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隐匿的赛伯空间

人们之所以将两性平等的乌托邦理想寄望于网上虚拟社会，是由于现实社会中两性不平等的现实显而易见。在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女性群体与男性群体之间的巨大分野是不可忽视的社会现实。联合国1997年人类发展报告指出：在发展中国家，女性成年文盲比男性多60%，女童入学率比男童低13%，女性工资水平是男性的四分之三。在工业化国家里，女性失业率比男性高，妇女构成四分之三无报酬的家庭帮工。妇女贫困化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面临的社会问题，妇女常常与弱者、贫困划上等号。正如法国作家西蒙·波娃指出：妇女在社会中是次于男性的“第二性”。

在面对面交流的现实社会里，基于性别的互动会影响两性的生活机遇，女性的生理(physical)特征，即她的身体(body)限定并束缚了她的身份(identity)、思想(mind)和自我(self)。

因特网的出现似乎使这种状况有所改变。这种新型电子传播形式在一定程度上重构了思想与身体之间的关系。威廉·S·吉布林(William S Gibson)将身体比喻为“肉”(meat)，认为只要技术上可能，使得思想可以脱离肉体而植入网络(network)之中，身体就会像肉一样腐败无用。雷恩多德(Rheingold)也同意笛卡尔哲学思想与身体相分离的观点，他认为网络世界中思想与身体的分离使得人类从中解脱出来，因为在网上沙龙中，没有人在乎参与者的相貌。雷德(Reid)对MUD研究结果表明，网民可以超越常规的性别、种族、阶级、年龄等界限，创造一种虚拟的自我，性别化主体(gendered subject)与身体分离(Reid,1997)。虚拟空间突破了面对面现实生活中身体对思想的束缚，虚拟空间中的自我不再具有诸如年龄、性别、种族等文化烙印。关于计算机中介交流环境中互动的研究表明：许多人充分利用了因特网提供的机会来展示一种不受身体支配的自我。布鲁克曼(Bruckman)1993年研究发现：在网上，投稿者可以匿名或故意隐瞒真实性别；斯普尔(Sproll)和凯斯勒(Kies-ler)1986年和1991年研究发现：在计算机中介交流环境中，基于文本的电子会谈可以消除人们的社会特征，因此可以减弱和消除两性之间的不平等。希尔茨(Hiltz)和图鲁夫(Turoff)1993年通过对比研究计算机中介交流和面对面互动两种环境中的两性参与度，结果发现总体上计算机中介交流环境中的两性参与的平等程度较面对面互动组高。菲革雷(Fu-igley)1992个案研究也发现在计算机中介交流中，女学生比在传统课堂上更勇于、活跃表达自己的观点。上述研究让人们看到了在计算机中介交流世界中两性平等的曙光(Kevin Crowston & Erica Kammerer,1998)。

上述学者主要从计算机中介交流中的匿名、隐形特征出发，证实了女性可以无虑地、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因此参与的积极性较高。但也有学者的研究表明：在计算机中介交流环境中，两性的语言特征存在着明显的性别差异。塔恩(Tannen)1990年的研究发现两性网上传播风格差异与现实世界中传播差异相似，因此网上话语自然可以暴露性别的差异。苏珊·哈林(Susan Herring)1992年系统研究了因特网上的话语特征，她发现两性电子话语存在明显的差异，这些差异表现在6个方面：女性微弱的坚持（主张）／男性强烈的主张（坚持）；女性趋向于道歉／男性趋向于自我宣传；女性理由清晰／男性预先假定；女性提问／男性反问；女性以个人为中心／男性以权威为中心；女性易于支持他人／男性易挑战他人。这些差异不是绝对的，只是相对的趋势（同上）。罗拉·古拉克(Laura Gurak)分析了美国的两起网上抗议个案（1990年春的Lo-tus Market Place和1993年的Clipper），结果发现在网上抗议、声讨浪潮中，妇女参与者的数量远远低于男性，并且女性发表观点的语言风格显示出与男性的差异，女性在发表反驳的观点时常常用升调来试图获得别人的同意，并较多地使用情感符号，特别是表示高兴的符号来活跃交谈的气氛。罗拉·克拉克的个案研究证实了语言学家哈林1993年关于因特网语言特征的研究结论，即在电子语言风格上两性存在明显差异：女性只是微弱的主张，而男性却是强烈的主张(Laura J.Gurak,1997)。凯文·克劳斯顿和艾瑞卡·卡墨文(1994:78-79)通过对新闻组参与成员的分析，也发现在线男女的话题、兴趣都存在明显差异。另外还有一些学者的研究发现：计算机中介交流交谈的匿名性只不过使大胆发言的人多一点而已，但仍然不能改变男性在计算机中介话语交流中的支配地位，计算机中介交流技术并不是使两性平等的灵丹妙药（同上）。可见，关于这方面研究的结果是模棱两可的。

