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唐\辽时期黑龙江政区地理研究的几点回顾

摘要：从唐代开始，中原王朝在黑龙江地区设置正式政区。唐代中后期，渤海国强大起来，“开大境宇”，在黑龙江地区设置诸多府州。辽灭渤海，对渤海人进行大规模迁徙；由于史料缺疏，辽代是否在黑龙江渤海故地设置过政区，难下断言。泰州是辽代东北重镇，学界研究成果丰厚，争论亦复不少。本文总结前人研究成果，间加己意，分四部分略述了学者们对唐、辽两代黑龙江政区地理研究的情况。

关键词：唐代；辽代；黑龙江；政区地理

由于唐代是中原王朝在黑龙江地区设置正式政区之始（有学者认为西汉的真番郡不在今朝鲜半岛，而治于今黑龙江友谊县凤林古城[1]，姑不论），是有本文之作。限于能力和篇幅，本文无意全面总结前人对唐、辽时期黑龙江政区地理研究的成果，只就笔者在阅读文献中注意到的若干问题做几点述评。还需指出的是，本文所言的黑龙江地区，包括今内蒙古呼伦贝尔市以及俄罗斯斯塔诺夫山脉（外兴安岭）以南地区。

一、唐代设置在黑龙江地区的羁縻府州

（一）唐代是否设置过室韦都督府

“室韦都督府”一称，史无明文，但学界对唐代曾设置过室韦都督府不存异议。按《旧唐书・室韦传》言室韦部在“开元、天宝间，比年或间岁入贡”，而《册府元龟》卷972言贞元八年（792）有室韦都督和解热素来朝、贞元九年室韦大都督阿朱来朝、开成四年（839）室韦大都督秩虫来朝[2](P.232,235)，《唐会要》卷96言会昌二年（842）室韦大首领都督热论来朝[2](P. 352)。孙玉良（鉴于本文的性质，一律省略“先生”等尊称）推断，室韦都督府大概置于玄宗时期[3](P.50-51)。

然笔者却有些疑问。《新唐书・奚传》言：“咸通九年（868），其王突董苏使大都督萨葛入朝。”唐代在奚部置有饶乐都督府，此处的“大都督”显然不能认为是唐所册封，则室韦“大都督”、“都督”之称焉知不是自封？又，按《旧唐书・室韦传》的记载，室韦各部“不相臣制”，则“大都督”、“都督”仅可能为一部之都督，决非管理所有室韦部落，且很可能有不同部的首领被封为都督。上引文提到的和解热素，当来自和解部，就是一例。谭其骧认为：“史文只称此辈为都督，别无爵位、将军等称号，可见唐仅以不重要的远夷相待，”[4]亦表明室韦都督权微职小，不可能统领整个室韦。则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五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以下别称《谭图》）将“室韦都督府”与“室韦”等量齐观的画法是欠妥当的。

（二）仅存目于《新唐书・地理志》的安静都督府

安静都督府,仅存目于《新唐书・地理志》，加上黑水州都督府、渤海都督府，是为三府。金毓黻认为其当在今吉林境内或朝鲜东北部[5](P.250-251)，然未释理由。一般学者对其均存而不论。然近来张亚红、鲁延召撰文指出：“安静”当即安居骨部的雅译，而安居骨与金代之按出虎、清代之阿勒楚喀显系一音之转，可定安静都督府于今阿什河与松花江交汇处至牡丹江与松花江交汇处一带[6]。可谓发千古之覆。该文并推测安静都督府置于开元十年（722）。但该文认为勃利州为安静都督府属州（讨论详后），故强拟出一个未见史籍记载的“安静州”作为安静都督府的附郭，则未免失于胶瑟。唐代羁縻府州的设置并无严格的制度，且从历史上看，即便是正州，亦未必都有附郭县。

