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本土化”问题还是“主体性”问题?

【前言】是“本土化”问题还是“主体性”问题?由文秘帮小编整理而成，但愿对你的学习工作带来帮助。在现代文学研究领域，“本土化”问题更多的是作为一种方法论就“全球化”理论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产生的影响给予的回应，在以下几个方面产生了实效：对“全球化”以及因“全球化”引起的“现代性”、“世界化”问题甚至海外汉学对现代文学产生的影响的反思。这些反思都...

[摘要]近年来，在反思“全球化”理论的过程中，“本土化”问题的提出确实带给了我们重新认识现代文学自身的机会。但是，由于“本土化”理论模式“化”他者理论为己用的先天缺乏研究者“主体性”的缺陷，使得“本土化”理论在面对什么是新文学真正的中国特质这样根本性的问题时显得乏力，而“民国文学机制”问题的提出，刚好弥补了“本土化”理论的缺陷，以突出历史情境为切入口，强调研究者的“主体性”，为塑造中国自己的文学研究思维打开了一扇窗。

[关键词]本土化；主体性；民国机制；现代文学研究

近年来，“本土化”问题逐渐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之一。在反思“全球化”理论的过程中，“本土化”问题的提出确实带给了我们重新认识自我的机会。但是，如此之“化”是否就能够解释文学思想发展的根本问题呢？我们以为值得进一步思考。

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学术研究从一开始就陷入了一种焦虑之中：一方面用他者的眼光来打量自己，学习他者先进的东西，一方面对他者又不无怀疑，不无警惕，焦虑感便不可避免的产生，如影随形。“本土化”问题的产生，正是这种焦虑感的产物。其争论甚至可以追溯到1930、40年代，也不是现代文学学科独有的现象，每一次“本土化”论争的兴起都是从其他社会科学开始，又延伸到文学研究领域的。而当下“本土化”（或是与之相近的民族化、中国化）问题作为一种思潮被学者们长时间的争论不休，更多原因的是中国面临着民族复兴的重任，而全球化在世界范围内的加快，作为在全球化进程中中国将处于一个什么样地位的焦虑感的副产品而浮出水面的。

在1990年代之前，华人学术圈习惯用“中国化”这一概念，之后出于政治因素以及“本土化”一词更加广泛的学术蕴涵，台湾早期倡导“中国化”研究的学者如杨国枢、黄光国、叶启政等均将其改称为“本土化”，这一变动直接影响到香港和大陆的研究。20世纪后半期，华人学术圈就“本土化”（中国化）问题召开了若干次学术研讨会，形成了一批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成果，使得这股原本在社会学兴起的“本土化”思潮，影响逐渐扩大，使得“本土化”问题由社会科学领域向包括现代文学研究在内的人文科学领域延伸。

在现代文学研究领域，“本土化”问题更多的是作为一种方法论就“全球化”理论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产生的影响给予的回应，在以下几个方面产生了实效：对“全球化”以及因“全球化”引起的“现代性”、“世界化”问题甚至海外汉学对现代文学产生的影响的反思。这些反思都看到了在全球化背景下西方理论的话语霸权，发现了海外汉学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所造成的“隔”，从而提倡现代文学研究向“本土化”、“民族化”的回归；重新发现现代文学中的“本土化”因子，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来重新发现现代文学发展里面的“本土化”线索，力图证明“现代性”并不是唯一可以用来阐释的理论，“本土化”、“民族化”给予新文学另外的阐释空间；而与此同时，质疑本土化的声音也一直不断，如王爱松的《文学本土化的困境与难题》讨论了文学的本土化命题存在着自身的复杂性和难题，盖生的《文学研究本土化理论的局限与功用》认为中国的文学研究所追求“西化的现代性范式”是历史的选择，“以本土文化自觉立场”研究文学还存在着诸多的理论局限，等等。