在讨论计算机中介交流世界中男女交流风格特征是否存在差异时，不可忽视的一个现象是：参与计算机中介交流的女性人数远远低于男性，这使得“平等”的赛伯空间对广大女性而言显得相当遥远。在全球因特网用户中，据估计，36%是女性，64%是男性。尼尔逊媒体调查统计结果显示全球因特网用户中66%是男性，使用程度达到77%。凯文·克劳斯顿和艾瑞卡·卡墨文1994年的对两个有关女性主义话题新闻组参与程度的调查研究表明，女性的参与程度更低，只有13%，比例差距之大触目惊心。因此可以这样说，即使计算机中介交流环境中交流是性别中性的互动，对于较少参与网络活动的女性而言无太大意义。有学者指出造成妇女参与程度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特网本身的构建哲学和隐蔽的趋势是以男性为中心，女性未能在设计技术革新中起显著作用。同时，在社会化过程中，男性逐渐比女性更感兴趣于计算机科学，并较女性更早使用该技术。父母也更可能给儿子买计算机和游戏机作为启发智力的礼物。在学习正式教育阶段，教师趋向于引导男生向计算机科学等理工科方向发展。即使游戏中传递的文化讯息也是将计算机科学作为男性的领域。有研究发现：花费于计算机的时间与成就测试成绩之间存在正相关，或许这在相当程度上揭示了两性在参与因特网等信息传播技术方面的巨大差异。因此，从因特网的构建哲学和基础来看，因特网技 术本身不可能自动纠正性别成见。

因特网上同样存在性别歧视。在网上，不尊重妇女甚至侮辱妇女的色情内容随处可见，妇女在赛伯空间中依然作为被观赏、被看的对象，依然是强调其生物属性的“二等公民”。在公共事务中，妇女的观点常常受到冷落甚至嘲笑和打击。1993年发生在美国的CLIPPER网上抗议案例显示出赛伯空间中男性对杰出职业女性的歧视。事情源于1993年克林顿政府计划实行计算机密码术的联邦标准即CLIPPER，政府将独自拥有密码锁。美国公众由于恐惧隐私权和言论自由受到侵害以及对垄断的担心，纷纷在网上表达反对意见，很快形成一股网上抗议浪潮。乔治镇大学计算机科学系主任、国际密码术专家、曾经在1983年出版了《密码术和数据安全》而奠定了在该学科创造者地位的多罗西·邓林(Dorothy Denn-ing)教授却因发表维护CLIPPER的观点而遭到辱骂。一些网民骂她是“邪恶的东方女巫”，对她的称谓为“女士”而不是“博士”或“教授”。对其不满的发泄主要针对她的性别，而不是就观点而言。赛伯空间依然存在与现实社会相似的性别歧视，并非是一块未开垦的处女地。

认为计算机中介交流世界中不存在性别差异的乐观派的观点其实隐含着这样两个假设：第一，语言是价值中性的；第二，因特网技术也是中性的。后现代主义理论则对此作出了不定的回答。墨菲(Murphy)和福莱克斯(Flax)曾先后提出“语言不过是一套人工符号系统，因此无真实性(truth)可言”(Pauline Rosenau,1992)。人们对实践的了解并非取决于事件本身特征，而取决于描述事件所采用的语言形式和修辞手段。语言的意义总是带来意义使用者的个体风格，在具有不同个体风格的使用者的传播过程中不可能保持客观性。也就是说，不存在所谓词语的确切涵义(precise meanings)，也不存在对文本独一无二、客观性的解读，无纯粹、朴素的真理。真理不过是“我们心甘情愿接受语言迷惑的结果”（同上）。巴荷庭(Bakhtin)则区别了语言的抽象系统和具体系统。他认为词语可分为3种：第一，不属于任何人的中性词语；第二，属于他人、表达他人意思的词语；第三，“我”的语言，即“我”在某种特定情景中运用、具有特定修辞和形式的表达。他认为个体运用的语言源自个体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情感状态。任何具体的表达都与某种环境的修辞相联系。词语的表达并非彼此孤立、互不相干；而是彼此呼应、彼此映衬。个体运用的语言总是与个体所属的“类群”(genre)相联系，也就是说，个体会采取其熟悉的、经常使用的语言，二者在相当程度上由个体所处的社会物质现实和文化现实所决定，即由种族、阶级、性别、年龄等物质条件所局限。从这个意义上说，女性群体与男性群体在现实社会中的巨大分野必然会通过这两个群体所使用的语言表现出来，即男性语言有别于女性语言。因特网自诞生之日起，主要是男性的领域，网上虚拟社区的成员主要是中上阶层的中青年男性，这当然会使得女性语言在因特网上成为“另外的”语言。

