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自由教育与古典文本阅读

论文关键词：自由教育；古典传统；隐微写作；范式转换

论文摘要：自由教育以培养智识之士为目的，以个体灵魂的博大与人格的健全与独立为旨归，以现时代的基本精神状态为思考语境，努力发掘文化经典之真正智慧与内在生命力，以期使古典文本的内在价值能够参与现时代个体的精神建构。而对经典文本的精微阅读即是达成这一目的的基本方式，并且必然涉及到对传统的文本解释学范式的转换。对古代哲人的隐微写作方式的发现能够为解释者提供一种足以与写作者心灵交流的方式，从而为新的理解提供一种途径，使得经典文本成为个体与写作者精神交流的思想场域。

在已被认作为物质主义、消费主义宰制世界的今天，个体还能够对我们身处其中的文化抱有何样一种期望？或者说，由文化所构筑的精神世界，还是否能够为处于精神焦渴状态的个体提供精神的护佑，并由这种护佑而生发出一套价值体系，从而为个体提供精神的皈依之所。在与杜维明先生进行的以现代性与物欲的释放为主题的对话中，卢凤先生认为：“消费主义在今日世界极为流行，而消费主义和经济主义的实质都是物质主义。现代文明以金钱为最通用的价值符号，以不同等级、不同档次的商品符号来标识人生意义。它要人们相信，你的人生有没有意义，成不成功，你的个人价值是否得到实现，就看你能赚多少钱，你的消费档次、消费品位是怎么样的。现代社会就以这样一种方式来引导人们的价值追求。”[1]这样一种社会性的价值导向，正逐渐蚕食甚或消解着由文化所构筑的精神世界的灵光。而精神世界灵光的消逝，势必造成个体的精神萎缩与观念的异化。面对这样一种状态，重拾经典便是个体不得不为之的选择。然而对经典思想的接续，必须以一种基本的教育思想与教育理念为基础，以真正的智识教育为目的，以可以习得的解释学方法为途径，努力恢复个体精神健全与灵魂博大的教育之价值与功能。

一、自由教育：问题与意义

阿兰·布卢姆认为：“关于当代大学生，最令人震惊的事实是，再没有任何经典书籍能够塑造他们的爱好与想象。大体而言，当在生活中遭遇困难或考虑人生理想时，他们不再求助于书本，也不存在任何文学形象能够体现他们心中的善与恶。这种现象反映出更深层的现实：人们对于最重要原则的常见理解和基本共识开始瓦解了，而这些原则正是我们时代的特征。”[2]而基本共识的瓦解导致的群体精神的式微，已然将价值建构的重任交托给个体。对生存个体而言，我们唯一的也可能最具普适性的目的，在于理解我们必须身处其中的现实，从而在一种最为合理的思想原则的支配下，重新调适我们的生命状态。通向真正现实的方式是多样的，政治的或道德的，文学的或哲学的。它们不过是一条条长久分离然而偶尔交错的道路，在它的尽头，我们可以看到真实的曙光。知识人的社会责任，就在于将这些道路提供给我们，将他们可能想象到的尽头的风景描绘给我们。剩下的，便是个体的探求与选择。在这里，内在的问题在于，为何文化经典已经不能为个体提供一种足以应对现实世界给予人的内在压力的精神途径？在阿兰·布卢姆看来，“很难想象一代人在根基或真正的教育上处于如此不利的地位。他们的口味全然还未塑造出来，灌输给他们的东西使他们具备了能力却无法让他们感动。学生们对世界的解释来自报纸和传说：无论是教会还是家庭，还是学校，都提供不了更多的东西。比如，学生们懂得数学，但那被当作一种技能，它并不能激发起他们的理论生活。他们也无法将它当作理解自然进而理解他们自己的一种工具。”[3]也就是说，现有的教育模式很大程度上不过是技艺的叠加而非智识的发现，而智识的发现的缺席必然导致文化影响力的衰微。我们已经很难在现有的文化模式中寻找到精神坚强的支点，以恢复文化对于个体精神的形塑作用，从而应对现时代的精神问题。针对这样一种现象，韦雷内敏锐地发现了造成其弊端的内在的精神根源， “我们生活在科学和技术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追求确定性和方法已经取代了寻求真理。清晰的理念和毫不模糊的陈述，这是现代思想家和现代教育的理想。在古代的某些观念看来，修辞像逻辑和隐喻的一部分那样，修辞对思想来说至关重要，亚里士多德也说过，它是需要精通的最重要的事情，并且是天才的标志，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已经丧失了这些观念，不再认为它们对人的知识来说是基本的要素。我们不再受到转换措词、对异中之同的突然觉察或记忆的力量的鼓励，而是受到携手并进的明晰性和确定性的激励，他们激发出我们对控制思想的对象的信心。当我们能够成功地依照方法论来安排经验的内容，用一种我们祖先所不知道的确定性来改变世界，寻求真理就变得多余”[4]。在已经被技术化的世界中，生产模式的基本范式已经影响到甚或主宰着我们对真理的探求方式。在这样的已然被异化的思想方式的指导之下，对经典文本的内在隐微思想的发掘让位于对确定性的知识的寻求。这样，我们必然离古代哲人的思想基础愈来愈远甚至南辕北辙，希求对文本的真正意义的解释与传承自然且只能是痴人说梦。“古典式的寻求真理始终把人置于与某些事物的关系之中，这些事物，任何独立自足、一步接一步的思考和分析的方法或形式都无法达到”[5]。这也是一生致力于研读希腊经典的施特劳斯反复强调以柏拉图的眼光研读柏拉图的思想的文本解释方式的内在缘由。

