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无端处死的法官

1947年,在晋绥边区土地制度改革运动中,将晋绥边区高等法院院长孙良臣无端处死,制造了历史上罕见的草菅人命的大冤案。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党的实事求是政策的不断落实,终于揭开了这个谜团。

突然被扣押

1947年初夏,晋绥边区高等法院接到续范亭的举报,内称:临县后山村有件命案,要晋绥公安总局和高等法院协同当地政府侦破。续范亭是晋绥行署主任,在临县后山村养病,他的举报引起晋绥边区政法部门的高度重视。晋绥公安总局谭政文抽出专人,协同晋绥高等法院组成专案组,由孙良臣带队,深入后山村微服私访。工作组成员装扮成工作团,在后山村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多方取证,证明该村民兵小队长陈探大趁护送本村民兵外出执勤之机,公报私仇,将一位民兵推下悬崖致死。孙良臣带领的调查组核实了案情,很快离开现场,准备返回机关定案抓人。返途中路过兴县固贤村,孙良臣在家中住了一宿。第二天,准备离家时,来了几个彪形大汉,不说长短,把孙良臣扣押了。

群众不批斗

孙良臣被扣押以后,关押在固贤村接受群众审查。固贤村工作团召开群众大会,发动群众批斗孙良臣。老百姓不知道孙良臣犯了什么错误,提不出批判意见。人们都知道孙良臣出生在地主家庭,从小在外地读书,没有剥削行为,也没有欺压老百姓的劣迹。民国初年,他在山西法政专科学堂读书,毕业后在山西平遥、太谷、方山等地担任区长、县佐,后来调到兴县担任防疫局长。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参加了“牺盟会”,担任兴县县政府建设科科长。1939年12月“晋西事变”以后,建立了抗日民主政府,孙良臣被邀请到晋西北行政公署担任民教处副处长。1942年10月,在晋西北临时参议会上被选为晋绥边区高等法院院长。

孙良臣长期在外地供职,和本村老百姓没有任何关系,所以人们提不出任何反对意见。固贤村有位老贫农在批斗会上说:“孙良臣是共产党的干部,在村里没有剥削行为,没有欺侮老百姓,我们提不出反对意见。请工作团的同志给大家介绍孙良臣的罪行吧。”

工作团也不知道孙良臣有什么罪,他们只是奉命执行任务。至于奉谁的命令,执行哪一级交给的任务,工作团没有给群众交代。只是说,孙良臣是地主成份,晋绥分局通知他们让孙良臣接受群众审查。孙良臣在旧社会当过区长,赚下不少白银,让他把白银交出来……

孙良臣说:“我在旧社会为官清廉,没有多少积蓄,赚下的几个钱都供孩子们上学花销了。剩下的钱,支持刘少白办兴县农民银行,作了股份基金。现在确实拿不出白银来……”

工作团找不到斗争孙良臣的具体证据,只好把孙良臣关起来,派人到有关单位找孙良臣的“罪行”。

他是好法官

固贤工作团责成专人,带领固贤村的贫下中农代表,到晋绥边区高等法院找“证据”。晋绥高等法院召集工作人员,让大家提供孙良臣的“犯罪”事实。大家都说,孙良臣在高等法院没有犯过错误。我们只知道他赤胆忠心,秉公执法,办了许多大案要案,从来也没有发生过任何偏差。他们列举了晋绥三专署中级人民法院上报的一件命案,由孙良臣复审。孙良臣查阅案卷,发现了许多疑点:凶犯是一名村干部,因为派公差双方发生争吵,死者因为拒绝支差而发生斗殴。致死的过程主要在双方搏斗中,撞倒一堵土墙,被上面掉下来的石块砸死。孙良臣认为此案属于斗殴打架致死,不是对方故意杀人,所以不能判处死刑。孙良臣召开审判委员会,提出自己的看法,要求派员复查案情。结果发现死者是三专署一位负责同志的亲属,三专署中级法院为了照顾领导的面子,作出违心的判决。孙良臣秉公执法,根据案情复审,决定判处罪犯有期徒刑7年。大家认为孙良臣品德高尚,他不循私情、秉公执法,是一位好法官。

带头拥军优属

固贤工作团在晋绥高等法院找不到整治孙良臣的“罪证”材料,于是又跑到晋绥行署民教处查证。民教处的同志也给他们提不出多少意见。根据当时在民教处任职的杨文廉回忆:孙良臣在民教处负责优抚工作,他多次发动群众开展拥军优属活动。1946年秋,率领晋绥边区野战军北上内蒙,解放了大片国土,打了许多胜仗。孙良臣主动请缨,组织晋绥各界代表,组成晋绥边区拥军慰问团。由孙良臣带队,他们爬山涉水,从兴县出发,经五寨到左云,穿越敌人的封锁线,绕道长城关,把晋绥边区筹集的200匹土布,12头肥猪,1万多条毛巾、肥皂等慰问品,送到将士手中。孙良臣不辞劳苦、日夜奔忙,带领慰问团,在丰镇、卓资山、集宁等地慰问将士,付出很大的辛勤劳动,受到晋绥边区党政军领导同志的高度赞扬。孙良臣多次召开拥军优属会议,动员群众给军烈属代耕种地;帮助军烈属发展生产、增加收入,安定军心,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杨文廉说:“民教处的同志找不到孙良臣的任何过错,只知道他是一位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竭忠尽智的好官员。”晋绥民教处的同志提供不出孙良臣犯罪的任何资料,反而给固贤工作团的同志提供了孙良臣在晋绥民教处办理的许多的实事,让固贤工作团的同志不欢而散。

