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征信领域行政执法存在的风险及对策建议

征信业是市场经济中提供信用信息服务的行业，在促进信用经济发展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2013年《征信业管理条例》（以下简称《征信条例》）开始施行，作为我国第一部系统规范征信业管理的行政法规，它的出台，标志着征信业步入有法可依的轨道，对于规范征信活动，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促进征信业健康发展，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但由于我国征信管理法制建设才刚刚起步，征信体系建设仍处于初级阶段，还存在许多问题亟待解决。本文对基层行实际工作中遇到的问题进行归纳，对问题的成因进行了分析，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一、征信领域行政执法风险的主要表现

作为征信管理的法定职能部门，人民银行一方面通过实施有效监管，规范商业银行的征信业务，促进征信业健康发展，并推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另一方面要对征信机构的组织设立、事项变更、业务开展以及解散（破产）等情况进行备案监管，以及信息披露等工作。征信行政执法风险涉及面较广，包括对商业银行、征信机构日常监管的全过程和人民银行依法进行征信信息披露的全过程，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执法人员风险

基层人民银行征信管理部门是征信工作的前沿阵地，基层行政执法人员的业务素质、执法形象与整个人民银行征信工作的水平和质量是息息相关的，更直接关系到征信业的健康发展。目前人民银行行政执法人员在履行征信管理职责时，由于现有的法律依据条款规定较为原则，实务操作性不强，导致对法律条文的理解因人而异。一些执法人员对征信法律法规的掌握不够全面、理解不够深入，对征信管理工作的调查研究不够深入，最终导致对违规事实的性质认定和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行使产生较大风险。比如，在行政执法过程中，一些行政执法人员注重实体法，轻视程序法，认为只要是达到行政执法目的，可以不必要严格的去遵循程序法，由此导致行政执法风险增大。

（二）信息采集风险

征信业务中涉及的个人信息除了信息主体个人身份的基本信息外，还包括信息主体信用状况的其他信息，如贷款信息、信用卡信息，以及其他社会管理信息，如执行法院判决和裁定的信息、受到行政处罚的信息等等。征信机构可以通过信息主体、企业交易对方、行业协会提供信息，政府有关部门依法已公开的信息，人民法院依法公布的判决、裁定等多个渠道采集企业信息。这些信息的采集，有的需要经过信息主体的同意，有的则无需经过信息主体同意即可采集。目前征信系统的非银行信息已涵盖公积金、电信、环保、法院、质检等类，涉及多个政府部门，《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管暂行办法》仅对商业银行的信息报送、纠错提出了要求，而对其他部门的信息采集仅靠部门之间的协议来规范和约束，人民银行对非银行信息报送单位没有检查、督导的职权。但是如果采集的信息发生错误，或者数据更新不及时，影响到企业和个人信用报告的真实性，就可能侵犯信息主体的权益，人民银行征信管理部门作为监管者，可能面临侵权责任。

（三）信息披露风险

由于征信业务中的信息具有高度敏感性，有可能涉及个人隐私，如果披露方式不当，极有可能面临权利主体人的侵权诉讼。实际操作中，一些国家行政机关因执行公务到人民银行要求查询企业信用信息，但哪些行政机关有权申请查询企业信用信息、查询规程如何，缺乏相应法律规范。按照相关规定，部分有执法权的行政机关在进行调查过程中，可以查阅、复制与被调查事件相关的资料，如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等，但其他行政机关如财政厅、司法厅等部门要求查询个人信用报告时，是否也需给予配合，尚需进一步明确。

（四）征信业务操作风险

一是信用报告无防伪措施。目前，信用报告已在社会上得到广泛应用，但现行的信用报告普遍使用普通A4纸打印，且未加盖印章，没有有效的防伪措施，一方面信息使用者无法鉴别信用报告的真实性；另一方面对外提供的信用报告极易被不法分子倒卖、复制、篡改、毁损、泄露，造成信用报告当事人的隐私受到侵害。二是委托查询意愿真实性难以甄别。实践中，查询他人信用报告时，人民银行通常要求受托人出示相关书面证明材料，但无法准确掌握被查询人查询其信用报告的真实意思，难以避免个人信用信息被盗用的情况。三是部分信息采集知情权未得到充分保护。虽然目前各银行业金融机构普遍在业务申请书或合同中增加授权条款和说明条款，明确告知客户信息将被报送至人民银行征信系统。但目前征信系统采集的信息仅局限于金融机构，非银行信息的采集往往直接在信息共享部门之间完成，在当事人不知情的情况下采集入库。自2006年征信系统运行以来，系统已将大量非银行信息采集入库，该部分信息并未经过当事人许可，有可能侵犯当事人隐私权，存在一定的法律风险。