文化经典在现时代影响力的下降暗含了这样一个命题，即我们对文化经典的阐释能力的丧失，使得文化经典已经无法再对现时代的精神状态发言，经典思想的衰微导致了其对现时代个体精神问题的无能为力。因之，恢复对文化经典的解释能力，是现时代智识之士必须首要思考的问题。施特劳斯认为：“自由教育是从庸俗中解放出来。古希腊人关于‘庸俗’有这样一个绝妙的词：他们称之为apeirokalia ，形容缺乏对美好事物的经历。自由教育将赠予我们之于美好事物的经历。”[6]这种对美好经历的重建，是对教育的价值与功用的最为诱人也同样美好的阐释。施特劳斯同时给出了抵达美好经历的途径，“但生命太短暂，以至于我们只能和那些最伟大的书生活在一起。在此，正如在其他方面一样，我们最好从这些最伟大的心灵中选取一位作为我们的榜样，他因其共通感（common sense）成为我们与这些最伟大的心灵之间的那个（the）中介”[7] 。“自由教育在于倾听最伟大的心灵之间的交谈”[8]。施特劳斯呼唤真正的对经典的阅读，因为通过对经典文本的阅读，我们得以在一个精神贫乏的时代，沐浴在那些逝去的时代的伟大心灵之灵光中，得以倾听他们的声音，明了他们的兴衰际遇与喜怒哀乐，而理解了他们，我们也就理解了我们身处其中的世界，从而也理解了自身，而精神的创造与价值观念的重构即由此产生。因此，强调对经典文本的阅读，其目的并不在于知识性的传承。

二、自由教育与古典文本阅读

阿兰·布卢姆以一个长期从事高等教育的教师的身份，对美国教育的现状做了极为深刻的探讨，“我早就开始思忖，人在童年的早期从伟大的典籍中获得的体验，是不是一个能使人对这些文本以及数量不多但十分重要的文献产生毕生关切的前提。心灵的渴求，因条件的约束和限制而产生的难以遏制的怒气，也许从一开始就十分需要给予鼓励” [9]。在他看来，大学生们对古代典籍阅读兴趣的丧失必然导致心灵的枯竭以及对真正有价值的学问的疏远，这一观点，离施特劳斯并不太远，在施特劳斯看来：“根据事物本身的状况，我们可以期望从正确理解的人性中比从科学中获得更为直接的帮助，从敏感和精致中比从几何学的精神中获得更为直接的帮助。如果我没弄错，这就是为何现在的自由教育几乎等同于阅读古希腊经典。”[10]这一状况形成的原因在于“作为对完美的高贵气质和对人的优异的培育，自由教育在于唤醒一个人自身的优异和卓越。自由教育通过何种道路和方式唤醒我们身上的人的卓越呢？我们无法太充分地思考自由教育注定是什么。我们听说过，柏拉图认为教育在最高的意义上就是哲学。哲学是对智慧的探求，或对关涉最重要、最高或最整全事物的知识的探求；柏拉图表明，这种知识就是德性和幸福”[11]。“我们必须得出我们不能成为哲人的结论——我们也无法获得这种最高形式的教育”[12]。然而，对人的完美的高贵气质以及卓越与幸福的追求，依然应该是我们的时代教育者所应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