（三）一度堪比正州的黑水都督府

为方便问题讨论，不惮文繁，先录相关史料。《册府元龟》卷970载，贞观五年（631），黑水就向唐朝“遣使朝贡”[2](P.223)；《唐会要》卷96载，贞观十四年，“以其地为黑水州。自后或酋长自来，或遣使朝贡，每岁不绝”[2](P.353)。又《旧唐书・传》言：“开元十三年（725），安东都护薛泰请于黑水内置黑水军，续更以最大部落为黑水府，仍以其首领为都督，诸部刺史隶属焉。中国置长史，就其部落兼领之。”《新唐书・黑水传》言：“开元十年，其酋倪属利稽来朝，玄宗即拜勃利州刺史。于是安东都护薛泰请置黑水府，以部长为都督、刺史，朝廷为置长史监之。”（《新唐书・地理志》言黑水州都督府置于开元十四年。）而《旧唐书・渤海传》言，开元十四年，“黑水遣使来朝，诏以其地为黑水州，仍置长史，遣使镇押”。

以下是几点讨论。一是尽管贞观后黑水部朝贡不断，但由于黑水部一度支持高丽王室后裔高藏反唐，并扰掠安东都护府辖境，引发其与唐的军事冲突[7]，故唐在黑水部的建置没能有进一步的发展。二是按《新唐书・黑水传》所言，似开元十年所置勃利州就是黑水府，《谭图》即将勃利州作为黑水都督府的附郭。但据张博泉的考证，黑水州―黑水军―黑水府当为一个传承关系，系以黑水部中“最大部落”设置，而勃利州当是以黑水部中另一部设置[8](P.201-204)。三是参考魏国忠《唐代渤海都督府长史》[9]一文的分析，可知唐代在羁縻府州中置长史的政治意义是不容低估的；只是元和（806―820）后，黑水部为渤海役属，所以笔者认为黑水都督府“一度堪比正州”。四，关于黑水都督府和勃利州的地望，《谭图》定于今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清代伯力）；孙进己、冯永谦主编《东北历史地理》第二卷（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同；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释文汇编?东北卷》（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8。以下简称《释文汇编》）定勃利州于哈巴罗夫斯克，而置黑水都督府于哈巴罗夫斯克东北阿纽伊河河口附近。而前揭张亚红、鲁延召文，另辟新说，认为黑水都督府在今黑龙江同江市（然未释理由），勃利州在黑龙江依兰县一带（铁利部所在地，即认为勃利因铁利为名），且勃利州为安静都督府属州[6]。按黑水都督府、勃利州当不在一地，前文已做出说明。至于对勃利州所在地的分歧，涉及古音问题，难有定论。又，如果说张亚红、鲁延召文对安静都督府的推断堪称卓见，那以勃利州为安静都督府属州，则未免失于求之过深（仅因为两地相近？）。一则史无明文，再则前引《新唐书・黑水传》文已明确说明了黑水都督府与勃利州的隶属关系。

（四）“徒具虚名”的忽汗州都督府（渤海都督府）

谭其骧在讨论唐代的羁縻州能否算得上唐王朝的领土时说：“有些羁縻州自始至终只是一个虚名，当然应视作唐朝境外的邻邦邻族。”并举忽汗州都督府为典型例子[4]。这个说法虽是事实，只恐有些治东北史的学者从感情上难以接受。

名义上，渤海国都即为忽汗州都督府治所。渤海早期都于“旧国”，关于“旧国”的概念及所在地，围绕着今吉林敦化市的几处渤海遗迹，学者间有较多争论。笔者以为刘晓东的观点[10](P.31-42)比较平实可靠。而王禹浪则另有看法。据民国《宁安县志》记载，1911年曾于今黑龙江宁安市镜泊湖畔城墙砬子山城内发现一颗印文为“勿汗州兼三王大都督”的铜印。王禹浪撰文认为此一官印或即是大祚荣所用，则可能反映渤海国初期时其政治中心在今镜泊湖一带，“旧国”所在地需重新探讨[11]。

