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在粟稻起源研究中的地位

摘 要：中国是世界重要的农业起源地之一，起源于中国的栽培作物多达136种，其中粟和稻最为重要。目前研究粟稻的起源，存在“重东轻西”的倾向。通过检视前人关于粟和稻起源的考察和研究，特别是西部的考察和研究，指出两种作物的起源地，既包括黄河和长江的中下游流域，也包括两河的中上游流域，即既包括我国的东部，也包括西部。只有这样，才能避免以往农史和农耕文化研究的某些缺陷和不足。

关键词：西部；粟稻起源地；黄河及长江流域

中图分类号：S-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21X（2016）03-0001-07

中国历史悠久，农业发端早，是世界重要的农业起源地之一，也是许多农作物的起源中心。瑞士植物学家康德尔（A. de Candolle，1806-1893）是世界上最早研究栽培植物起源的学者，他根据作物的野生种存在、历史文献、语言和考古资料等进行研究，于1882年出版其著作《栽培植物的起源》，涉及247种栽培植物，认为世界农业最早起源于3个地区：中国、亚州西南部（包括埃及）及美洲热带地区[1]。前苏联植物育种学家瓦维洛夫（Vavilov， N. I1887-1943）依据“遗传变异最多的地区即为栽培植物起源中心”的认识，于19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对世界各地植物进行广泛调查，写出《作物的起源、变异、抗病性及育种》一书，提出世界重要栽培作物起源于8个独立的中心：中国、印度、中亚、近东、地中海地区、阿比尼西亚、墨西哥南部及中美、南美洲。瓦维洛夫认为世界上农业发展最早及最大的作物起源中心，包括中国中部与西部山区及邻近的低地。瓦维洛夫在其另一本著作《主要栽培植物的世界起源中心》中进一步说道，中国是“第一个最大的独立的世界农业发生发源地和栽培植物起源地”[2]。关于栽培植物的起源，中国学者也做了大量研究，获得许多成果，他们统计了世界上所有的667种主要栽培植物，其中起源于中国的有粟、黍、稻、大豆、萝卜、白菜、葱、杏、梅、山楂、银杏、茶等136种，占20.4%，居世界第二位，这是中华民族为人类的生存与文明所做出的重大贡献[3]16-17。起源于中国的136种作物，有的起源于北方，有的起源于南方，如我国起源作物中最为重要的两种作物粟和稻，就有“北粟南稻”的说法。粟在古代是五谷之首，稻后来居上，成为大江南北居于首位的粮食作物。游修龄先生在其所著《中华农耕文化漫谈》一书中说，中华民族5000年的文明史，秦汉以前3000年主要是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是从唐朝起，才接过黄河流域的班，继续大发展，后来居上，“两河”流域先后共同发展，形成整体的中华文明大国[4]。游先生所言中华文明在“两河”流域的先后大发展，说的就是以粟作农耕文化和稻作农耕文化为根基的中华文明的先后发展与繁荣。中国的“两河”流域不仅哺育了中华民族5000年的文明史，还是史前东亚两类农耕文化的摇篮。黄河流域是粟作农耕文化的发源地，与其并驾齐驱，长江流域则是稻作文化的重要起源中心。南北之分自古为我国栽培作物和农业类型考察的一个习惯视角，不过，即如笔者在《我国农耕文化研究刍议》一文中指出的那样，虽然说的是南北，然而视野往往只是南北的东部，西部常处于被忽视的地位，即存在“重东轻西”的倾向，这是需要注意和解决的问题。为此，本文将详细检视前人关于粟和稻起源的考察和研究，特别是西部的考察和研究，以强调西部在粟稻起源研究中的地位。

