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我国人才选拔标准与“80后”人才相协调的对策

摘 要：根据当前我国人才选拔标准的内容和“80后”的特点，结合我国实现人才选拔标准与选拔对象相协调的历史和现实经验，应当从以培养人才作为人才选拔标准实施初衷、灵活施行人才选拔标准、慎重运用实务标准、以多元和多维的人才选拔标准作为引导、促使选拔对象参与仪式化的实践活动等角度实现人才选拔标准与“80后”选拔对象相协调。

关键词：人才选拔标准；“80后”人才；协调

中图分类号：C91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31-0134-03

十报告指出，要“完善竞争性选拔干部方式”，“拓宽社会优秀人才进入党政干部队伍渠道”。当前，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中人才选拔的环境在不断变化，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形势下，我国人才的特点也发生了变化。如何使我国的人才选拔能够与这些新特点相协调，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对我国人才选拔标准科学合理的实施，是我国企事业发展和改革工作中应当思考的重要问题。

一、当前我国人才选拔标准的内容和“80后”作为人才选拔对象的特点

在世界全球化和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我国人才选拔标准的内容有了新的界定，而人才选拔对象也体现出其独有的特点。

（一）当前我国人才选拔标准的内容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公开征求意见稿）提出要“改进社会人才评价及选用制度，为人才培养创造良好环境。”在这一长期规划的指导下，树立科学人才观，建立以业绩为重点，由品德、知识、能力等要素构成的各类人才评价指标体系，强化人才选拔使用中对实践能力的考查，将成为当前我国人才评价选拔标准的基本导向。而以绩效为重点、多元化考察和突出实践能力的要求也成为对我国人才选拔标准内容的基本界定。

（二）当前我国“80后”的特点

当前我国人才选拔所涉及的主要群体逐渐转移到“80后”。“80后”是指整个20世纪80年代出生的年轻人，他们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中成长起来的，受环境特别是流行文化的影响，其行为、道德、思想、人生观、价值观等方面都表现出了全新的特点。

一方面，这些特点体现在“80后”所独有的优势方面。第一，“80后”深受流行文化的影响，这使其拓展了思想和价值判断发展的领域与范围；丰富的信息资源及资源间的交流也使其有条件使这些思想和价值判断在当前形势下传播与发展。第二，“人的社会化是要通过人的互动而产生的”[1]，自由、多元和双向性的文化交流环境，为“80后”提供了广阔、自由、平等的发展维度与交往空间。第三，随着现代传媒技术的发展和应用，“80后”走出区域文化，逐步形成和拥有现代化的开放心态，并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尤其是企业体制改革步伐的加快，其工作态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民主意识不断增强。

但另一方面，这些特点也反映在“80后”自身具有的不足和局限上。第一，“80后”虽然有较强的能力接受新事物，但社会阅历浅、自我控制能力及对外界事物的判别能力不高等因素，都影响其人生发展。第二，当前社会的消费文化往往推销一种“低水平”的满足，这种低水平满足将误导“80后”的精神追求。这让部分“80后”处于一种悬浮状态，过分追求娱乐，混淆现实与虚拟的界线，诱发道德问题。第三，“80后”作为“新人类”，受社会影响反映出一种“非道德化”的倾向，排斥着某些崇高的道德，将个人的欲望混同于人类的普遍理想，从而导致其道德价值判断的混乱。

二、当前我国实现人才选拔标准与选拔对象相协调的经验

如何实现人才选拔标准与选拔对象相协调的问题，我国在历史上和现实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一）我国实现人才选拔标准与选拔对象相协调的历史积累

在我国历史上，人才选拔问题是封建时期的统治者为了巩固“千秋万代”的统治不得不重视的重要问题。人才选拔标准不断变化，伴随着时代变迁与选拔对象相协调，使我国封建时代产生了发达的人才选拔制度，包括察举制、九品中正制、科举制，等等。根据我国封建时期人才选拔标准与选拔对象相协调的历程，可以得出以下经验：

第一，人才选拔标准的实施，充分体现了被选拔人才对选拔标准公平性和参与性的要求。被选拔人才参与选拔的前提就是选拔本身是可实现的（即“门槛低”），并且标准是公平的（即“门槛平”）。我国封建时代人才选拔制度从察举制到九品中正制再到科举制，考试人数不断增加，考生限制不断减少，政权的开放性也越来越强，就是希望保证所有的实际政府运行角色都是通过公平的选举产生，使当时社会上的每个人都有能力直接或者间接地参与国家政治生活。

第二，人才选拔标准的实施，根据选拔人才的变化而多元发展并及时更新。一方面，人才选拔标准的实施要足够多元，这不仅满足不同领域选拔对象的需要，更使被选拔者形成了合理的群体能力结构。我国汉代察举制和征辟制并用就体现了这一点。另一方面，人才选拔制度和标准的实施必须适应一个时代的社会以及政治环境，要适合选拔对象的变化并具有改善当前一些问题的功用。例如，随着选拔对象“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别父居”现象的出现，察举制败坏了，于是人才选拔标准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改为九品中正制；尽管科举制运用的时间很长，但在考试对象的范围、考试科目、考试环节等方面都在不断变化，允许“工商杂类”应考就是适应选拔对象变化的结果。

