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一甲子需要怎样的思想解放

从历史上看，从忧患意识到改革，尤其是富有成效的改革，每次都需要有深刻的思想大解放。实际上，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从忧患意识到改革到革命的历史。1911年孙中山先生领导辛亥革命，希望效法西方，把民主制度引入中国，但不久就失败了。

“”是近代中国思想最解放的时刻，各种主义间的争论和竞争，各种主义动员着各种政治力量，而各种政治力量又选择了不同的主义。从很多方面来说，孙中山是思想解放的第―人。没有思想大解放，孙中山很难完成从崇拜西方民主到选择苏俄式革命的转变过程。正是这种思想的大解放，才有日后国民革命的胜利。

同样，在共产党和的斗争过程中，前者的胜利无疑要归诸于其较后者思想的解放，主要表现在一代花大力气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共产党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政党，要把从西方产生的马克思主义转变成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没有思想解放不可能发生。

改革开放的历史也是思想解放的历史。中国的上上下下经常把思想解放和“杀出一条血路”联系在一起。把“杀出一条血路”用到前一个甲子似乎更合适，但和改革联系起来则也合情合理。邓小平称改革开放为第二次革命，但是不流血的革命。这表明需要更为复杂的思想解放。革命总是“革”别人的“命”，但改革是改革自己。改革因此避免不了自我否定，这就非常难。

但不管怎样，中国的改革开放成功了。这是思想解放的功劳。成功之处不仅仅是重新肯定被原来的体制所否定的东西如市场、资本、社会流动、国际化等，而且更是结合中国自己的特色加以创新，就是说，改革的过程也是一个创新的过程。

反观历史，人们就有理由为未来深感担忧。很多年以来，中国高层深感忧患，不断提醒国家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但体制内的很多人是没有忧患意识的。很显然，一个和社会隔离、高高在上的官僚机构很难体验到社会的深刻变化，更意识不到外在世界的变化。相反，为数相当的党政干部都是醉生梦死，专注腐败，私利至上，毫无政治责任感。这种情况越到地方，越是严重。

这就经常导致解放思想只有呼声，而没有结果，或者说雷声大、雨点小的局面。这些年来，当政者一直在呼吁思想解放，各级官员也不断遥相呼应，但总是不了了之。大部分官员对思想解放或者无动于衷，或者理解为为所欲为。即使的确有一些令人振奋的新思想，但很难体现到政策层面，或者一到政策层面，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更为担忧的是，越来越大的既得利益已经成为思想解放的最强大的阻碍力了。上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的思想解放运动能够成功有很多条件，但三个条件不可或缺：一是有“”的教训;二是大家都穷，穷则思变：三是政治强人能够克服体制内的既得利益。但今天，这些方面的条件似乎已经不存在或者大大减弱。随着既得利益越来越大，改革也会越来越难。

尤其需要提出的是，今天中国的知识群体也是缺失忧患感的。历史上，这个群体是最有忧患感的。1980年代，这个群体也是推动思想解放和改革的先锋，但是现在这个群体要不被整合进体制内部，要不被经济利益所溶解。这样，在缺失民族和国家整体利益的“有机知识分子”的条件下，思想解放越变得没有可能性。

在思想层面，思想解放意味着没有教条或者冲破教条。但今天的中国，教条化倾向性越来越严重。这里有“左”的教条，也有“右”的教条。对教条者来说，所有这些都是不可被质疑的，不可被挑战的。有人说，中国是世界上拥有原教旨主义者最多的国家，这并不为过。各种主义的教条化这种情况只能说明中国社会意识形态的激进化，增加思想解放的难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头一个甲子的确来之不易。但庆祝的时刻，更是反省的时刻。一个不可不提的问题是：迎接下一个甲子的思想解放的动力在哪里呢？

（《联合早报》，9月29日，有删节） 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年阅兵式上，由36架武装直升机组成的陆航受阅梯队飞过天安门广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