“本土化”问题在学者们的争执中前行，作为一种对抗西方话语霸权的叙述策略，“本土化”以一种关注中国文学自身的姿态引起了学界的注意。不可否认的是，我们在当前的现代文学研究中，在运用西方理论时存在着将西方理论绝对化、本质化的危险。随着“全球化”而被大规模引进的西方学术资源，让中国人既兴奋又焦虑。从西方古典理论到最新的研究模式都被介绍进来，一股脑地套用在现代文学的各种现象之上，现代文学变成了西方理论模式天然的试验地。更重要的是，这种套用让我们对西方权威的理论家们产生了顶礼膜拜，似乎中国现代文学的所有问题，都在西方汉学家那里找到了完美的答案。李欧梵对中国现代文学之“现代性”的审视、王德威在此前提下提出的“被压抑的现代性”、黄子平对“革命历史小说”的解析、刘禾的“跨语际实践”、唐小兵的“再解读”等，现在都成为了现代文学研究的基石，现代性成为了裁剪中国现代文学的价值尺度。在这种情形之下，“本土化”问题的提出，仿佛逆时代潮流而上，“本土化”理论发现了西方汉学界研究中国问题时出现的“隔”，提出了“现代性”一词并不能将中国现代文学的所有问题一网打尽，中国现代文学可以有另外的阐释空间。这在全球文化同质性越来越严重的今天，无疑是具有震撼力的。

然而，问题的关键并不在此。如果说“本土化”问题的提出仅仅是作为反思“全球化”的一种策略，那么“本土化”问题本身并不能解决中国现代文学的独特性在什么地方这一根本性问题。中国现代文学的独特性显然不藏在是否参与“全球化”，是否讨论现代文学中现代性到底有多少，现代文学里面有多少东西是“本土化”了的等等之类的问题当中。中国现代文学的独特性只能存在于现代历史境遇里面中国作家的创作与精神中，这不是空泛的理论争论能够解决的。“本土化”问题一开始就与“全球化”问题纠葛在一起的现象，注定了其存在着与“全球化”出现一致问题的先天缺陷。“全球化”的问题在于其妄图用一致的理论模式、思想资源去涵盖所有文化中存在的现象，这种不顾各种文化具体的历史境遇的涵盖，无疑将各种文化的丰富性给遮蔽了，将各种文化存在的复杂问题简单化了。这就导致了现代性讨论在中国出现了形而上学倾向，就理论谈论理论，我们忽略了西方现代性理论产生的复杂背景，将现代性作为一种绝对化和本质化的东西，把中国现代文学划为现代性的有无，忽略了中国现代文学个体问题的复杂性，造成了对中国现代文学丰富性的简化和独特性的抹杀。“本土化”理论本来是为反思“全球化”问题的“一刀切”而产生的，但其脱胎于“全球化”这一母体，全球化始终像一团巨大的乌云遮盖在“本土化”理论之上，“本土化”理论始终在“全球化”的理论阴影笼罩之下。

从语义上说，“本土化”就是使某事物发生转变，适应本国、本地、本民族的情况，在本国、本地生长，具有本国、本地、本民族的特色或特征。“本土化”这一概念的定性，本来就存在着两个预设的前提，一是原本存在着一个具有我们称之为“本土性”的东西；二是存在着一个他者的东西，需要我们将其“化”为具有“本土性”的东西。我们暂且不讨论是否确实存在着一个具有“本土性”特征的东西，先来审视一下“本土化”之必要性。如前文所说，“本土化”理论的出现是“全球化”影响而出现的焦虑，“全球化”对中国现代文学丰富性的遮蔽，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产生的“隔”，总而言之，也就是“全球化”理论在面对中国问题时出现的不适应，“本土化”理论就是要将这种不适应“化”为适应。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化”呢？可以肯定的是，在自然科学领域，因为研究对象的客观性，在西方存在的客观物到了中国依然存在，研究的对象、研究的条件的不变，研究的方法自然可以不变，也就不存在什么“本土化”与非“本土化”的问题；但是到了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在西方可以通行无阻的研究方法、理论模式到了中国就出现了“水土不服”，于是就出现了“本土化”问题。文学这一类学科，研究的更是人的情感，现代文学研究的就是在现代中国的语境下人们的心理情感变化。人们的心理情感是一种主观现象，因人而异，其丰富性导致了文学的复杂性，不可能用一种理论来进行“一刀切”，文学的这种复杂性必然要求文学研究首先应是审美感受和艺术体验，研究者个人的审美体验理所当然地是文学研究的基石、起点和组成部分，要求研究者主体性的发挥。“全球化”理论妄图用一种全球通行无阻的理论来统摄文化的多样性，“本土化”问题的提出显然察觉到了这种想席卷一切的粗暴，妄图将其“化”为自己的理论，这还是将一种理论重新“化”为另外一种理论，是将文学研究方法完全视作可以自由抽象的形态，与我们内在主体的状态可以脱离（所以才有所谓的“化”），忽略了文学研究的根本在于主体的体验、感受，即“主体性”缺失才是更为深层的问题。“全球化”理论忽视了各种文化的多样性，“本土化”理论在想弥补这一缺点的同时，也忽视了研究对象、研究者自己多样性的问题，缺乏了研究的“主体性”，文学研究变成了纯理论的演绎和概念的组合堆砌。现代文学研究由于缺少了研究者“主体性”的实在参与，缺少了研究者独特的体验与感受，变成了孤零零的理论构架，“本土化”问题也难以解决现代文学研究中“隔”的问题，这就是“本土化”问题的症结所在。