二、渤海设置在黑龙江地区的政区――以怀远、安远二府为例略谈关于十府、三独奏州所在地的争议

五京加上十府、三独奏州，构成了渤海政区的基本框架，然而诸家对十府、三独奏州的定点，分歧太大了。这既是缘于史料的缺疏，也在于对史料的理解。比如，《新唐书?渤海传》言在越喜故地置怀远、安远二府，由于对“越喜故地”的看法不同，导致了对怀远、安远二府定点的不同。

关于越喜部的所在地，向有两种说法。按《册府元龟》卷959的记载，其位于渤海之西[2](P. 212)。又《辽史・地理志》（以下简称《辽志》）信州条：“本越喜故城，渤海置怀远府。”据此，《释文汇编》、《东北历史地理》定怀远、安远二府于今吉林公主岭市秦家屯古城（即辽信州所在地）及吉林长岭县一带。但《通典》卷180则言：“安东府，东至越喜部落二千五百里……北至渤海一千九百五十里。”[2](P.360)金毓黻推测越喜部位于今俄罗斯滨海边疆区一带，渤海“于其地设怀远、安远二府。二府均以远命名，即以其处于极东边远之地也”[12](P.466)。郑英德[13]与王[14]的观点与此大略相同。但唐代安东都护府初置时所辖的越喜州都督府，实难设于如此遥远之处，且安东都护府初置时幅员几同高丽旧土，高丽旧土也无有史实证明曾达于此处，故当以前说为可信。然而，《新唐书?黑水传》既以拂涅、铁利、虞娄、越喜四部并列，置于黑水名号下，而拂涅等三部均分布于今黑龙江东南部，不当单有越喜部处于今吉林西北。刘统认为：“《辽史・地理志》的记载，反映了唐太宗时，越喜、拂涅等部依附高丽，居住于今铁岭一带的状况。唐平高丽，即以降伏的部落置羁縻府州，隶于安东都护府管下。”[15](P. 94)也即认为安东都护府所领越喜、拂涅、识利（或即铁利之讹）三府州同三部故地非为一地，似较合情理。

又，《新唐书・渤海传》言在扶余故地置扶余、颉二府，“常屯劲兵契丹”。《释文汇编》、《东北历史地理》定扶余府于今吉林农安县，颉府于今辽宁、吉林交界处（惟前者认为即辽宁昌图县八面城，后者认为在吉林梨树县北）。考虑到前述两书对怀远、安远二府的定点，则扶余、颉、怀远、安远四府相距太近，也令人生疑。王认为：渤海的五京十府设置在肃慎等十个民族故地，“‘故地’和府，应该都是自然环境相对独立的区域；因此，其首府布局亦当相对均匀”[14]。此言极是。

顺带提及，《太平寰宇记》卷175有“黑水界南至渤海国德理府……”[2](P.397)之语。关于德理府，一般认为即定理府；也有人认为是上京所辖之渤州[16]；有人则认为可能确有德理府，是渤海后期所设，故未载于《新唐书・渤海传》[17]。但无论如何，其为渤海设置在今黑龙江地区的政区。

三、辽代是否在黑龙江渤海故地设置过政区

前文提到，诸家对渤海府级政区的所在地分歧很大。除上京外，关于渤海设置在黑龙江地区的府级政区，《释文汇编》认为有铁利、定理、安边、东平、率宾五府（对《谭图》进行了修正）；《东北历史地理》同，但所在地有分歧；王认为除上述五府外，还当有颉、怀远、安远三府[14]。

我们知道，辽灭渤海后，对渤海人进行了两次大规模迁徙：一是渤海灭亡时，辽太祖将战争中俘掠的军民迁到上京临潢府周围；二是辽天显三年（928），辽太宗将东丹国民大量迁往辽东等地区（详细研究可参考杨保隆《辽代渤海人的逃亡与迁徙》（《民族研究》1990年第4期）及吴松弟《中国移民史》第四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三章第五节）。又，一般认为，《辽志》所言某州县“本渤海某州县（地）”，除渤海西京所领四州外，均是指辽代以渤海某州县迁徙人口所新置的州县，也即渤海的各级建置均已不在原地[18](P.5-6)。