一、西部与栽培粟的起源

粟在中国古代的农作物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如果说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诞生的摇篮，那么粟就是哺育中华民族的乳汁。粟在中华文明的产生和形成过程中，曾经发挥过其他作物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粟在植物分类上属禾本科的“狗尾草属”（Setaria），栽培粟的学名为Setaria italica。粟又称谷或谷子，去皮称作小米，植株称禾。粟喜湿暖，耐旱，对土壤要求不高，适应性强，春播夏播皆宜，因此特别适合在黄河流域种植。粟是中国北方原始农业中最早驯化的谷类驯化作物之一，栽培历史至少已有8 000年。关于栽培粟的起源，国内外学界曾有不同的观点，有埃及起源说、印度起源说、中美洲起源说等，主张埃及和印度起源说的学者认为，粟是自埃及或印度起源之后传入中国的。不过上述说法由于缺乏明确充足的证据而受到质疑。目前国内外学者大多认为粟是我国黄河流域于新石器时代早期独立驯化的主要农作物，中国作为粟的起源中心已无异议。能够说明粟起源于中国，最有力的证据是黄河流域诸多史前遗址发掘出土的粟的遗存。迄今为止，我国考古学者已经在河南、河北、山东、山西、辽宁、黑龙江、内蒙古、陕西、甘肃、青海、新疆、、云南等省区的新时代遗址中，先后发现碳化粟粒、粟壳或粟的谷灰40多处，其中发现于西部内蒙古赤峰敖汉旗兴隆沟遗址的碳化粟，年代距今8 000-7 500年，是目前所知最早的粟作遗存[3]16-17。考古资料说明，早在远古时代，粟就已成为黄河流域乃至中国西部和北部广大地区的主要粮食作物。

黄河流域遗存有粟作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属于东部的黄河下游流域具有代表性的重要遗址是山东省胶县三里河遗址、河北省武安县磁山遗址和河南裴李岗文化遗址。三里河遗址属大汶口文化晚期，距今4 800-4 200年。河北省武安县磁山遗址共发现476个灰坑，其中有88个存有粮食。磁山遗址经碳14测定，年代为公元前5405+100和公元前5285+105年。树轮校正后为公元前6005-公元前5948年，比半坡遗址早1 000多年。与磁山遗址同等重要的河南裴李岗文化遗址中也发现粟的遗存。裴李岗文化是以河南省新郑县裴李岗遗址为代表的早于仰韶文化而与磁山文化相当的一种文化遗存，主要分布在河南省境内。属于裴李岗文化的新郑县小乔乡的沙窝李遗址所发现的粟的碳化颗粒，年代经碳14测定为公元前5220+105年（未经树轮校正）。属于西部的黄河中游流域粟作遗存的新石器时代遗址，重要的有山西万荣县荆村瓦渣斜遗址、陕西西安半坡遗址等。山西万荣县荆村瓦渣斜遗址发现于20世纪30年代，是黄河流域最早出土粟的重要遗址，其时代为仰韶至龙山文化时期。继荆村瓦渣斜遗址之后，陕西省西安市郊半坡村仰韶文化遗址也发现了大量粟的遗存。半坡遗址F37出土的陶缸中有腐朽的粟粒壳；F2门道口有一个双耳大瓮，内有腐朽灰白色谷物粉末；T8出土的储藏罐（编号为P4716），罐口用一皿状器作盖，其中装盛保存完好的粟粒；M152压在女性儿童左脚上的5号和6号钵也装有粟粒，两钵内壁也粘附许多粟壳；F88房内东北角有一个小窖穴，深不到1米，底径约1米，内有粟粒朽灰推积，显系为一储藏粟米的粮窖；H115窖穴亦堆积厚达18厘米谷物朽灰，呈灰白色的半透明状。粟粒不但发现于窖穴，还发现于墓葬中，成为随葬品，可见粟在半坡人的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半坡遗址经碳14测定其年代为公元前4800-公元前4300年[5]。位于更西部的黄河上游流域粟作遗存的新石器时代遗址，重要的有甘肃秦安县大地湾遗址、青海马家窑文化和齐家文化遗址等。甘肃先秦农业考古资料说明，粟是该区新石器时代最主要的农作物。该省秦安县大地湾遗址为新石器时代早期农业遗址，遗址下层发现了早于仰韶文化的另一种遗存，年代经碳14测定，最早者为公元前5200+90年，树轮校正为公元前5850年，与中原地区早期磁山裴李岗文化年代相近。重要遗址有房址、墓葬、窖穴三大类，出土遗物有生产工具、生活用具、粮食以及装饰品等，此外在墓葬中还发现了以家畜随葬的事例。这些情况真实反映出当时居民已过着比较稳定的以农业、畜牧业为主要经济结构的生活。在第四发掘区T303号探方内发现的F374号房子内有一窖穴，圆形直壁，底部存有已碳化的粮食颗粒，经鉴定是稷和油菜籽。在H219的底部发现有一层厚约0.2厘米的碳化粟粒。此外，一些陶器上彩绘图案中也间接地反映了当时的农作物状况。马家窑文化是甘肃另一重要的新石器文化，初步统计发现遗址400多处，分布地域很广。根据底层叠压和年代测定又可分为若干不同类型，有石岭下、马家窑、半山、马厂4个类型，主要遗存有房子、墓葬、窖穴、制陶遗址等。出土遗物6万余件，直接与农业相关者有生产工具、粮食作物、窖穴以及反应农业生产的彩陶绘画。粮食作物主要是粟，均以陶罐或窖穴储存。储存规模最大的是齐家文化，齐家文化储粮窖穴有长方、圆形直壁、圆形尖底、椭圆、袋状等种类。建筑工艺细致规整，有的内壁涂抹草拌泥或红胶泥，上部用圆木搭盖屋顶，向北开门修筑斜坡门道，门口两侧对立圆木构成门框，形成半地穴式的仓房。室内置放若干陶罐，罐内装粟。广河齐家坪第一号窖穴，70多个陶罐重叠放置，每罐装粟大约15斤，一次可储粟1 000斤左右。大河庄遗址共发现12座房子，15个窖穴，储粮约15 000斤，说明当地粟作农业生产已处于较为稳定的阶段[6]。此外，在西部的青海等地，一些新石器时代遗址也有与中原地区近似的农业遗存，目前已被大量发现的马家窑文化（包括马家窑、半山、马厂3个时期）和齐家文化遗址，都确认存在农耕遗迹。在青海东部地区，尚有时代稍早于马家窑文化的仰韶文化晚期的农耕文化。在青海诸多新石器时代文化中，以马家窑文化半山类型至齐家文化阶段的资料最为丰富。在这些资料中又以柳湾墓地的资料最完整，该墓地先后发掘了半山、马厂、齐家、辛店文化的墓葬1 730座，由青海省文物管理处考古队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撰写的《青海柳弯》整理发表了其中1至1500号墓葬资料。柳湾墓地位于青海东部的湟水流域，那里自然条件较好，至今仍然是重要的农业生产区。柳湾墓地有粮食随葬习俗，粮食被置放于粗陶瓮或陶罐内，柳湾墓地墓葬原始登记表中记录了17座墓葬粮食随葬的资料，依据实物鉴定得知，当时的粮食作物主要是粟[7]。上述考古资料说明，西部的黄河中上游流域及其周边，遗存有粟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远多于东部的黄河下游流域，而且年代相当久远，说明西部在我国粟作文明起源过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应给予足够的重视。

