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契约成本的企业会计政策选择分析机制

摘要：企业会计政策在形式上表现为企业会计过程的一种技术规范，但其本质上是经济和政治利益的博弈和契约安排。本文从契约理论出发，分别就管理报酬契约、债务契约和社会契约等方面，对企业的若干外部契约关系进行了分析。认为道德风险的存在、债务契约的有限性以及社会契约成本对管理层的影响，使得企业在会计政策选择中必须充分考虑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以最大化企业的价值。

关键词：会计政策选择　契约成本　管理报酬契约　债务契约

一、引言

会计运行的过程其实就是会计政策选择的过程。企业选择不同的会计政策会产生不同的会计信息，将导致企业利害关系集团不同的利益分配结果和投资决策行为，进而影响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和结果。因此，企业会计政策选择在形式上表现为企业会计过程的一种技术规范，但在本质上是社会经济、政治利益的博弈规则和契约安排，这种博弈规则和契约安排构成了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的理论基础。鉴于会计信息尤其是会计收益在契约中的重要性以及会计政策本身的契约特性，企业选择不同的会计处理方法会产生不同的绩效和契约责任，企业管理者的会计政策选择行为会对委托关系及其他契约关系产生较大影响。为了管理和协调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委托关系，避免某个利益集团产生有损企业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就产生了如何进行会计政策选择的问题。从会计学的角度来看，会计政策选择问题为企业契约关系的确立和考核提供了公平、合理的衡量基础。西方实证会计研究的结果证明，企业往往通过借助于形式多样的会计政策选择与契约安排来实现对自己有利的经济后果。因此，如果能够从契约成本角度给出选择会计政策的机制，无论对于绩效还是契约安排，都具有很好的指导作用。

二、基于契约成本的会计政策选择机制

(一)管理报酬契约成本与会计政策选择

为检验报酬契约和会计政策选择之间的关系，Watts和Zimmerman提出了实证会计理论三大假说之一的“红利计划假说”。该假说认为，分红计划并不总是促进企业管理人员选择可增加当期盈利的会计政策，通过操纵不同期间的会计收益，将会影响经理人员红利报酬的现值，并增加其获取报酬的确定性程度。基于此，目前许多学者建议对管理者的激励机制进行重新设计，主要采取的方法有：管理者的报酬等于固定工资加上超过计划利润数额一定百分比的红利；管理者的报酬等于固定工资加上和公司股票价格相联系的红利；管理者的报酬等于固定工资加上按照股利支付比例计算的红利；管理者的报酬等于固定工资加上股票期权。股票期权可在管理者离开企业或退休时按照股票价格支付较高的红利。或者按财务报告中的会计收益采用累进比例的方式支付红利。股票期权实际上是股权激励的一种，能优化人力资源，减少管理者的短期行为，具有激励幅度大而无须大量现金支出、行权时间灵活等优点。2006年颁布的新会计准则明确了股票期权的会计处理，从而为这一激励机制的有效实施与完善提供了有利环境。目前已公告股权激励计划的上市公司有华侨城、深万科、深振业、辽宁成大等，在这些公司中除深万科采用回购存量股份用于股权激励外，其余公司基本上采用了股票期权这种激励方式。

但上述激励机制仍是以会计收益作为确定支付给管理者报酬的重要基础，这样管理者仍会关心对会计收益产生重要影响的会计政策，甚至为了实现自身效益最大化而利用或肆意操纵会计政策选择，形成管理者道德风险。特别是当期盈利低于分红计划规定的目标盈利额时，管理人员就有可能减少期当期的报告盈利，而将减少的部分转移到以后各期；也有可能把未来的亏损提前至当期，进行“巨额冲销”，从而提高未来期间的会计收益。实际上“巨额冲销”在我国证券市场上经常为上市公司所用。如海南航空公布了其巨损达12.69亿元的2003年年报后，第二天又公布了其2004年第一季度的经营业绩。季报显示，当年首季主营收入为18.32亿元，主营利润为4.44亿元。康佳在2001年报告巨亏7亿后不久，次年第一季度即盈利1000多万(大量存货一次消化掉)。科龙也宣布2001年巨亏，其一次亏损额达15亿之多，之后于次年一季度扭亏，盈利1000万左右，2002年全年盈利2亿之多。最具有代表性的是ST轻骑，在2002年的年报中一次报出34亿巨亏。因此，如何设计合理的机制进行会计政策选择十分关键。