翻开《谭图》第六册辽代东京道图幅，在黑龙江渤海故地，我们只能找到一个政区标记――率宾府。按《辽志》：“率宾府，刺史。故率宾国地。定理府，刺史。故挹娄国地。铁利府，刺史。故铁利国地。安定府。长岭府。”上述五府（安定府，一般认为或即安边府），均是渤海所置，其中长岭府位于今吉林境内，可不论。向南认为，此渤海五府辽代已废，《辽志》不当再列入[19]，似可商榷。

《辽志》兴州条云：“中兴军，节度。……渤海置州。”《金史・地理志》（以下简称《金志》）邑楼县条云：“辽旧兴州兴中军常安县，辽尝置定理府刺史于此。”按渤海兴州属显德府（今吉林和龙市西古城），不属定理府；辽代兴州位于今沈阳市附近。若《金志》所言不误，盖辽迁渤海定理府民来居，仍置定理府，地位比刺史州；不久又迁渤海兴州民来居，更名兴州，升节度州。如是《辽志》定理府条当为重出。笔者以为，若说辽代时率宾等五府并无“府”的地位，且已不在渤海时期原址，差近实情（前揭杨保隆文以累见于《辽史》的“铁骊”及《辽史》卷46记载的“铁骊国王府”为据，认为辽代铁利府仍在渤海故址，待考）。

又，《辽志》载有湖、渤二州，均谓“渤海置”。此二州，渤海时为上京龙泉府辖州，辽时是置于故地，还是迁其民于他处另置，学界迄无定论。至于渤海时期此二州的所在地及领县情况，学界亦有不同说法，可参考杨雨舒的总结[20](P.98)，不赘述。

此外，《契丹国志》卷22《州县载记》载有“古州”，《辽史》不载。1984年在牡丹江市北郊，出土一方印文为“古州之印”的铜印，印背錾有“天泰二年”年款（天泰是金末东夏国年号）。冯永谦认为古州当是辽代始建，金代承袭，并推断其治今黑龙江宁安市、海林市一带[21]。而向南考证，《契丹国志》所载之古州实为“岩州”之讹[19]（辽代岩州位于今辽宁境内），其考甚辩，可从。

四、关于辽代东北重镇泰州的研究

为方便问题讨论，先录相关史料。《辽志》泰州条：“泰州，德昌军，节度。本契丹二十部族放牧之地。因黑鼠族累犯通化州，民不能御，遂移东南六百里来，建城居之，以近本族。……统县二：乐康县。倚郭。兴国县。”《辽志》静州条：“静州，观察。本泰州之金山。天庆六年（1116）升。”《金志》泰州条：“泰州，德昌军节度使。辽时本契丹二十部族牧地，海陵正隆间，置德昌军……大定二十五年（1185）罢之。承安三年（1198）复置于长春县，以旧泰州为金安县，隶焉。”泰州是辽代东北重镇，学界研究成果丰厚，以下分为三点略述之。

（一）通化州与泰州的关系及泰州的始建时间

按《辽志》的记载，似乎通化州是泰州的前身，学者多如此理解。但冯永谦考证，辽代当始终设有通化州，通化州与泰州是两个州[21]。而据郭珉、董玉芬的研究，所谓“黑鼠族累犯通化州”盖发生于904―909年之间，即辽太祖尚未称帝时，则泰州当置于此时[22]。又据《辽史》卷17的记载，太平六年（1026）尚有“安哥通化州节度使”的字样，似乎冯说可从。至于通化州所在地，学界基本认为即今内蒙古陈巴尔虎旗东北浩特陶海古城。顺带提及，有学者根据《辽史》纪、传的记载，指出泰州辽末降为观察州及刺史州，《辽志》失载沿革[23]。