第三，人才选拔标准的实施始终保持了对选拔对象的导向性，要从工具性的使用上升为发展性的运用。任何制度和标准都是要变化的，但这变化要有限度，不能随心所欲地变，人才选拔制度和标准的实施要在变化中坚持其不变的核心要义。在我国封建时代，这个核心要义是工具性的，就是维护统治。在今天，这个核心要义应该体现为对国家和社会发展的深刻关怀。人才选拔标准的实施要从工具性的使用上升为发展性的运用，体现出有利于国家的长久发展和人才的长期培养的导向性。

（二）我国实现人才选拔标准与选拔对象相协调的现实经验

随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在现实中，对于早于“80后”的人才选拔对象，其生活方式、思维方式、行为模式、价值观念和精神世界也不断地发生变化，而我国人才选拔的标准也随之不断调整，与之协调，积累了许多现实的经验。概括起来，具体体现在：

第一，人才选拔标准在实施时要具有多维度的价值考察。“传统的道德关系调控是自然经济基础上的道德关系，这种关系植根于自给自足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社会关系、道德关系简单、划一。”[2]而当代，在丰富多元的信息冲击下，人才选拔对象时刻都感受着不同的道德价值观、人才发展价值取向上表现出的多维性趋向，这就对人才选拔标准的实施提出了相应的要求。

第二，人才选拔标准在实施时要体现实务性和理想性引导的统一。毫无疑问，把实在的、具有现实价值的因素作为人才选拔标准实施过程中重点考察的部分，适应了社会的发展变化。因为在经济全球化、市场化与文化多元化大背景的影响下，人才选拔对象在观察处理问题时使用的是具体的利益标准，将理想、未来、信念等放在了较轻的地位，将效益观念、经济意识、家庭、朋友等因素作为比较重要的方面。但在实施过程中必须同时实现人才选拔标准的理想性引导，避免选拔对象产生功利主义、个人主义等具有投机性的和对国家长期发展具有破坏性的行为。

第三，人才选拔标准在实施时要具有开放的思维，不能拘泥于太过具体的条目。我国在建国初期，计划经济体制下社会文化单一、意识形态单纯，社会价值观高度统一，但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消费主义以及思潮的多元化逐渐成为大众文化的主流，这为人才选拔对象的发展提供了多样的选择机会与广阔的表现空间。事实证明，人才选拔标准在实施的过程中只有具备了开放性的思维，才能够恰当应对选拔对象选择及发展的多元表现，实现选拔的目的。

三、实现当前我国人才选拔标准与“80后”人才相协调的具体措施

结合当前我国人才选拔标准的内容和人“80后”人才的特点，依据我国人才选拔标准与选拔对象相协调的历史积累和现实经验，要实现当前我国人才选拔标准与选拔对象相协调，应该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要以培养人才作为“80后”人才选拔标准实施的初衷。培养人才是选拔人才的前提，只有具备培养人才的心态，我国人才选拔标准在实施的过程中才能够真正科学合理，进而选拔出真正的、具有可持续性的人才。特别是人才选拔主体在选拔过程中要以良好的人格、风格、精神来影响和引导“80后”人才选拔对象。要以渴求者的姿态而不是选拔者的姿态出现，避免出现对人才的苛求和不重视。同时，这也要求人才选拔标准在实施的过程中要具有长期性和持续性，要允许选拔对象自由发挥自己的能力，通过连续的考察和评价，以发现选拔对象未来发展的潜质。不能拘泥于“当前就可以发挥人才的作用”这一思路，而是要在发现选拔对象未来发展的潜质基础上对其加以引导，以实现人才选拔对象自身的发展，从而使人才的选拔成为可持续性的工作。

第二，针对“80后”人才选拔的标准施行要灵活，要具有开放性而不是固定刻板的依照文字标准。标准不等于质量，而是一种人才选拔的导向，并且通常会以社会固有的语言文字方式表达出来。因此，人才选拔标准所涉猎的范围可能是当前看来比较重要的能力方面，而不是全部能力方面的综合考察，更不是未来人才选拔所必然关注和需要的能力方面。所以，不能让人才选拔标准“自己说话”，而是要灵活而具有开放性的实行选拔标准，从而更加全面地发掘人才。面对“80后”这一习惯了自由、多元、双向空间交流并具有开放性的思维和价值理念的群体，当前人才选拔标准的表达方式和所涉及的综合评价指标总是不足以涵盖其全部能力范围的。诸如品德、知识、能力等对能力要素的归纳，如果仅从文字出发，就显得标准很贫乏了。因此，要按照选拔对象的开放性，以人才选拔标准为最低标准和框架来灵活驾驭人才的选拔，要具有扩展性的开展选拔工作。

