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大众传播的低俗化与理想定位

摘要：中国大众传播的低俗化产生于20世纪90年代媒介进入市场体制后的高度发展期，媒介市场化带来的“阵痛”不容小觑，我们应本着发展的眼光，致力于打造大众传播的公共文化空间，朝着大众传播的理想定位迈进。

关键词：市场化；民主；公共；定位

如今，大众传播事业正以迅猛的速度改变着人们的生活。另一方面，大众传播所滋生出来的种种问题，正在不断得挑战着国人的道德底线，成为各方热议的话题。甚至，国家大众传媒的高层也指出：“当前大众传播领域最突出的问题就是低俗化。”

一、大众传播低俗化产生的背景

中国大众传播自改革开放呈现出迅猛发展的态势，但大众传播低俗化的现象日趋严重，表现在“大众传媒在传播活动中放弃自身社会责任，而对受众中存在的低级趣味的倾向、情绪和要求等迎合，对受众低浅层次审美情趣乃至官感刺激的迁就，其传播的功利性和商业性往往很强。”究其根源我认为主要是以下几点：

(一)大众传播市场化进程的必然现象。

“大众传播中低俗化现象的不断蔓延有其产生、发展和变异的过程，其实质是我国大众传播媒介在走向市场化过程中所出现的一种不良倾向。因为大众传媒要生存，要必须抓住受众的注意力，培育消费者的注意力经济，来换取广告收入。所以，大众传媒“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就得遵循市场经济的原则，从追求社会效益为主转为追求经济效益为主。

(二)民主社会进程的必然结果。

在中国改革以来，大众对自由、民主的呼声渐强，大众传播被认为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平台，捍卫民主的工具。阿特休尔也曾说：“事实上，我们能够有把握地指出，美国老百姓特有的基本假设之一，就是认为民主制度之所以兴旺，某种程度上归结于新闻媒介传播的信息。”大众传播意味着等级传播的解构，也意味着阶级的弱化、自由民主的到来。但是在大众传播的发展中、在民主、自由的进程中，由精英文化向大众文化的转变中，大众传播的低俗化似乎是无可避免的。

(三)大众传媒社会责任感的淡化、新闻职业道德的滑坡。

对于大众传播低俗化的种种现象，媒体往往会借口说是大众媒体是为了满足受众的猎奇心理，是为大众服务。实际上，这完全是大众传媒的社会责任感在淡化、新闻职业道德滑坡的后果， “媒体人把关人的功能也正在发生着变化，它们从引导变成了迎合，受众的接受心理被它们天然假设为佛洛依德所说的只有‘本我’的追求，而不受‘自我’的自律和‘超我’的约束的自然人，从‘本我’的角度裸地曝光人类不光彩的一面，成了娱乐节目追求视觉疯狂和满足窥视欲的最大砝码。”

(四)传播环境的复杂。

在全球化传播背景下，大众传播产品的传播与影响范围日益扩大而且不受边界限制，自由的流动在某种程度上使得媒介产品越来越多的“去意识形态化”，近些年来，欧美传媒业一直呈低俗化趋势，一些低俗化产品也从各种渠道传至我国，并对媒体及受众产生日益深刻的影响。

同时，在全媒体环境下，特别是新媒体的日渐占上风，新媒体的民主和互动性是一次彻底的革命，传统上由媒体人承担的“把关人”角色的缺位，受众人人变为传者，但受众并不是都具有正确的判断力的，或者说受众本身就对泛娱乐化的产品有强大的需求，所以一旦“把关人”这一把握着信息生命的被高度精神使命化的缺位，大众传播在全媒体环境下就拥有了过多的、不恰当的自主性。

(五)“受众中心”传播策略占主导地位。

受众中心的传播策略是源于传媒对经济效应的追逐，目前这种传播策略已经走向极端，出现了它的负面效应。在大众传播语境中，大众经常是指与特权阶层相对立的“乌合之众”。大众传播就像就像麦克唐纳曾说的：“大众文化的花招很简单――就是尽一切办法让大伙高兴。”对大众文化的生产和传播者来说，娱乐是一个基本目标，而对普通的大众来说，找乐子则是文化消费行为的基本模式。大众传播的低俗化或者大众传播的娱乐化，也可以说是传播者与受众的一拍即合。

二、大众传播低俗化的不良影响

大众传播低俗化的情况日趋严重，不仅制约了大众传播的健康发展，还对整个社会的文化发展以及精神世界构建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并且这种影响是多方面多层次的。

(一)漠视受众对文化的需求。

大众传播的低俗化“它将平均化的文化趣味作为主流的甚至是唯一的文化趣味，迎合的是受众‘最低层次的心理需求’，排斥包括精英文化等的所有其他非平均化的文化理想和文化需求，以娱乐名义施行一种一元化专制，其结果是我们可能‘娱乐至死’”。而受众真正的需求是通过大众传播接收到有用的讯息，提升文化素养以达到提升自身社会适应力与生活质量的结果。低俗的大众传播漠视了受众最核心的需求，只抓住了最浅层次的娱乐需求。

(二)弱化媒介的社会职责，降低媒介的自信力和社会公信力。

大众传媒具有政治与经济双重属性，而大众媒介的低俗化传播过于极端地倾向了商业赢利而完全背离了它的教育引导功能。勿庸讳言，在目前市场经济体制下．媒介要想生存必须考虑并把赢利放到重要位置，但媒介的实存是由特定的社会制度提供保证的，媒介决不能丢掉它的“社会望者”的最基本属性和功能．媒介的赢利应在保证执行社会职责的前提之下，应该要在最基本的人文关怀与道德关怀之上。一旦媒介丢失了自信力与人们对其普遍信任的社会公信力，媒介也就无法生存了。正如马克思所言：“人民的信赖是报刊赖以生存的条件，没有这种条件，报刊就会完全萎靡不振。”

