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台湾会馆史话

北京台湾会馆史称“全台会馆”，建于1890年前后，原位于宣武门外后铁厂胡同，后迁至前门大蒋胡同127号。现为崇文区大江胡同114号。

台湾会馆是100多年前台湾同胞在京城的活动场所，是北京重要的历史文化遗存之一。它见证了台湾同胞爱国爱乡的光荣历史，也留下了台湾同胞在京生活的印迹。

自1687年起。清政府在台湾施行考举制，在县里考秀才、省里考举人，到北京考贡士，再经“殿试”考进士。自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至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间，共有32位台湾籍举人考中进士。北京的各地“会馆”即是清代各省、府绅商为本乡进京赶考学子而建的。清代台湾举子进京，由福建省公车派送。到京后暂住福建省会馆。1885年台湾单独建省，1890年前后在京台湾同胞在福建同乡会协助下于宣武门外后铁厂胡同20号兴建全台会馆。3年后又因地势偏僻而卖旧置新，于1896年左右在崇文门外大蒋家胡同(即今大江胡同114号)建台湾会馆。

1895年(清光绪二十一年)4月17日，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当天，在北京参加会试的台籍进士、举人都察院代奏：“今者闻朝廷割弃台地以予倭人，数千百万生灵皆北向恸哭，间巷妇孺莫不欲食倭人之肉，各怀不共戴天之仇。谁肯甘心降敌!纵使倭人胁以兵力，而全台赤子誓不与倭人俱生，势必勉强支持，至矢亡援绝，数千百万生灵尽归糜烂而已……以全台之地使之战而陷，全台之民使之战而亡……虽肝脑涂地而无所悔。”这是与北京台湾会馆有关极为重要和珍贵的史实。

日本窃据台湾之后，北京台湾会馆已失去原有作用，不再以会馆名义接待台胞。而产权也一度丧失。上世纪20年代初，日据下的台湾青年相继脱离日寇魔掌，到祖国大陆读书求学。1922年，到文化古都北京求学的就有33人。台湾老一辈文学家张我军，1924年来京后住在城南福建泉郡会馆：当代台湾女作家林海音全家1922年来京。先后住过城南的福建永春会馆、晋江会馆和广东蕉岭会馆，而从未听说老一辈旅京台胞住过台湾会馆。寄居北京的台胞开展的各项活动，如1922年组成的北京台湾青年会，1924年召开的华北台湾人大会，1924年至1926年信奉无政府主义台胞组织的新台湾安社，1927年在京出版的《少年台湾》月刊等。也均与北京台湾会馆无涉。

辛亥革命后，北京成立台湾同乡会。林海音的父亲林焕文曾是同乡会的一位负责人。林海音在一篇文章里提到：“母亲曾对我说过，父亲生前有志把北京的台湾会馆收回……民国十二年(1923年)父亲曾对收回台湾会馆一事努力过，但无结果。父亲死后(1931年)家中所存的一叠台湾会馆资料，就被台湾同乡赖先生兄弟取走，他们也想继续努力，但无下文。”(见林海音：《家住书坊边・番薯人》)。

直到日本投降后，1945年9月9日，在西单大光明电影院(即现西单剧场)举行“台湾省旅平同乡会结成典礼”，选举洪炎秋为会长，洪返台后由三安医院院长梁永禄为会长，此时梁因正记纸行交付的台湾会馆租金过低以11袋面粉并折合纸币交付(因当时蒋管区货币贬值极快，收到租金后，立即兑成黄金储存。当时11袋面粉约可兑一两黄金)，至此。台湾省旅平同乡会获得了台湾会馆的管理权。但1947年3月。北京台胞声援家乡“二・二八起义”，以“旅平台湾同乡会”为掩护，在会长梁永禄及继任会长林铿生家中进行的一些从事反帝、反蒋爱国运动，却同原台湾会馆旧址没有什么关连。

百年前在京台湾举子为抗议清政府割台而留有历史意义的北京台湾会馆。直到上世纪50年代，先后由台湾会馆财产管理委员会、台盟北京市委等单位经管。1985年以后，正式交由北京市台湾同胞联谊会经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