二、西部与栽培稻的起源

“稻（Oryza satiua L.）是世界第一大粮食作物。今天，稻米已成为全球30多个国家居民的主食，世界上有一半以上的人口以稻米为主食。在亚洲，有20亿人从大米及大米产品中摄取60%-70%的热量和20%的蛋白质。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稻米生产国，产量占世界的35%”[8]。稻自古就是我国最重要的粮食作物之一，其驯化和栽培的历史，可达万年。迄今为止，我国考古学者发掘的新石器时代稻作遗存已近200处，分布于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福建、广东、广西、云南、河南、陕西对等省市和自治区。其中最早的是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江西万年县仙人洞遗址、广东英德牛栏洞遗址，年代都在1万年以上。稍晚的湖南澧县彭头山遗址发掘的水稻遗存，年代距今9 200-8 300年。湖南岳阳钱粮湖农场坟山堡、汩罗市附山园、华容县车轱山遗址以及河南贾湖遗址的稻作遗存，年代距今8000年。浙江罗家角的稻作遗存，距今7 100多年。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的大量碳化稻谷和农作工具，尤为引人注目，距今也有7 000年[3] 25-28。以上遗址，均为世界上最早的稻谷遗存。从其分布地点来看，有的是在东部的长江下游流域，有的是在西部的长江中游流域的湖南和珠江流域的广东、广西。根据考古遗存、野生稻分布和稻谷遗传资源等因素，国内外学者对稻作起源做过不少研究，结果出现了几种不同的栽培稻起源论，它们都涉及我国西部或东部，兹简要叙述于下。