与民同甘共苦

固贤工作团分析:孙良臣一贯小心谨慎,在工作岗位上找不出多少差错。现在要深挖历史根源,他在旧社会办过事,也许他在旧社会有侵害老百姓的行为。于是分头派人到固贤村发动群众,召开积极分子会,让他们提供线索。固贤村的群众还是那句话:孙良臣在外地供职,我们说不清他有啥问题。要说有问题,就看在兴县担任防疫局长期间,能否找到一点线索。工作团的同志问有啥线索?一位老贫农说:“我记得民国十八年初夏,兴县发生了鼠疫,不少地方出现传染病,一天要死好多人,闹得人心惶惶。孙良臣带领医务人员,冒着生命危险,深入疫区,抢救病人,扑灭鼠疫。他走村串户,发动群众将石灰水倒在鼠洞中,在农户家中摆上硫磺、木炭,用火点着,紧闭窗户,用浓烟烈火消毒,直到把鼠疫扑灭下去,他才收兵回营。后来人们谈论起当年遭鼠疫折磨的事,都说孙良臣救了咱一条命。”

兴县地处黄土高原,雨量稀少,经常遭旱灾,老百姓的生活很苦,有一年几乎没下一场饱墒雨,农作物颗粒无收,老百姓挨门乞讨,饿殍遍道。孙良臣劝其父孙仰卓把积存的余粮拿出来赈济灾民。同时宣布了一条“策”,说凡借孙家的钱粮,从即日起免除一切利息,以后有本还本,无本继续借贷。孙良臣的这些举动,在封建意识相当浓厚的晋西北山区,实在难能可贵。在危难之中,他伸出援救之手,说明孙良臣的思想是开明的。

刘高焕说:“孙良臣济世救人,帮助穷苦老百姓办了很多好事。我大(父亲)娶不过媳妇,孙良臣主动拿出100块白银,给我大娶了媳妇,生下我们兄妹二人。他还给任耻大当过‘红娘’,主动捐资,帮任耻大结了婚。”孙良臣和当地老百姓同呼吸、共命运,群众对他提不出任何反对意见。

无端被处死

固贤工作团找不到孙良臣的“犯罪”行为,只好把他关起来,等待上面的处理意见。到了农历11月下旬,晋绥边区刮起一股乱打乱斗乱杀的歪风,波及到兴县各个角落。固贤村召开联村大会,一天打死7个人。最后把孙良臣押到会场,让群众处决。老百姓是善良的,他们都知道孙良臣没错误,所以谁也不动手。工作团发动了一个叫“二八老油”的人(此人头脑不清楚),手拿铁棍朝孙良臣肚子上捅进去。只见孙良臣鲜血直流。这位忠诚的爱国民主人士,和共产党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晋绥边区高等法院院长,就这样不清不白、无缘无故地倒在了血泊中。

说真话引来杀身祸

孙良臣含冤而死,死得那么悲惨,那么可怜。他始终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时隔数十年,这件事一直笼罩在谜雾中,直到改革开放以后,坚持党的“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原则,发动群众清查历史遗留问题,才把这团谜雾揭开。原来事出有因:根据固贤村78岁的老贫农康九问回忆:孙良臣在晋绥边区运动中,坚持原则,没有随波逐流,在传达晋绥分局召开的经验会议上,康生、陈伯达指名道姓,批评刘少白献房献地是假开明,是化形地主分子,不能让他的假相所蒙蔽。他们这种做法,在重庆还差不多,在解放区怎么能行得通呢?孙良臣听了康生的讲话,有点不理解。他说:“刘少白献房献地是假开明,那么怎样才算真开明呢?”孙良臣在晋绥边区高等法院召开的会议上,公开发表自己的意见,本来无可非议。但是被一部分积极分子给晋绥分局打了小报告,说什么孙良臣不同意康生的讲话,为地主分子刘少白鸣冤叫屈。晋绥分局把孙良臣当成“绊脚石”,交群众批斗,最后将他无端处死。

刘少白是晋绥边区临参会副议长,在白色恐怖时期,为营救中共高级干部刘澜涛、安子文、薄一波、陈原道等人出狱,做了许多艰苦卓绝的工作。1946年在延安参加解放区人代会筹备工作,主席邀请刘少白等人座谈中共中央的“五・四”指示,对刘少白说:“你是共产党员,回去将你家多余的土地献给农民,起个带头作用。”刘少白欣然应允,返回兴县动员其弟刘象坤,将自家的450亩山坡地和1处四合小院捐献给当地政府。1946年8月13日,《晋绥日报》在头版头条报道了《刘副议长及其胞弟献出土地房屋》一文,受到晋绥边区政府的通报表扬。刘少白这一顺应历史潮流、符合人民意愿的行动,理所当然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康生、陈伯达居然说他是假开明,是化形地主分子。孙良臣说了一句实话,竟然引来杀身之祸。

彻底昭雪

1989年5月30日,中共兴县县委申报,请求中共吕梁地委组织部给孙良臣同志昭雪。吕梁地委组织部作出《关于孙良臣同志在1947年晋绥边区运动中被错杀的结论意见》,报中共山西省委组织部审批。山西省委组织部于1990年3月24日作出决定:给孙良臣同志彻底昭雪,恢复名誉。孙良臣同志按因公牺牲对待。至此,孙良臣的冤案终于水落石出,画上了公正的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