这里牵涉到的是研究者自身的问题，不论是“全球化”命题还是“本土化”倡导，研究者“主体性”的缺失都将导致纯理论的空泛而谈，没有“主体性”参与的现代文学研究都只能是离理论越来越近，离中国文学越来越远。鉴于“主体性”问题对于文学研究的重要性，而当前的“全球化”理论和“本土化”理论在“主体性”问题上的乏力，寻找新的解决问题的途径便成为亟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今天如何确立研究者的“主体性”？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觉得最近出现的关于“民国文学机制”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讨论或许可以提供一扇窗口。作为学术方法的“民国文学机制”的问题虽然于最近几年才提出，但在整个新文学的发展当中，其实每一步的发展都受制于“民国文学机制”的影响。“民国文学机制”意指从中国最后一个封建——清王朝覆灭以后，在新的社会形态（民国）中逐步形成的影响和推动文学新发展的种种的力量，或者说，因为各种力量（政治体制、经济模式、文化结构、精神心理氛围等等）的因缘际会最终构成了对文学发展的肯定，同时在另外的层面上也造就了某种有形无形的局限，这一时期的文学形态都可以在这样的综合性结构中获得解释。这一机制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具体体现：作为知识分子的一种生存空间的基本保障，作为现代知识文化传播渠道的基本保障以及作为精神创造、精神对话的基本文化氛围。这一命题的提出，显然有迥异于“全球化”理论和“本土化”理论的理论内涵。一方面，它呼应“重返五四”、“重返民国”、“民国史视角”的诉求，推动研究者进入到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去，但又与“重返五四”、“重返民国”的一般性倡导有别，具有自己更清晰的内涵和方法。相比起“本土化”问题而言，在回答中国现代文学的独特性在什么地方的时候，“民国文学机制”无疑是一种更加切合实际的姿态与方法。

毫无疑问，“民国文学机制”的提出首先是现代文学研究者的一种研究姿态。“民国文学机制”直逼研究者重新触摸历史，注意历史现场的丰富性，能够突出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发展的具体历史情形，通过对更多历史细节的“还原”呈现文学过程的丰富性，摆脱从某一既定概念比如“现代性”、“本土性”等出发形成的史实遮蔽。比如现代文学研究史上这么多年来对“五四”的争论，我们往往执着于“五四”先驱们激烈的言论交锋，总是以为那些言论足以代表了当时整个的现代文学发生景象，而忽略了是什么样的力量促使“五四”形成了那样的自由空气，形成了那样的文学氛围。“民国文学机制”的提出，让我们思考是什么促成了一个多元共生又充满创造活力的新的文化时代的诞生？在这个新的时代里，制约文学的因素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才导致“五四”新文学出现了那样青春的气质？这些文学气质又是如何影响着以后的文学走向的？这些问题其实是对“民国文学”何以成为“民国文学”的追问，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让我们必须走向民国具体的历史，“五四文化圈”能够与之前、之后的文化圈相区别开，根本原因就在于当时形成了一个砥砺切磋、在差异中相互包容又彼此促进的场域，中国现代文学之所以有后来的发展壮大，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当时能够形成这个场域。借助于“民国文学机制”这一命题，我们发现的不仅仅是“五四”高潮时所彰显出来的青春气息，我们更看到在这种青春气息之下涌动着的时代空气与历史现场。那是一段鲜活的历史，不是一两个概念就足以涵盖的，这与局限于分析先驱者的言论中具有多少“现代性”和“本土性”的理路迥然有异。