二、征信执法风险成因分析

（一）征信管理相关法律法规不够完善

随着征信业务的不断发展，相关立法配套不足问题凸显，虽然《征信条例》、《银行信贷登记咨询管理办法（试行）》、《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管理暂行办法》等规范征信业务的法规规章和办法已经相继出台实施，但征信监管和执法工作的法律支持力度仍然不够强劲，仍需进一步完善和健全。这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一是法律位阶不高，相关的主要规范性文件只是法规和部门规章，而缺乏法律层面的上位法进行独立规范。二是法律制度构建线条粗，只有一个条例和两个办法对征信管理工作进行规范，使执法的规范性和严谨性受到不同程度的削弱。三是法律制度的不健全导致商业银行和征信机构的部分违规行为处置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之下，法律制度滞后明显。四是存在法条竞合现象，当前征信业一定程度上存在法条竞合的现象，目前实施和新修订的一些非金融法律法规，例如《民法通则》、《国家赔偿法》等在法律原则和法条适用上已经延伸到行政机关执法工作的方方面面，对人民银行的行政法律责任也不断扩大和加重；以《侵权责任法》为例，该法律的实施就对人民银行征信管理工作产生了影响，尤其是提高了征信工作的法律风险。五是我国法律对个人不良信用记录中的“民族、信仰、收入状况、房产登记”等个人敏感信息的采集问题，缺乏相应的法律予以明确，违法收集和使用个人信用信息的行为屡见不鲜。

（二）相关工作机制尚未完全理顺

银行信贷登记咨询系统1999年开始建设，2002年全国联网运行，2005年升级为企业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2006年企业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2004年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开始建设，2006年1月该系统正式运行。征信系统基本上是人民银行一家在主导，与相关部门的协作机制尚未完全理顺，导致协作十分困难。此外，征信管理机构与征信服务机构的关系尚未理清，成立征信管理局和征信中心后，这一问题在总行层面有了清晰界定，但到人民银行分支机构，特别是地市中心支行及县支行，集“运动员与裁判员”双重角色一身这个问题目前仍然存在。此外，《条例》的出台可谓“十年磨一剑”，是在综合考虑多方面意见基础上提出的顶层架构，其内涵超出了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本身，这一过程中，我国的金融改革快速推进，各类金融机构快速发展，《条例》作为新形势下的顶层架构，考虑了这些因素，但已经成型的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对这些因素的考虑不够充分。在小微银行业金融机构和非银行业金融机构接入方面，系统接入申请审核流程长而且接入技术成本高，就算审核通过，也难以成功接入。根据人民银行总行统计，截止2013年末，全国经审核通过的机构709家，但成功接入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的机构仅有6家，成功接入企业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的仅91家。在非银行信用信息采集方面，由于没有统一的采集规范、采集技术手段和信息源的制度保障，信息的质量、数据的持续性、准确性等都受到极大挑战。

（三）监管执法队伍整体素质有待提高

由于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征信管理部门和征信分中心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征信管理的执法职能和服务职能没有分离，职能不清，存在“重服务、轻监管”的倾向，对商业银行征信执法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从而造成了对执法工作重要性、规范性、严肃性等方面的认识不到位。一些行政执法人员受其文化水平、业务能力限制，法制意识不强，法律素质较低，执法质量不高，执法随意性较大，不按照规范的执法程序进行执法，不能把握处罚的适当性和合理性，滥用自由裁量权，制作执法文书不严谨、不规范，使用文书或引用法律条文错误，执法过程中超越执法权限，不认真收集证据或收集的证据证明力不强等，造成执法质量不高，潜隐执法风险。

三、对策建议

（一）完善征信法规配套措施，促进征信行业规范发展

将隐私权保护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体系，明确规定隐私权及其内容。尽快出台《征信业管理条例》配套的司法解释和配套措施，并修订各项征信业务规程，使之与《征信业管理条例》相匹配，增强《条例》的可操作性。尽快出台《个人征信信息保护规定》等征信行业规范，净化整个信用信息商业环境，清除个人信息数据使用的灰色地带，借鉴反洗钱监管和执法工作的立法模式，参考《反洗钱法》的出台，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征信法》，提高征信管理工作和执法检查法律依据的位阶层次。进行详细的法律制度梳理，对征信管理工作及业务开展存在交叉规定、法条竞合的所有法律规范进行执法风险评估，并据此修订完善和补充细化。以《条例》为基准，对已经出台的文件进行梳理，《条例》出台前，《银行信贷登记咨询管理办法（试行）》（银发[1999]281号）和《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管理暂行办法》（中国人民银行令[2005]3号）是基层人民银行征信管理的核心文件，但这些文件出处不同，法律地位不同，部分条款与《条例》不适应。因此，建议以《条例》为基准，对现有的征信管理规范性文件进行梳理、完善，确保《条例》得到有效贯彻落实。

