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终于可以谈谈梦想

借用高晓松《如丧》一书的副标题，这次我们来谈谈梦想。

年轻总是一件好事，比如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比如青年人，比如初生牛犊不怕虎。年轻让人充满对未来的向往，但同时充满了不确定性。因此一位老师说，年轻人，总不应该去谈理想或者梦想这两个字，因为你想获得的，你想达到的，都是你力所能及的。你有足够的时间，足够的精力。这时候的梦想，或许可以叫做人生规划。梦想之所以称为梦想，是由于它的不可及性。换而言之，当我们距离成功很遥远时，这些话题，才叫做梦想。

那么何为中国梦？2012年11月2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带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参观中国国家博物馆“复兴之路”展览现场。定义“中国梦”——实现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梦想，而且满怀信心地表示这个梦想“一定能实现”。

相对于着眼大局的“中国梦”而言，流传甚广的“美国梦”看起来更加贴近于个人的利益。自1776年以来，世世代代的美国人都深信不疑，只要经过努力不懈的奋斗便能获得更好的生活，亦即人们必须通过自己的勤奋、勇气、创意和决心迈向繁荣，而非依赖于特定的社会阶级和他人的援助。

而我们知道，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指的必定不是一个国家“面子上”的伟大复兴。一个国家的兴盛，来源于它所有拥有梦想，并立志努力实现的人民。而“中国梦”的提出，也是挽救现实中越来越多的“绝望”人群的一剂强心针。

也正因此，我们仿照古人将社会阶层分为“三教九流”，简而化之为从古至今占据现在社会主流的“士农工商”四阶层，《淮南子·齐俗训》有云：“是以人不兼官，官不兼事，士农工商，乡别州异，是故农与农言力，士与士言行，工与工言巧，商与商言数。”作为记者，虽然精力有限，我们也颇努力地摘取了一些现实中的真实“梦想”。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绝离不开这些人或奢望或现实的要求。

梦想，何时能照进现实？

士：扭曲的梦想

虽然是一个很敏感的话题，但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必须涉及的群体：官员。

本期采访到的官员们可谓历史上最难的一次。让记者哭笑不得的并不是这些官员的“官腔”和“官方梦想”，而是他们一再诚恳的说，对不起，在这个位置太久了，我实在已经想不出我作为一个普通人的梦想是什么了。

因此虽然作为一个记者的立场必须要求客观，记者不得已一而再再而三的约请他们谈谈他们遗忘了许久的那些东西。结果很令人吃惊：他们追求的，和我们想象的，几乎完全是两个极端。这并不是一个卖关子的说法，而是作为一篇文章的笔者，在得知这些真相之后，有很长时间甚至决心不去写这些东西。

自隋炀帝杨坚开始，中国就出现了一个让至今所有西方国家诟病——包括我们自己也在不断谴责的制度：科举。八股取士一度成为了当年诸多媒体抨击应试教育的代名词。而至今仍旧每年进行的公务员考试，在许多官员们看来和当年的八股取士“毫无二致”。笔者曾和一位现已成为某市财政局副局长的财政人阖夜长谈，他说，曾有很长的一段时间，这个单位让他感到“恐惧”。因为每个人都是官场上的“油条”，每一句话都要深思熟虑，每一件事都要考虑到各个阶层各个领导的看法。

所以在采访这些人之前可以想到他们的真实想法。如《围城》所说，城外面的人想进来，城里的人想出去。但这些人已经有了太多无法离去的原因，所以有一边打胰岛素一边豪饮的局长，所以有退休数载大部分时间都在医院的厅长，所以有空有抱负不得伸张的主任。等等。他们已经习惯了官场上语言的隐晦，行为的谨慎，等级的森严，他们作为正按照铁律运转的政府机器中的一个决不能出错的齿轮，几十年谨小慎微。

很遗憾，你不能在这些文章里看到伟大光明正确的“官方梦想”，但笔者致力于把这些“官老爷”的光环脱掉，还原他们作为一个正常人的“中国梦”。

而坐在这个位置上，无一例外的，让我们欣喜的是他们正在脱离这些“官本位”的桎梏。作为财政人而言，由西方兴起的福利财政，传到中国被“本土化”为公共财政，到后来目的更加明晰的民生财政，我们的财政人正在先于政府一步觉醒“财政乃庶政之母”的财政存在根本意义。而财政存在的根本，即政府存在的根本。本期我们采访的财政研究者，陕西省财政厅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武永义表示，与曾经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样，财政现在要做的，是从自身革命开始，影响和推动整个政府，乃至整个社会的一次革命。而这次革命，即财政人在“为民理财”或者说“以财辅政”的路上做出的又一次艰苦的，但却是根本性的飞跃。

