字,这样的工作至多是一种资料的整理,很难说是学术性的、理论性的研究。”作为社会科学的国际问题研究,应该不同于外交部的国际问题研究所那样的实用性的工作。国际问题的研究必须和社会科学的“五大支柱”即文、史、哲、政、经结合起来,或者说需要有这些基本学科的滋养和支撑。李慎之说:“研究国际问题的人,首先应该是‘通才’”;“研究者需有文史方面的修养,而‘国际’则代表的是一种广阔的世界眼光。”〔1〕对于任何的欧洲问题,都应当放在一个大的文明背景之下,也就是放在西方文明的背景之下。 陈乐民:《关于欧洲研究的几个问题》,/xueren/china/view.asp?id=556。欧洲被作为一种文明进行历史的贯通。

认识欧洲是为了关照世界。“我感到不了解欧洲,很难了解世界;而假如你不了解美国的话,也还是能够了解世界的。你们不要把美国看得那么大,那么强,它的源头在欧洲。你要不了解欧洲,至少这个世界的一半,你就不了解了。所以我认为,欧洲不只是一个地理概念,它更是一个文化的概念。它不仅仅是geographical Europe,还是cultural Europe。” 陈乐民:《欧洲文明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1欧洲文明依然是世界文明至关重要的源头活水之一,这是他的基本文化理念。

三、“欧洲”是一门学问

中国未来之发展,既要吸收借鉴目前在文明交流中处于优势的以欧洲文明为基础的西方文明,又要弘扬东方传统文化,寻找两者的结合点。要对欧洲(包括东欧在内)这一地区的历史文明(物质的、精神的和制度的)作立体的、多层面的和综合的观察,反映出“一个中国学者眼中的总体欧洲”,以有资于中国的未来发展,需要建立一个学科体系,对欧洲进行全面系统的深入研究。因此,“欧洲”是一门学问,我们将之命名为“欧洲学”(Eurology) 为何使用“欧洲学”(Eurology)一词,陈先生在不同的场合都曾提及曾受日内瓦大学一张海报的启发。“1992年11月,我应日内瓦大学卡普尔教授的邀请去作演讲;他们贴出的‘告示’,说我是中国的‘欧洲学家’(Eurologist)。从一个角度坐实‘欧洲学’在中国学界是可以成立的。”(陈乐民:《西方文化传统与世界历史》,《太平洋学报》2002年第2期)回国后,“在(20世纪)90年代初,我曾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的一些同志提出建立‘欧洲学’(Eurology)的设想”(陈乐民:《关于“欧洲研究”在中国》,《欧洲》2001年1期)。陈先生关于“欧洲学”概念与研究路径的提法,得到国内学者的响应与支持。刘立群、沈雁南等相继发表了一系列有关“欧洲学”的文章――刘立群:《欧洲学刍议》(《欧洲》1995年4期)、沈雁南:《论中国“欧洲学”的建设问题》(《学术界》2000年5期)等。。

“欧洲学”要建构的是欧洲经过怎样的演变而成为今天的欧洲这样一个学术体系。它要构建中国学者用自己的眼睛看到的欧洲,不是像欧洲汉学家那样把中西历史进行比较,而是试图探索一条能看出欧洲何以能够不断向前发展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历史线索。 陈乐民、史傅德对话,晨枫编译:《对话欧洲:公民社会与启蒙精神》,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2通过研究“欧洲何以为欧洲”,说明欧洲文明成长、发展和向外扩张的历史人文条件,揭示欧洲文明的特殊成因和内涵的同时,以之作为加深了解我们自己的参照,从欧洲文明发展进程中审视中华文明的发展,寻找相对欧洲而言,中国何以会在近代以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停滞不前的原因,研究“中国何以为中国”,这是欧洲学在中国发展的客观要求与所应承担的现实使命。简而言之,欧洲学是一门“看的是欧洲,想的是中国”、研究欧洲的学问,它肇始于中国老一辈欧洲研究者振兴中华的宏愿。

回答“欧洲何以为欧洲?中国何以为中国?”这两个问题是欧洲学的核心任务。“欧洲何以为欧洲”这一问题事实上又可分为两个问题:即今天欧洲的现实问题――这又可被归入国际问题研究范畴――和造成这些现实问题的原因及其历史发展进程。关注欧洲现实问题的历史发展进程及其根源,目的在于解决欧洲今天的问题,即欧洲何以会成为今天的欧洲这一问题。欧洲学的研究必须以对欧洲历史(“欧洲通史”、“欧洲思想史”和欧洲“艺文史”,合称“欧洲三史”,实际上又是欧洲研究的“三科”)的研读为基础。 陈乐民:《西方文化传统与世界历史》,《太平洋学报》2002年2期。通过对欧洲历史的学习与研究,探索出一条能看出欧洲何以能够不断向前发展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历史线索,从而揭示欧洲文明的特性。

