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景润在美国

听说陈景润同志来美国了，大家都很想见见他。他和吴文俊教授一起应普林斯顿大学高级研究院的邀请，来此讲学并做短期研究工作。普林斯顿大学离纽约不到一百公里，在交通发达的美国，这简直算不了什么距离，因此大家想他准会利用即将到来的春节，来纽约看看的。除夕之夜，我们常驻联合国的同志，在纽约代表团驻地准备了一桌丰盛的酒菜，等待着这位大数学家的光临。那天晚上，大家等了一小时，两小时，菜早已凉了，一直到深夜，陈景润终于没有来。对此，大家当然有些失望，但并没有责备之意，凡读过徐迟同志那脍炙人口的《哥德巴赫猜想》的人，对发生这样的事多少有些准备。

又过了一个多月，陈景润还是没有来。根据以往的经验，大凡国内来人，到了美国东部的，哪怕只有几天时间也会来一趟纽约，因为，它毕竟是世界最大的城市之一嘛！但是，陈景润偏偏是个例外。

我正苦于见不着他，一个星期天，两个搞数学的华侨朋友来找我，约我一起去普大访访陈景润，照他们的话说，“去碰碰运气”。

普林斯顿大学是仅次于哈佛大学的美国第二所最古老的大学，已有两百多年的历史。两百多年来，普大造就了不少优秀人才，特别是在数学物理方面。由于它的名气，吸引了不少世界有名的学者来此教学、研究，有的甚至长期定居。今年举世纪念诞辰百年的大科学家爱因斯坦就在这里度过了他一生中最后二十几年。这样一所跻身于世界前列的高等学府邀请吴文俊、陈景润来讲学，也算得上中国学术界的光荣了。

到了普大，我们找到了一位和吴文俊、陈景润有点工作关系的朋友。这一天，阳光特别好，是纽约一带难得的好天气。据说，这位朋友已说服了陈景润，让他出来晒晒太阳，顺便照两张相。“这可不容易”，这位朋友得意地说。我们几位也不禁庆幸自己的运气。

从普大校园坐车几分钟就到了研究院。在一大片草坪上，散布着一些两层楼的淡黄色建筑物，这就是研究院为各国学者准备的宿舍。我们的汽车在一座小楼前停下来，还没有下车，吴文俊夫妇就热情地迎上来了。可是，我们的陈景润呢？可别变卦了，我们心里都嘀咕着。几分钟以后，陈景润终于出现了——就是徐迟同志描写的那个瘦小的、心不在焉的陈景润。只不过今天穿了一身西装，没有打领带，衬衣领子皱得很厉害。他仿佛刚从另一个星球回到地面，脑子里还想着别的事情，双手却热情地和我们握着手，不停地说着“欢迎，欢迎”。我握着他的双手，望着他那瘦小的面孔，心里不由升起一种崇敬之情。“在纽约的同志们都欢迎你去啊！”我对他说，并把除夕之夜等他的事讲了。他显然有些歉意，连声说着：“哎呀，实在没有时间，没有时间。”说着，他就建议了：“还是到办公室去看看吧。”

他指的是研究院。从住处到研究院还有一段距离，我们沿着草坪间的一条小道走去。我注意到其中有一段叫“爱因斯坦小道”。周围

的许多东西都和爱因斯坦有关系，研究院的大楼就是一九三年爱因斯坦在这里时建起来的。这是一座钟塔式的仿古建筑物，四层红楼，楼前是一大片草坪，草坪的尽头是一人工湖，湖的对岸有一大片树林。一到红楼前，我们都被眼前的景色迷住了。我似乎有些诗兴大发，对着陈景润说，“你看，春天一来，那片树林就会变成一片绿云；那一湾湖水，划划船该多有意思……”陈景润睁大了眼睛，若有所思地说“啊，是有一大片树林，对，还有水……”他仿佛是第一次来到这里，象有了一个重大的发现一样，看到了红楼前的树林和湖水。“经常到湖边散步吗？”我问他。“还没有去过哩”，他漫不经心地答道。我们在草坪上刚呆了不到十分钟，照了两张相，陈景润就有些呆不下去了。不知是惦记他那一堆演算纸呢，还是觉得只有办公室才是他尽主人之情的最好地方，他又向我们建议了：“到办公室看看去吧。”我们跟着他，上了三楼，走进了他做研究工作的办公室。