农：固化的梦想

农民的梦想，是固化的。

这种固化来源于很多原因。笔者老家在东北农村，接触了许多以土地为生存根本的农民群体。当问到梦想，他们通常只是付之一笑：什么梦想，可能做到的，都是能看见的。不可能实现的，想它又有什么用？

话虽粗糙，但这就是现在许多靠天吃饭靠地穿衣的农民的生活现状。他们被死死的固定在社会发展的最底层，享有很低的劳动报酬和社会保障，甚至有许多人并没有任何社会保障可言。客观上来讲，他们已经是一群被梦想抛弃的人。笔者在老家农村看到许多山上都有的土制坟墓，而这个村子距离县城的公墓仅有一小时车程。现实就是，他们连数万丧葬费都拿不出来，那么这些公墓，又有何“公”可言？而所谓公益性公墓，据笔者打听后发现“甚为偏远”。这是地域性的固化。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但又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这种社会阶层的固化，让农民们的生活如履薄冰：病不起，死不起。经常有人说农村民风淳朴，一家房子塌了全村帮助修复，而实际原因是，如果不是全村帮助，仅靠一家财力物力根本无法重建新房，你不帮别人，别人也不帮你，久而久之，此处必成废村。在土地逐渐减少的今天，外出打工是许多农村青壮年的选择，我们了解到的实际情况是，这些钱只能够贴补家用，罔论改善生活。这是阶层上的固化。

我们都知道，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中国的农民，拥有着最低限度的物质基础，他们没有上层建筑可言。而阶层的固化，让农民几乎永远无法脱离自己的命运。

他们的梦想，至少现在是幻想。

工：粉碎的梦想

2012年冬季开始，北京一直笼罩在雾霾之中，偶尔晴好。

工人阶层的采访其实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首先如笔者一般的离乡背井的都市打工仔为工人阶层的主力军，我们极其容易的就找到了他们之中极有代表性的一些人。其实说到工人，无疑为城市建设者。而这些名副其实的外来（或本地）务工人员所做的无非也就是为生活而奔波，仅此而已。看着自己的工资慢涨如蚁，再看一日千里的物价，许多人选择了退却，许多人依旧选择了坚持梦想：他们的梦想，无非也就是活的更好，或者，更好一点点。

而事实并非如此。郎咸平在其著作中不无讽刺意味的提出：“做一个算术题，把国民工资收入加在一起，除上国家的GDP，欧美最高，大约55%，南美洲平均38%，东南亚包括菲律宾、泰国是28%，中东大概是25%，非洲都在20%以下，而中国是8%，全世界最低。再看一个数据，人均工资第一名德国，30美元一小时，第二名美国，22美元，泰国是2美元，我们是8毛钱，全世界最后。而且我们的人均工作时间全世界最长，一年要2200小时，多么勤劳的民族。”

而这，就是这些工人阶层梦想粉碎的根本。你永远无法追上CPI的脚步，因此在大城市的生存挤压力会越来越大，最后你只能灰溜溜的离开。而当你想怀疑的时候，发现所有和你一样的人都面临着相同的命运，你唯一可以怀疑的就只有自己。

为什么有愤青这个词出现？因为这些人怒己无能，言而无声。

商：无谓的梦想

对一个商人来说，最可笑的，就是梦想。

本期我们采访了三个商人：北京的电子商人齐国林，和北京某民办大学董事长胡双义，以及某国企东北区总经理刘某。同样的问题，他们给了我们截然不同的三种答案。

个体户这个词已经长期淡出我们的视野了。他们的诉求其实和打工者并无二致，都是为了生活，或者说生存。他们并无长远打算，因为某项政策变了，对于一个综合型企业来说可能是见风使舵的问题，对于他们来说就是重打锣鼓另开张，以前的几年甚至十几年都付之东流，好的经营者可能资金流越滚越大，但他们永远都生活在破产的恐惧之中。工商部门，税务部门，甚至黑白两道公私两面，他们都必须打点，应付。他们的梦想，无非是更自由的市场，和更公平的竞争而已。

本次对胡双义的采访可以说非常珍贵。采访时间在两年多以前，他的学校已经出现颓势的时候。后来北京某报的一次“涉嫌诈骗学生”的报导让苦撑十年的胡双义一夜白头。他是中国民办职业教育领域中牺牲的一个代表，也是中国商业化教育的一个缩影。他没有国企无法破产的硬气，也不被允许有个体户放手重来的洒脱。笔者与其一同看着一个“价值上亿”的学校成为历史，这是他的梦想终结的一刻。

关于这个专题，笔者想了很久，也问过很多人关于他们的梦想，生活以及未来。对于一个国家而言，伟大复兴是它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需要实现的梦想。而对于个人而言，更多的，是找回他们拥有梦想的理由。而找回这些梦想，必然需要打破现有的许多分配的不公，阶级的固化，制度的缺失。只有当这一切都得到解决，哪怕只拥有解决的可能，到那时，我们终于才能坐下来，谈谈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