作为一门学问或一个对欧洲进行综合研究的学科体系,陈先生提出欧洲学的建设与发展应当遵循的三条方针:第一,重视资料的搜集、整理、综合工作。将研究工作建立在完整的资料基础之上。第二,把欧洲看做是一个综合的文明概念:把研究重点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近当代,尤重当前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国际关系等问题,但研究人员应具备相当的历史文化素养;从国别基本情况入手,同时具有从欧洲总体乃至全球的广阔视野。第三,兼顾基础理论的研究和追踪现实的研究并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即通常所谓“应用学科”。 陈乐民:《关于“欧洲研究”在中国》,《欧洲》2001年1期。这三条方针是陈先生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所成立20周年纪念会上的发言,是对欧洲所何以能够在短短20年的时间内获得长足发展的经验总结,这些经验同样适用于中国的欧洲学的建设与发展。

陈先生提出,欧洲研究过程中要处理好欧洲文明中的“一”与“多”的关系,要“别共殊”。处理好“共相”和“殊相”的关系应是“欧洲学”的出发点和基本遵循原则之一。“同一性中包含着多样性,多样性中具有同一性”是欧洲文明的根本性特征。“同一性”以“多样性”为前提,是“多样”的“同一”。这种结合,或矛盾统一,有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在欧洲历史上,特别是在欧洲成为工业欧洲以后,欧洲的“趋同”倾向,即“欧洲统一”的大思潮,与政治经济上的“民族主义”总是绞在一起。因此,欧洲文明既是欧洲的,又是民族的。 陈乐民:《在中西之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153另外,欧洲一地集中了那么多历史文化同源异流的民族国家,也是一个需要“别共殊”的问题。在研究过程中,既要区别诸民族国家各自特有的“殊相”,又要把握它们之间的“共相”。再有,欧洲是一个复杂概念,除了地理和历史的意义以外,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都既有各自独立的内涵,又相互联系和相互融通。因此,在关注“殊相”的同时,不要忘记“共相”,犹似庖丁解牛,既要目有全牛,又要通晓各个关节和它们之间的关系。〔14〕

自欧洲现实问题的研究,进入“欧洲观念”研究,再进入欧洲文明史的研究,既是一种自然的“延伸”,也是欧洲学研究的学术路径。“欧洲观念”是对欧洲作为一个政治、文化的综合概念来看。它怎样既是“欧洲”的,又是民族的;既是理想主义的,又是现实主义的。而“文明史”则是从发展的视角来看欧洲社会是怎样从古代、中古走入近代和现代的。这样的书已是车载斗量了,但那是欧洲人或西方学者写出来的,我们要写的是我们自己悟出来的看法,我们要自己从古到今把欧洲历史走上一遍,亲自品味这沿途的风景,得出我们自己的印象。〔15〕167―168

在研究过程中,要中西兼顾。陈先生指出,国际问题研究是研究世界上的事,但是一个中国学者不可不通晓中国的历史文化、中国的文献、中国的哲学,不应当成为严复所曾抱怨的只懂西文和洋概念、不懂“中学”而成为西人的“羽翼”或仅学得些屠龙之技回来一无可用的当时的中国留学生。〔1〕中国人研究欧洲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认识中国。在认识欧洲文明的过程中,进行“中西比较”应成为所有中国人思维和意识的基本框架,而不是完全从西方文明本身的基本构成来形成自己的方法。我们要做的是,使我们的欧洲研究成为欧洲文明在他乡的一个自我反思。

欧洲学的研究应以对欧洲文明的研究为先导。陈先生对自己的“文明观”毫不存疑,而且在叙述一种文明的历史时,总会千方百计地贯彻这种“文明观”。例如,他“写‘欧洲文明’,意在引出对中国文明的关注和理解”。在他的意图中,“欧洲文明”是作为中国人用来照自己的一面镜子而存在的,〔16〕把欧洲文明作为我们自己的参照,最终实现更清楚认识自己的目的。〔17〕冷静地观察外部客观世界,摆脱恩怨情结和先入为主的价值判断,历史的经验给人以极大的启发。此外,陈先生还提倡和坚持正派的学风和规范化学术研究,主张学风要朴实,不要太功利,扎扎实实写东西。先生也反对走极端,把“规范”变成束缚思想和表现形式的“条条框框”。

欧洲学得益于陈先生首倡,作为一种研究理念、视角与体系,它使欧洲研究不再仅仅局限于狭小的细节,获得了更为丰富的文明史的支撑,使欧洲研究更具有深度、广度。通过各种途径学科研究和课程建设,欧洲学已经在中国生根发芽,能否枝繁叶茂还有待时日。

〔16〕范仄:《“幕后看客”的命运――读陈乐民〈欧洲文明的进程〉》。

〔17〕赵晨:《站在中国看欧洲――读陈乐民、周弘的新著〈欧洲文明的进程〉》,《中国图书评论》,2003年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