这是一间很大的房间，但里面却是空空荡荡的：一张桌子，上面堆满了书籍、演算纸和放着一架小计算机，还有两把椅子，其他什么都没有。看来，这间房子的有效使用面积依然只有他那著名的“六平方米”！这才是陈景润真正的世界。到了这里，他的话似乎马上多起来了，给我们讲了许多到美国以后的情况。“这里做研究的条件很好，书很多，就是一条不好，请客吃饭太多。”他眼里闪着调皮的光，逗趣地说：“国内会多，这里吃饭多。”（写到这里，想起了一位同志给我讲的陈景润有一次去做客时发生的笑话，我考虑了半天，觉得还是不写出来为好。当年爱因斯坦出席正式晚宴的时候，可以忘记穿袜子，我们的大数学家一时疏忽又有什么奇怪呢？我决定保守这个秘密。）我们的对话一直进行了下去。“你从早到晚一直呆在这里吗？”“是的’从早上七点到晚上七点。”“中午吃饭呢？听说研究院大楼里就有一个很好的饭厅。”说到这里，陈景润放低了声音，似乎要透露一个重大的秘密：“这里吃饭贵极了，一顿饭就要花好几个美元，我中午就在房里吃开水下面包、饼干。”我这才注意到，桌子边的塑料字纸箱里放着没吃完的半袋饼干——哎，我们不拘小节的大数学家又把字纸箱当成食品箱了！听他这么一说，我不禁有些心疼，就对他说：“你中午还是应该吃点热饭热菜。”“不要紧，习惯了。”他愉快地笑了，象孩子一样的诚实。

陈景润一进了办公室，似乎就再也记不起出去了。看看他略微苍白的面容，看看窗外温暖的阳光，我建议了：“还是出去散散步吧。”我们这才走出了红楼，沿着老路，朝住处走去。走在路上，陈景润突然认真地问我：“华主席、邓付主席的身体好吧！”我一下怔住了，他大概忘记我是常驻国外的，离开祖国的时间比他长多了。我没有多给他解释，同样认真地回答道：“他们身体都很好。”回答的口气就好象我刚从两位领导同志身边来一样。他高兴起来了，给我谈起五届人大时见到华主席、邓付主席的情景来，他的眼里闪着幸福的光彩。只有这时，我才感到他从那个数学王国里走了出来，完全没有那种心不在焉的神情，而是十分富于感情的。

回到住处后，好客的吴文俊夫妇立即沏好了茶，端出水果招待大家。我们刚把茶端上，还没有来得及喝一口，陈景润站起来了，走到每一个客人面前，伸出双手，告辞了。我握着他的手，热情地、几乎有些恳求地说：“陈景润同志，请你一定来纽约。”我象对每一个初来纽约的同志，背诵似地说：“纽约有三大名景：自由神，这是纽约的门户；帝国大厦，这是……”我发现他根本没有在听，又心不在焉了。但对我的要求，他到底还是答应了：“好，我一定来，一定来！”我马上又加了一句，想把此事敲定：“一言为定，我们代表团派车来接你。”“好，好。”他走出了几步，突然又走了回来，十分认真地说：“千万不要派车，这太浪费汽油了，我坐公共汽车去。”我不禁苦笑了，从普林斯顿到纽约，他一定以为象是从中关村进城一样了……

我目送着他那瘦小的身影，沿着爱因斯坦小道，径直向研究院的红楼走去……是啊，今

天终于在这远离祖国的地方见到了这位大数学家。但是，我感到他仿佛并没有在美国，对他来说，这个世界上似乎只有他那个数学的王国，任何时间、地点的变化，都不能使他走出这样一个王国。

我后悔今天讲了一些不该讲的话——那些对普林斯顿景色的赞美，那些对纽约名胜的介绍……这些话在“正常”的情况下也许是正常的，但对于我们的陈景润来说却是多余的。他的脑海中充满了那种着了迷似地向数学进军的念头，他的头脑中容不得那些生活的琐事，容不得那些“世俗”的杂念，这也许是人们觉得他“怪”的缘故吧。但对于这种“怪”，我们这些“正常”的人又何必苛求呢？因为这就是他的生活方式，对这种生活方式，难道不值得我们这些“正常”的人深思吗？我不知道别人有什么感觉，我在见了陈景润后，感到自己变得高尚一些，纯洁一些了，心里充满了一种摆脱个人私欲、“世俗”杂念的决心，一种为人类的事业献身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