（一）国外学者瓦维洛夫、盛永俊太郎、张德慈的喜马拉雅山东部稻作起源说

此说的稻起源中心包括我国西南地区。较早提倡此说的学者是瓦维洛夫，他主张亚洲栽培稻起源于喜马拉雅山山麓，而他同时也把奥里萨和马德拉斯作为亚洲栽培稻的起源中心地。日本盛永俊太郎依据他对锡金和大吉岭两地原有的稻谷品种与亚洲各地的各种生态类型进行杂交试验的结果，也提出亚洲栽培稻的起源中心地是喜马拉雅山东部的结论。盛永俊太郎的论据如下：喜马拉雅山的稻种群（锡金和大吉岭的品种群），与日本、奥斯、波罗、阿曼、且惹、布鲁6种生态型品种不同，杂交的实验结果表明，喜马拉雅山稻种与它们既不太近缘也不太疏缘，稔性常在约60%。从这个结果来看，他认为喜马拉雅山的稻谷至今还继续保存着稻种的未分化遗传因子复合（isoreagents）的状态。他因此认为上述6种生态型稻谷是喜马拉雅山的遗传性复合离开了原中心地喜马拉雅山东部各自传到不同的地区栽培，后来因受这些地区的气温、土壤或者生物因素的作用，失去了各自的遗传因子，而保存了某些新产生的突变遗传因子，形成了各不相同的生态型。在起源中心地，生态因子是极其复杂的，容易发生各种突然变异。并且，起源中心地是适于保存它们的遗传因子的地域[9]55。同样主张栽培稻起源于喜马拉雅山东麓的学者还有张德慈博士。张慈德是位于菲律宾马尼拉郊外的国际稻作研究所（IRRI）的创建者之一，长期致力于稻谷遗传资源的收集和保存。1976年，他在荷兰的《Euphytica》杂志提出亚洲栽培稻起源于喜马拉雅山南麓的论断，后来他又发表《作物的历史和遗传资源保存――稻谷的事例》论文（chang，1985，1995），系统论述其观点。张氏的分析，先是根据经济学的重要性看起源，其次谈分布。同为属内相互近缘的稻种，今日为何会分布于相距很远的亚洲、非洲和澳洲等地？张氏对世界稻谷分布之谜作了解释，认为那是因为远古超大陆的扩展导致其四散分离，起源于喜马拉雅南麓的栽培稻随着几块大陆漂移，便形成了今日的分布局面。张氏认为，在距今10 000至15 000年前，在喜马拉雅山南部地带，在干期和雨期的交替过程中，出现了一年性栽培稻的先祖。先产生了“印度型”品种，后来在布拉马普特拉河流域和中国接境地带形成了“日本型”品种，在其东部则产生了“爪哇型”品种。随着稻谷栽培从湿润热带向亚热带和温带扩展，促进了稻种生理或形态学的变化，加之不同族群对口味的选择，作为稻种新系谱的深水稻和陆稻出现了。而且对应于不同的栽培期、水利和土壤，稻谷品种也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张氏起源地划定的范围较大，包括喜马拉雅山山麓的恒河沿岸、上缅甸、泰国北部和老挝、越南北部、中国西南部这一幅员辽阔的地带[10]。

（二）印度起源说此说为日本京都大学原教授中尾佐助的主张。中尾氏最早讨论稻谷起源的书见于其著作《热带干旱草原的农耕文化》，该书对印度和非洲的热带干旱草原的农耕文化进行了比较，认为非洲撒哈拉沙漠南部的热带干旱草原是杂谷农耕的第一次起源地，印度的杂谷农耕文化是从非洲传播而来的。当人们能够从大量野生的可食用的稻科植物中驯化出一年生的稻谷，就出现了农业。1966年中尾氏出版《栽培植物和农耕的起源》，该书的“稻谷的发端”一章如此叙述：懂得采集野生稻科的草粒食用的人们，从热带干旱草原地带迁移到雨量多的地区生存，新的居住地和他们原来居住的地区不同，让他们接触到许多可食用的湿生的稻科植物群落，这些植物中人们选择的、品性优良的、能够在所谓水田那样的新的栽培地栽培的杂谷，就是稻谷。因此，作为分布于热带干草原两端的接近土耳其斯坦的西非和印度东部显然是稻谷栽培历史最早的地区。印度起源的栽培稻，后来向湿热的缅甸方向传播进入阿萨姆山地。阿萨姆山地原是利用掘土棒耕作的薯类栽培的根栽农耕文化地带，那里的人们一旦知道了稻谷这一新的作物，便在原本栽种薯类的山坡烧垦地栽种稻谷，形成了使用掘棒点播栽培陆稻和薯类等作物的烧垦复合农耕文化。中尾氏继而认为，东南亚的稻作农业先有山地陆稻的栽培，在根栽农耕文化的基础上，从烧垦农业向梯田和平地水田农业发展，后来平地出现大规模水田农业，显示出国家的力量，形成了第二阶段的稻作农业。中尾氏的上述稻作起源的论断，在其后1976年的著作《续・照叶树林文化》中有所变更，基本上放弃了稻作印度起源的观点，而把稻谷的起源地定位在中国西南和印度之间的照叶树林地带[11]。