在面对具体的历史语境的时候，“民国文学机制”要求研究者有着极强的“主体性”参与，要求发掘研究者的独特感受与体验。我们所谓的“民国机制”是在民国的历史空气下考察近代以来成长起来的现代作家群体，在这种考察之下，民国的历史如此具体，作家们的精神气质与抽象的“现代”理论距离是如此的遥远。真正投入历史的现场，很容易就发现文学的历史更多的是一些具体“故事”的错综复杂，抽象的“现代”之辨在这里被置于背景的位置。例如对于鲁迅，我们称之为“现代小说在鲁迅手里开端又在鲁迅手里成熟”，他的这种推动文学创造的个性、气质与精神追求与国家社会的特定环境相关，与社会氛围相关。这不是简单的“决定”与“反映”，它恰恰表现出对当时国家政治、社会制度、生存习俗的突破与抗击，只是突破与抗击本身也是源于这个国家社会文化的另外一些因素。可以说在“民国”这一静态的历史时空中，“机制”是文化参与者与历史时空动态互动中形成的秩序，两者结合在一起，强调的是在文学活动中“人”与“历史时空”的丰富的联系。正因为这种联系的丰富性，培养出了现代作家一个个独特的气质。我们在面对鲁迅的时候，需要进入到当时的历史时空中去捕捉他独特的精神气场，同时以自己独特感受与鲁迅产生着精神上的共鸣，丰富着对鲁迅与那段历史的认识。只有在这种感受之中，文学研究才是活的，在其中发现现代作家独特的气质，找到中国现代文学独特性之所在，发挥着研究者的“主体性”的参与在其他研究模式之下难以替代的作用。

“民国文学机制”的提出可以提炼中国自己的文学研究思维。不同的研究模式的提出，说明我们对现代文学不同的“阐释框架”；而不同研究模式之间的更替，则说明我们对既有的“阐释框架”的某种不满。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经历了“阶级分析”、“现代性”阐释、“全球化”与“本土化”的争论之后，破除种种拘囿和偏见，我们是否应该探讨一种切合中国社会文化实际生态的阐述方式？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术生长点应该是怎样的？这样的探讨在保持对西方学术思想的开放的前提下，当尽力呈现中国自身的实际状态，或者说主要应该让中国的问题“生长”出我们的研究方法与阐释框架。这里，“民国文学机制”的提出就不仅仅是一种观念的提倡，更是一种具体的认知视角和研究范式，或者说是一种“进入”问题的角度。即便在这一过程中将纳入西方学术所不典型的其他元素，如对政治形态、经济形态的重点考察之类，这种考查方式将是在研究者“主体性”参与之下破除“现代性”的神话，走出“全球化”与“本土化”的理论怪圈，找到属于研究者自己的研究方式。这种方法论的意义至少有三个方面：一是倡导我们的现代文学学术研究应该进一步回到民国历史的现场，而不是抽象空洞的“现代”，即便是中国作家的“现代”理念，也有必要在我们自己的历史语境中获得具体的内容。二是史料考证与思想研究相互深入结合，在具有问题意识的情形下，将史料的考证和辨析与解答民国时期文学创造的奥秘相互结合。三是我们也努力将外部研究（体制考察）与内部研究（精神阐释）结合起来，以“机制”的框架深入把握推动文学发展的“综合性力量”，这对过去“内外分裂”的研究模式也是一种突破。这些研究的基本原则实际上都是对一个现代文学研究者最基本的要求，只是长时期以来，研究者痴迷于西方各种理论的诱惑，对现代文学研究缺乏“主体性”的参与，导致了现代文学研究呈现出一种形而上的味道。“民国文学机制”的提出，将使现代文学的研究重新回到中国自己的研究理路上来，提炼出中国自己的文学研究思维，在与世界交流对话的进程中放出自己的异彩。

应该说，无论是“本土化”问题还是“民国文学机制”的提出，都是研究者如何去面对现代文学的问题。“本土化”问题旨在纠正“全球化”问题存在的偏颇，想要找出中国现代文学的独特性，但由于缺乏研究者“主体性”参与的先天不足而走入了理论误区；“民国文学机制”以突出历史情境为切入口，强调研究者的“主体性”参与，以塑造中国自己的文学研究思维为旨归，为解决当前现代文学研究中出现的心态和方法问题提供了一扇可供参考的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