解决上述问题应改变管理报酬契约的报酬结构，采用以会计信息和经营性现金流量为基础的短期激励和以市场价值信息为基础的长期激励相结合的管理报酬契约。如前所述，单纯以会计收益作为管理报酬契约的依据，管理者有着更大的动机来采取机会主义的会计政策。如果在企业的短期性激励计划中加入经营性现金流量的信息，就会减少会计人员的这种机会主义行为。因为经营性现金流量信息是较为客观的会计信息，不易为企业管理者所操纵，并且经营性现金流量信息还能反映企业的未来经营能力。但经营性现金流量指标也是反映过去经营业绩的指标，仍然不能克服会计收益指标的所有缺陷。因此，还应加入股票的市场价值作为长期性激励指标。在管理报酬契约中恰当地运用股票价值信息，可驱动管理者偏向于以提高企业总体价值为目标，采取有效率的会计政策。目前我国上市公司高管人员的报酬结构单一，主要由工资和奖金组成。而且奖金也很少以经营性现金流量为基础，股票价格信息更是少用，这主要是由于我国资本市场发展不完善造成的。如果能够将反映企业过去业绩的会计收益和经营性现金流量的指标与反映企业未来发展潜力的股票市场价值指标结合起来，作为管理报酬契约的执行依据，就能够真正做到短期激励和长期激励相结合，从而使得企业对会计政策做出正确的选择。

(二)债务契约成本与会计政策选择

债务契约是指企业经理人员代表股东与债权人签订的、用于明确债权人和债务人双方权利和义务的一种法律文书，包括各种贷款契约、债券发行契约等。通常企业应以一定的债务偿付能力或水平等限制性条款来保证债权的安全，如规定最低限度的流动比率，限制对资产的清理和转移，防止支付清算股利，限制可能增加企业风险的兼并或投资活动，规定利息保障倍数，限制企业发行新债等。但企业往往采取会计政策选择的方式绕过这些限制，来降低债务价值而增加权益价值，从而引起债务契约关系中的利益冲突。具体包括：一是过度的股利分派。当企业债券的发行是以保持一定的股利支付水平为条件时，就会引起股利的过度分派，从而减少作为债务支付保证基础的资产并进而减少债务的价值。在最极端的情况下，经理会借入贷款，然后将其全部作为股利予以分派(即所谓的清算性股利)后选择离开，留给债权人的只是一具公司的“空壳”。二是资产置换。资产置换建立在这样一个假定基础之上，即债权人对风险是厌恶的，其之所以借款给企业，是因为预期企业不会将此笔资金投向其不能接受的风险项目或资产，这样做的结果是债权人也不能得到投资于高风险项目或资产所增加的额外报酬，但其却要承担因经理的投资失误而可能导致的损失。三是债权稀释。当企业债券的发行和定价是以不增发新债券为条件时，企业若再增发有更高优先权的新债

券，就会引起债权人对企业债务索取权的价值下降，亦即发行这些新债券会将财富从最初的债权人那里转移给经理和股东，在此过程中还会发生可降低企业价值的成本，使得债权人的索取权被稀释。四是投资不足。公司价值构成的很大一部分是以公司拥有未来投资机会这一无形资产的形式存在的，如果公司所接受的投资项目的大部分收益都将由债权人受益，拥有未偿债券的公司就有动机拒绝净现值为正的投资项目。这一现象就可能导致公司的投资不足、效率低下，从而导致企业的价值下降。

Watts和Zimmerman提出了实证会计理论三大假说之一的“负债权益比率假说”。相对于针对管理者与股东之间的内部契约关系而言的红利计划假说，负债权益比率假说所要揭示的是管理者与债权人、股东之间的外部契约关系。该假说认为，较高的负债权益比率意味着企业有较高的负债程度，这可给企业带来较多的杠杆利益，但同时也可给企业带来较大的风险。当企业负债融资所负担的成本小于投资带来的报酬率时，企业管理人员就有可能选择提高当期盈利的会计政策；当负债融资所负担的成本大于投资带来的报酬率时，企业管理人员就有可能选择降低当期亏损的会计政策。我国目前由于种种原因，债务契约大多流于形式，对债务人行为的约束有限。债权人为了保护自身的利益在签订债务契约时，通常的做法有：限制性借债，即在借款合同中加入某些限制性条款，如规定借款的用途，借款的担保条款和借款的信用条件等；收回借款和停止借款，即当债权人发现公司有侵蚀其债权价值的意图时，可收回债权和不给予公司增加放款；契约中可以明确以公认会计准则为基础的会计政策的限制性条款，从而减少或避免债务人通过单方面不当的选择以及变更会计政策等契约条款以加大债权人的风险，将财富从债权人手中转移到所有者手中。

(三)社会契约成本与会计政策选择

企业的生产经营和管理不仅是纯粹的经济活动，政治活动对企业管理者选择会计政策的影响也是现代实证会计研究的内容之一。Watts和Zimmerman教授认为，政治活动是一种为转移财富而进行的竞争，这种竞争将导致企业财富部分地被转移至经营者之外的个人手中。这种由于政治活动的存在而对企业造成的种种损害被称之为政治成本，原因可能来自政府、社会舆论及公众，其内容具体包括寻租成本、税费管制成本和社会契约成本等。按照政治成本假说，企业的政治成本越大，其管理层就越有动机选择那些能够将当期盈利延续到未来期间的会计政策。对于政治成本较大的公司，确实给予了格外的关注与监督，使得这类企业不愿在政府和公众面前显现“暴利”；另外，大政治成本企业自身财务制度相对健全，其往往会考虑到企业或个人的政治声誉，而不太可能像政治成本较小的公司那样，采取会计差错甚至会计造假等手段来操纵利润，这些企业进行利润操纵的工具相对有限，手段也相对更加隐秘。因此，对政治成本大的企业而言，“会计政策选择”不失为一种良策。