（三）阿萨姆云南起源说此为京都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作物学家渡部忠世教授的主张。渡部早先曾在泰国北部清迈近郊的稻作试验场工作，研究从泰国北部至老挝一带的糯稻。后来多年奔波于亚洲各地的古代遗址，根据各地出土的稻谷谷粒遗存，分析粒型的变迁，鉴定品种的系谱，考证时代的先后，同时结合野生稻的考察，并参考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得出栽培稻起源于印度阿萨姆至中国云南一带的论断。渡部于1972年出版《稻の道》一书，从植物学、遗传学、农学、考古学、民族学等角度全面考证探索论述了亚洲栽培稻阿萨姆―云南起源及其传播的途径，结果认为：“探索出稻谷在亚洲大陆上的传播途径，就能够判断亚洲栽培稻的起源地。在亚洲大陆，稻谷从热带诸国传向南方、东方和西方的复杂途径，追根寻源，无不起源于阿萨姆和云南，这是很清楚的。” “如果追寻亚洲大陆稻米传播的道路，那么所有道路的源头都将回归到阿萨姆和云南山地，由此可以导出不同于以往常识的结论，即印度型稻米和日本型稻米以及其他种类的稻米都是起源于这一带”[9]146。 渡部的阿萨姆―云南起源说，得到一些日本学者的支持，如佐佐木高明先生认为“把阿萨姆和云南山地作为中心地带，它不仅是联系东亚和南亚的交通要道，而且也是各方民族迁徙和文化交流的重要十字路口。所以我认为，在这样一个多民族的历史中心的地区，对于研究稻种的形成，对于研究稻种形成以后的亚洲的文化史，无疑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东南亚的大河流，都以云南的山地为中心，呈放射状流向四方。这些大河流的河谷以及夹于河谷之间的隘道，自古以来就是民族迁徙的通道”[12]。渡部根据稻谷品种流变推断稻谷传播的路线，认为于阿萨姆起源的稻谷，向西和向南传播到印度大陆和孟加拉一带，形成了“孟加拉系列”水稻群。云南起源的稻谷，有三条重要的“稻米之路”：一是沿金沙江等河流传向长江中下游流域乃至日本等地，形成“扬子江系列”水稻群；一是沿珠江等河流传播到华南等地；再就是沿着湄公河等河流由北向南传播到老挝泰国等地，形成了“湄公河系列”水稻群。渡部在提出阿萨姆――云南起源说的基础上，又提出“原农耕圈”和“糯稻栽培圈”的概念。渡部指出，在美国、中南美、澳大利亚和欧洲各国等稻作历史比较短的地区，几乎没有糯稻的栽培，非洲也没有糯稻分布。在亚洲的大部分地区，糯稻也只是属于少量栽培的品种。而在老挝、泰国的北部和东北部，缅甸掸邦何克钦邦的一部分，中国的云南和广西的一部分，印度阿萨姆邦的东部等地区，则主要栽培糯稻并以糯稻为主食。渡部认为，在全世界，仅有这个地带存在“糯稻栽培圈”，不仅农学，就是从各种角度来进一步研究，都是很有意义的。以糯米为主食的族群，又伴有嗜茶的习俗，而茶树的起源地与“糯稻栽培圈”的范围大部分相重合，这是偶然的现象还是别有原因，也值得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