(三)解构了受众的是非观念。

大众传播低俗化现象愈演愈烈，大众传播原有的社会文化引导作用正在沦丧，而“乌合之众”的受众正如无头苍蝇，是非观念正在解构。据统计，低知识水平的受众每天要比高知识水平的受众更多的接触大众传播，而这部分的受众往往更容易被大众传媒所传播的内容所引导、影响，当大众媒介遍布低俗化的信息时，这些受众的价值观、是非观也变得如同大众媒介所传播的内容，当受众习惯了大众媒介所传播的社会阴暗面的时候，他们的是非观念被结构，开始变得模糊不清。

三、大众传播低俗化的应对策略

虽然大众传播低俗化有它的必然性，但是决不能忽略作为担负着传播社会文化重任的大众传播对社会的影响力，要正确地对大众传播进行引导，使它即为大众喜闻乐见，又具有丰富的人文内涵，能够提高大众的生存质量和品位。

(一)文化产业的大众传播与公共服务类的大众传播分离。

要解决传媒产品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矛盾，不妨将文化产业的大众传播与公共服务类的大众传播分开，引进西方将公共电视台与商业电视台分开的办法，推进广电改革，推进公共频道建设。可以将市场经济逻辑渗透到大众传播的各个角落，并提供一个重要的参照、示范和多元的可能性，但是一定要切实将文化产业的大众传

播与公共服务类的大众传播分离，以保证公共利益的实现。

(二)大众传媒的职业道德，担负起文化责任。

由于大众传媒在大众传播的重要作用以及其传播形式所决定的“扩大化”效应，担负起对社会、对文化的责任是大众传媒不能推卸的责任。要增强大众传媒文化工作者的人文素质和责任意识，防止大众传媒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自我堕落。克服急功近利的表现形态，塑造特色文化品格。不能完全以发行量、收视率等为取舍标准。阿特休尔在其《权利的媒介》中也提出：“所有的新闻体系都赞同社会责任理论，宣称阿门为了人民的需要和利益服务，并表示愿意为人民提供新闻。”

(三)逐步更新大众的价值观念，促进大众主体意识的觉醒。

在全媒体环境下，大众不仅仅是被动接受信息的受众，而是可以信息、轻而易举从受者变为传者的多重身份的复合型受众。正如诺依曼在《沉默的螺旋：舆论――我们社会的皮肤》一书中提到的社会生活中的“沉默的螺旋”现象，“受众常被大众传播营造的‘意见环境’所影响和制约”，而在超出人们直接感知范围的问题上，大众传播的影响尤其强大。鉴于此，受众要想用最客观、最理性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成为传播环节中真正的主题，那么受众的的价值观念、文化素养以及主体意识就显得愈发举足轻重。

四、中国大众传播的理想定位

中国媒体要确立自己作为中国最广大民众代言人和信息与文化交流平台的核心身份，并在此基础上充分考虑和整合中国媒体的政治和经济属性，以及全球化的角色要求，建构而一个更加和谐、丰满与合理的身份整体，达到一种“和而不同“的境界，并最终有利于一个和谐稳定社会环境的建构。

(一)“人民“媒体。

要建立媒体作为社会公器、最广大人民卫士的主导地位。首先，这里的民众不同于机构或者制度为了自己的利益虚构和想象的“人民”或者“受众”等抽象的集体概念，而是人民理念的具体化，它所涵盖的是一些具体的民众。其次，应该涵盖最广大的民众，它应该包括各种职业、身份、地位的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最后，鉴于强势对弱势固有的优势处境和对社会资源的支配能力的不同，它应该更加偏向于下层等无法或者难以保护自己应有利益的群体，站在一个公平和正义的立场上。这样，有利于遏制来自于媒体市场经济属性无穷的获利欲望，将一定程度上为大众传播的盲目的经济行为提供最后一条道德防线。

(二)信息传播和文化沟通的平台。

不管在何时、何地，大众传播都要确认自己作为一个相对自由的信息交流平台和社会文化传播机构的中心地位。实现哈罗德・拉斯维尔所总结的三项大众媒体基本的社会功能：监视周围环境、联系社会各部分以适应周围环境、传承社会文化。大众传播是文化传播与沟通的桥梁与使者，在市场逐渐成熟完善的过程中，大众传播也该正视自己的责任与义务，回归到传播先进文化、传播知识、陶冶情操、唤起人们对生命、对美的热爱的本位，担起这一份传承文化的责任。

参考文献：

[1]雷跃捷，媒介批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2l郭建斌、吴飞主编，中外传播学名著导读，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

[3]邱戈，媒介身份论：中国媒体的身份危机和重建，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

[4]路春燕、张红忠，大众传播学教程，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4]张红忠，大众媒介公信力理论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5]徐琳玲，论病态传媒的角色冲突和对策，新闻记者，2003.4

[6]尼尔・波兹曼[美]，娱乐至死，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7]迈克尔・埃默里、埃德温・埃默[美]，美国新闻史：大众传播媒介解释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8]J.赫伯特・阿特休尔[美]著、黄、裘志康译，权利的媒介，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9]美国新闻自由委员会，展江等译，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10]丹尼斯麦奎尔[英]、斯文温德尔[瑞典]著、祝建华译，大众传播模式论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