（二）关于泰州所在地的争议

金毓黻大概是首位明确比定辽泰州（金旧泰州）所在地的学者。他承袭王国维的推测，认为今吉林白城市东南城四家子古城（旧称西伯城）为辽泰州所在地[5](P.427-428)。在城四家子古城曾出土过刻有“泰州主”字样的铜镜（1957年）和刻有“泰州”字样的铜风铃，有学者据此认为这是城四家子古城为辽代泰州的证据[24](P.145)。《谭图》同。而1956年，在黑龙江泰来县西北塔子城遗址出土了辽大安七年（1091）残碑，碑文中有“泰州河堤”的字样，贾敬颜认为这正与辽《贾师训墓志》中的记载相吻合，是辽代泰州在塔子城的明证[25](P.25-26)（按《贾师训墓志》中有“寻扈驾春水，诏委规度春、泰两州河堤”的记载[26](P.478)，贾敬颜引文作“提调泰州河务”，似误）。

李健才是主张城四家子古城为辽泰州的代表性学者，他撰文从交通路线及城四家子古城与金代边墙的距离两个角度进行了考证；至于大安七年残碑，他认为“正文已失，仅剩下末尾的题名残断”，不足为凭，并认为塔子城是辽代镇北州所在地[27]。而景爱认为塔子城是辽泰州，指出：一，大安七年残碑，“除了题名人的姓氏、职衔外，别无正文可言”。二，该残碑碑文中有“同建办塔事”、“提点塔事”的字样，这与塔子城得名于辽塔（1953年倾圮）正相吻合。三，金代铜禁很严，是否有签押文字是鉴别金代铜器的重要标志，城四家子古城出土的铜镜、铜风铃是金代的器物。四，镇北州仅一见于《辽史》卷20，《辽志》不载，可见不甚重要；而塔子城规模仅次于辽代五京，比一般辽代州的城址大得多，比定为镇北州是失当的（冯永谦认为镇北州当在今吉林西北白城、松原两市境内求之[21]）。五，《金史》卷3记载天会二年（1124），金太宗“命置驿上京、春、泰之间”，此处的上京是指辽上京，而不是金上京，因金上京之名要待金熙宗继位后才出现。李健才误读此处上京为金上京，故有――完颜亮迁都时经过泰州，若辽泰州在塔子城，则绕道太远――的误解[28]。笔者以为景爱的考证更近实情，而孙秀仁[29]、张柏忠[30]等亦撰文论述塔子城是辽泰州。

至于泰州所领兴国县的所在地，《谭图》定于塔子城，现在看来已不能成立。究其所在，待考。

（三）关于金山县（静州）

按上录《辽志》的记载，泰州所领金山县，辽末升为静州。陈汉章据《辽史》卷28天庆七年（1117）“女直军攻春州，东北面诸军不战自溃……复下泰州”的记载，认为静州仅存一年即陷女真，并推测“天祚欲以此州联络东北路统军司与西北路招讨司”。陈述赞同这一说法[18](P.61)。关于金山县所在地，《谭图》将其标于今黑龙江龙江县与内蒙古扎兰屯市、扎赉特旗交界处一带，但由于泰州属上京道，为《释文汇编》所未及，故不详其据。1975年，考古文物工作者调查了内蒙古科尔沁右翼前旗东北前公主岭一、二号古城，并于距一号古城75公里处发现了带有“金山县”字样的摩崖题记，推定一号古城即辽代金山县所在[31]。这一结论得到了景爱[28]、孙秀仁[29]等的赞同。

又，《辽志》言：“辽国西北界防边城，因屯戍而立，务据形胜，不资丁赋。”其中静边城条言：“本契丹二十部族水草地。北临羽厥，每入为盗，建城，置兵千余骑防之。东南至上京一千五百里。”《谭图》定静边城于今内蒙古满洲里市东北不远处俄罗斯境内。对此，景爱认为这一定点“是适当的”[32]。再者，《辽史》卷94有开泰三年（1014）“敌烈部人夷剌……叛……攻陷巨母古城”的记载。巨母古城，《辽志》不载。《谭图》定巨母古城于满洲里市东南，景爱认为即指扎赉诺尔辽代古城[32]。由于史料所限，学界对静边、巨母古两城的研究不多，略记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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