可见，语言作为社会文化、传统的载体，是制度化的产物。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环境下语言被具有权威的人赋予不同的含义，实质上对社会的整合起着作用。个体在学习掌握社会规范、适应社会自下而上的社会化过程中，作为其适应社会生存的一个必要条件，语言交流不可避免地赋予了社会对男性或女性两个不同群体的期盼和要求。因此即使假设存在一个无性别差异的“真空社会”，但社会文化的延续性和强大的传递性仍会给这些在“男女有别”的社会文化土壤下培养出来的男女留下印迹，在虚拟社会仍然会多多少少带有传统性别的烙印。从这个意义上说，虚拟空间并不是逃避现实社会的世外桃源，不过是基于现实的虚拟罢了。其次，因特网信息技术(ICTS)就其创造的本质而言，并不是为人类造福祉的。福柯曾指出技术是控制和监视的工具，哈罗威也指出技术为物质的、象征人力的工具，是一种支配的手段。

“因特网是一个必要的邪恶之物”(Wendy Harcourt,1999)道出了人们对因特网的复杂心态。一方面因特网在编织着进步、平等、自由之类的话语；另一方面，不能忽视这些新技术仍然产生于资本主义的大背景，不可避免地“它(ICTs)的功能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规划来界定，很难相信这将促成赛伯空间的文化多元化”（同上）。信息时代仍然存在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大背景之下。因此，认为计算机中介交流世界（赛伯空间）与现实世界毫无联系，或恰恰相反的想法其实是一种技术中心论，过于线性、简单化了。当然这种将活生生的身体与思想相分离的想法是随着后现代社会的到来，随着智慧、身体、机器、思想之间界限的模糊而产生的。对此，斯通(Stone)提醒道：“忘却身体是一种老套的笛卡尔哲学的把戏。由于我们的忘却……通常是妇女和少数民族而保持语言沉默最终将会给身体带来不良后果。因此，女性不应该借助于技术来抛弃身体，而是应该呼吁技术的根本重构，以基于身体的方式来发展、创造自身形象和喻义，在电子媒体实践中开辟一种肯定自我、而不是否定自我的空间”(1999)。

那么，女性如何充分利用因特网这个工具呢？从后现代主义思想家、怀疑主义哲学大师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中可以得到一些启示和鼓励。福柯对现存一切秩序体制的确定性和稳固性提出了怀疑。他指出：“我所分析的一切就是为了否定关于人类存在方式的普遍适用、必然的观念。我的分析旨在揭示出现存制度的人为性质，揭示出我们还拥有多少自由的空间，还能对现存的一切作哪些改变”（李银河，1996）。后现代主义怀疑并反对一切被视为反映社会普遍规律、价值中立的宏大理论体系，主张用历史主义的方法来看待和分析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社会形态的状况，所谓适用于所有社会、所有历史阶段的、价值中立、性别中立的客观规律不过是一些人强制别人接受他们的“故事”而已。

因特网是产生话语的一个强大工具。作为革命性媒体，因特网是集体创造知识的有力空间。新产生的知识体系将涵盖边缘人群的需求，是一种更加柔性、个性化、非男权主义、非工具性的、大众的体系。因此，当因特网嵌入全球妇女的政治斗争时，会成为妇女争取权利的传播空间。

【参考文献】

[1]　Babes on the web:Sex,Identity and the home page media International on the

Internet,No.84,May 1997。

[2]　Kevin Crowston & Erica Kammever,Communication Style and Gender Differences in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s,in Cyb-erghetto or Cybertopia?:Class,and Gender on the Internet,edit-ed by Bosah Ebo,Praeger,1998.

[3]　Laura J.Gurak,1997,Persuation and Privacy in Cyberspace.: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4]　Pauline Rose nau,1992,Post-Modernism and the Social Scie-nce,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5]　Wendy Harcourt,1999,Women @ Internet:creating new cultu-res in cyberspace.London:Zed books.

[6]　转引自李银河，1996，《后现代女权主义思潮》，《哲学研究》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