第三，针对“80后”人才选拔的标准要与社会理想相结合，要慎重地运用实务标准。不可否认，迫于当前我国的发展需要，人才选拔标准不得不以“用”作为首要的条件，基于社会层面的应用性和实务性能力是当前人才选拔标准对选拔对象的指导方向。例如，以绩效或以取得的现实成果作为人才选拔的标准就是这一指导最直接的体现。但基于“80后”的特点，其社会认知相对肤浅，其所形成的对“应用性和实务性”概念的理解往往具有个体层面的性质而不是社会层面的诉求。加上受到流行文化这一“被成千上万或几百万人观看、阅读或参与的娱乐”[3]的影响，人才选拔标准中所指的“应用性和实务性”能力很可能会被作为其更好地享受而功利塑造的能力。例如，职业能力是一种具有较大社会需求的实务性能力，但当前对于人才选拔对象的职业资格能力的判断主要还是基于职业资格证书。然而，在当前情况下，大多数的职业资格证书经过培训可以比较容易考取，但如果不实践则根本无法成为一种职业能力。所以许多“80后”尽管参加培训考取了职业资格证书，但获得的却仅是一种可以应对选拔的虚假的能力――职业资格证书，而这种虚假的能力显然无法真正发挥社会作用。针对这一情况，就需要在人才选拔标准的实施过程中，用理想平衡引导实务标准，以实务标准作为基础，从中填补主流文化和精英文化，并将社会理想融入其中，达到选拔人才的同时，对“80后”人才选拔对象政治素质、思想素质、人文素质加以科学引导的作用。

第四，以多元和多维的人才选拔标准为载体对“80后”人才选拔对象加以引导。如前文所述，当前人才选拔标准不得不以“用”为标准，但如何以“用”为标准，怎么实现“用”？最直接的一点就是适合，适合“80后”的特点。正如尽管很多明星行为不检点，但仍然存在类似崔健这样“1990年为第11届亚运会、1995年为‘希望工程’所做的巡回义演都集聚了大量资金”[4]的具有社会责任感的明星一样，流行文化本就是开放和多元的，而“青年对未来具有最大限度的开放性”[5]。“80后”所具有的多元性和多维性要求人才选拔标准要从“用”出发，但不简单的以实务性为依托，凡是可以成为或者可能成为“用”的对象的能力方面，都应当成为人才选拔过程中对标准变形应用的方面，从而实现以多元和多维的人才选拔标准为载体对人才选拔对象加以引导。

第五，通过“80后”参与仪式化的实践活动，实现人才选拔标准在实施过程中的主导作用。尽管人才选拔标准的实施应当充分考虑选拔对象的特点，但人才选拔工作毕竟与国家和社会的发展息息相关，因此必须具有一定的主导性。特别是作为选拔对象的“80后”，社会阅历浅，自我控制能力及对外界事物的判别能力不高，过分追求娱乐，排斥着某些崇高的道德，这更需要通过人才选拔标准加以引导和改善。基于当前人才选拔标准突出对实践能力的要求这一现实，应当通过建立一种具有既发挥“80后”积极优势又排斥“80后”消极局限的引导性的实践能力考察办法，以实施人才选拔标准。这种具体实施方法应当让选拔对象运用自身的实践能力参与其中，并使选拔对象逐渐将具有这种引导性的标准实施办法仪式化地深入内心。这样既实现了人才选拔标准的具体化，又能够在选拔的同时发挥人才选拔对选拔对象的主导作用。

四、结语

必须指出的是，本文所探讨的实现我国人才选拔标准与选拔对象相协调的对策这一主题，指的是在已有的人才选拔标准的基础上，针对当前选拔对象的特点如何合理实施该标准的思考，而不是基于选拔对象的特点重新确立选拔标准的过程。我国人才选拔标准的内涵是稳定而一脉相承的，其优秀成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了强大的人才保证和智力支撑。但针对“80后”人才的特点，重视人才选拔工作，有效协调以期完善人才选拔标准是紧迫的。“80后”人才“作为改革开放的时代结晶，作为开启未来许多代人的文化性格并深刻影响社会变革的主要担当者，已经并即将大量地登上历史的前台，在越来越多的领域中发出声音，发挥作用”[6]。深化人事制度改革，关键是要做好人才选拔、任用、考核、退出和退休等环节中的标准改革；通过改革，实现我国人才选拔标准与“80后”选拔对象相协调，有利于建设科学而有序的高素质人才队伍，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国梦提供有力的人才保障。

参考文献：

[1][美]D.P.约翰.社会学理论[M].南开大学社会学系，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265.

[2]曾盛聪.伦理的嬗变――十年伦理变迁的轨迹[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272.

[3]夏建中.当代流行文化研究：概念、历史和理论[J].中国社会科学，2000，（5）：92.

[4]姚文放.当代审美文化批判[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99：321.

[5]刘忠世.当代青年道德价值观[M].青岛：青岛出版社，1999：67.

[6]黄洪基，邓蕾，陈宁，等.关于“80”后的研究文献综述[J].中国青年研究，2009，（7）：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