（二）改进征信业务流程，保障相关征信主体合法权益

1.采取有效的信用报告防伪措施。通过增加防伪手段，提高信用报告的安全性，提升信用报告的权威性和公信力；可采用专用纸张进行打印，通过易于鉴别、难于模仿的特征区分真伪；可通过引入二维码与相关信息项目的相互印证，提高信用报告的可读性。

2.优化受托查询信用报告流程。为确保委托他人查询信用报告的意愿真实性，应改进委托他人查询信用报告流程，明文规定委托书需经权威第三方机构公正后方可查询。同时，经询问委托人，通过一些无法被他人知晓的细节问题进行身份核实。

3.实时追踪信用报告查询发生地址。完善征信系统功能，实现征信系统对查询发生地IP地址的实时跟踪，如发生疑似非正常查询时，可通过IP地址甄别查询人是否为用户对应本人等。

4.改进“贷后管理”查询授权方式。明文规定金融机构不得一次性授权。细化“贷后管理”查询流程，防止金融机构恣意进行“贷后管理”查询。在征信系统中增加授权人的角色，提供部门主管的授权操作，对以“贷后管理”为由进行的查询，需经授权人授权后方可查看查询结果。

5.充分保障信息采集主体的知情权。对于信息采集特别是公积金缴存、纳税等非银行信息采集，应参照金融机构的格式制定授权或说明条款，以保障个人的知情权，且事前应征得当事人的同意，以规避随后的法律风险。

（三）加强执法队伍建设，提高公民信用保护意识

一是对征信执法岗位人员进行高层次、高水平的学习培训，如保密管理工作，进行总行级别的征信执法培训，进行全国认可的专业执法资格认真，提高执法人员素质和思想认识，提升征信管理执法权威性。

二是人民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应进一步加强对征信和相关金融知识的宣传教育，依托官方网站、电视、报刊等传媒渠道，并通过常规性、实用性的主题宣传活动，适时向金融消费者普及征信及其他金融基础知识，并通过适当方式及时向金融消费者履行告知义务，并进行风险提示，帮助公众从关注个人信用报告着手开始关爱自己的信用记录，增强隐私保护意识，自觉尊重他人的隐私，提高对金融活动风险的认知能力和自我保护能力。

（四）优化重点工作环节，进一步降低征信法律风险

1.将委托查询授权条件做适当修改。个人委托他人查询时，建议可不提供授权委托公证证明，而由人在填写查询申请时声明委托关系属实并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即可。企业查询时，建议改为提供加盖企业印章的查询申请即可。

2.允许商业银行提供个人信用报告查询服务。商业银行网点众多，最接近终端金融消费者，出于服务自身客户的需求，也愿意为个人和企业提供信用报告查询服务。建议制定商业银行端个人和企业信用报告查询规程，放宽商业银行查询限制，允许其为个人和企业提供信用报告查询服务，因查询产生的费用仍可由查询人承当。如此可分流人民银行柜台查询端口压力，同时也能提高信用报告查询的便利性。

3.从体制上理顺征信业监管机构与征信服务机构的关系，信用报告上加盖电子印章。建议明确基层人民银行征信管理与征信中心信用报告查询服务点的关系，明确信用报告系由征信中心出具，加盖征信中心电子印章。

4.重点关注金融信用信息采集工作。基于人民银行征信中心运营的是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应以借贷关系为核心的信用信息采集为重点，对于非金融信用信息，建议按照“建设不同的信用系统，最终实现互联互通和共享”的思路加以解决。如果坚持要加载非金融信用信息，也应该按“严谨规范、自上而下”的思路来解决，同时对于目前采集的非银行信用信息，建议暂停采集和加载。

5.提高系统接入效率，拓宽金融信用信息采集面。加快基于互联网接入的系统平台开发进度，优化系统接入审核程序，尽快将银行业小微金融机构和非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信贷信息纳入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提高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的权威性和信用报告的公信力。

撰稿：中国人民银行昆明中心支行法律事务处课题组

课题组成员：李嘉庆（执笔） 刘 丹 刘军强 杨云鹄 沈跃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