一般认为，社会契约对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税收。税收可以认为是企业管理当局与政府之间所制定的契约，是社会契约的一部分，具有契约的“无偿性”和“国家强制性”，是政府加强经济活动管制的一种常用手段。对于企业来讲，税收最终总是会增加企业的成本，减少其现金存量，并且还会增加纳税申报的信息披露成本。因此，公司管理当局总是希望通过各种努力降低现实的和潜在的税负，包括对现行会计政策与方法的选择和可能颁布的准则的游说，同时还进行税收筹划，将税收作为企业的一种资源加以利用。

(2)收费管制。在现代社会中政府对企业的管制方式多种多样，其中收费管制最为典型。许多企业的产品价格和收费标准是由政府有关机构制定的(如公用事业部门、石油、金融等部门)，而政府确定价格和收费标准的依据是上报的企业会计数据。因此受管制的部门往往通过游说管制机构或者准则制定机构，以便制定出有利于本企业的价格和收费标准。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价格或者收费标准根据会计上的成本计算公式来确定：价格或者收费标准＝经营费用+折旧+税收+Rx资产基数。其中，R代表合理的资产报酬率。在该公式的五个要素中，除了税收具有刚性之外，其他四个因素都含有一定程度的会计计算的不确定性，即与会计政策选择或者应计制的运用有关。如果这些公司的会计资料(成本费用、资产或者盈利)能够对收费管制起作用的话，管理人员就会考虑使用上述手段来增加经营费用、折旧和资产基数，即采用减少收益的应计项目，从而在重新定价的谈判、价格听证会中保持优势地位或主动性，争取提高价格或者收费标准。

(3)不对称损失函数。在现实经济活动中，人们对损失、失败的敏感度总是高于成功和收益。政治活动之一就是限制一切造成损失的可能性。具体来讲，大公司的失败或破产会产生一种潜在的政治危机，从而将公众的注意力引向某一政治机构。我国证券监管表明，政治机构对高估资产的担忧要大一些。政府宁可消除高估资产的潜在根源，也不愿消除低估资产的可能。如在1997年证监会就曾要求上市公司在年报中披露“调整后的每股净资产”数据，即剔除了“三年以上的应收账款、待摊费用、待处理财产净损失和递延资产”；1998年初，财政部要求计提的四项减值准备；2001年初实行的八项减值准备等，初衷均是如此。

(4)潜在危机的影响。企业会计信息中的报告盈利往往会引起政治家和管制人员的注意。如在石油价格飞涨以及由于政府管制而引发的石油短缺期间，石油公司的利润就会成为政治家们关注的焦点。美国微软公司近年来遭到的也有类似的原因。因此，管理人员在进行会计政策选择时更愿意选择那些能“隐蔽”当期盈利的会计政策。对于我国企业而言，其政治活动同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下企业的政治活动有很大不同，政治成本的表现也不同，主要体现在：西方学者认为企业最直接的财富转移方式是通过税收制度，而我国企业特殊的委托关系使得财富转移方式并不仅是通过税收，如政府作为一级委托人直接对企业收益进行分配获得投资收益。同时我国企业委托的层级较多且企业所有者“全民”没有能力也不可能对经营者进行监督，这样势必造成“全民”及一级人监督激励不足、业绩评价手段单一等问题。因此，“政治成本假说”应用于我国企业应作适当的修正：我国公司其政治成本越大越倾向于使用增加当期利润的会计政策。由于我国政治成本较大的企业多是由国家控股，因此也可以认为，国有控股企业比其他企业更倾向于使用增加当期利润的会计政策。

三、研究结论

由于契约的不完全性，企业契约未能就企业会计核算、会计信息披露的所有会计政策条款做出详细规定。因此，在现实经济生活中，不可能完全消除会计政策选择现象，各缔约主体为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博弈也将继续进行下去。从契约成本角度对会计政策选择机制进行的分析表明，管理报酬契约成本、债务契约成本和社会契约成本这三个方面制约和影响着企业会计政策的选择。其中由于当前管理报酬契约中道德风险的存在，债务契约的有限性以及社会契约成本对管理层的影响，使得企业在会计政策选择中必须充分考虑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如果企业能够在完备的契约约束下，坚持合法性、一致性和重要性等原则，构建基于企业契约观的会计政策选择理论框架，并设计具体的运行机制，来规范和指导企业的会计政策选择，就可以实现兼顾各缔约主体利益前提下的企业价值最大化。此外，从管理报酬契约、债务契约、社会契约的角度分析会计政策选择的影响因素时，还应该注意到国家不同，其契约特性也不同，会计政策选择也就可能呈现出不同特点。分析这些契约之间存在的差异，对于完善我国会计准则、会计制度的制定与实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