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渡的一代

谁都不会甘愿承认自己身处过渡的一代。置身于两个大时代的交错之处,自己并不是旧时代的终结者或新时代的雕塑家,只是那些光阴齿轮摩擦撞击出来的火花碎片――然而,阴差阳错,薛福成恰逢这样的时代。

一

薛福成死在甲午年,回国路上。

海上的夏天显得比陆地上更加剧烈而冗长,狂风在聚集之前便被寂寥先发放大数倍,而这也丝毫不能缓解赤道灼人的日光。

漫长的飘摇让56岁的薛福成感染急疫,西洋海上的病毒终于殃及了性命。薛福成尚未来得及赶赴京城向太后和皇上述职,便在上海身亡。家乡无锡就在几百里外,薛福成在出使前亲自规划绘图的宅院,耗资七万二千元大洋,历时四年才建成,他却无法在厅堂里做哪怕片刻逗留。

薛福成之死其实早在人们意料之中。在蒙昧的帝国民众看来,西洋就是一种病,而薛福成早已病入膏肓。在薛福成的时代,中国的外使们,几乎都难逃毁誉参半的命运。郭嵩焘使英,连遭参劾,罪名是“迎合洋人、败坏风俗”,十大罪状却纠缠于在国外用伞不用扇、尚右而不再尚左、披着洋人的衣服这些细枝末节的生活琐事,他在出国和归国前后,都遭到了声势浩大的批判和诽谤,他的《英轺纪程》刚刚印刷便遭毁版。

郭嵩焘的继任者曾纪泽同样难逃厄运,尽管他是曾国藩的长子,从英、俄两国争取回大片土地和赔款,然而,出使经历还是成为他的政治污点,丁韪良说他“进了总理衙门之后,成为猜忌的对象”,自此郁郁不得志,51岁就死于风寒。

人们认定,与那些红头发蓝眼睛的蛮夷接触,本身就是一种耻辱,更毋庸说去讲他们那些饶舌的语言,写他们那些蝌蚪一样尚未发育完整的文字。盲目的排外情绪转瞬便转化为仇恨的冲动,自以为是的敌意切断了中国人探索世界的脚步。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不在于西方发现了中国,而在于中国率先遗弃了自己的好奇心。

薛福成只是恰好生活在那个时代罢了。比历朝的末世更残酷,更多危机四伏,更加扑朔迷离。

罗曼•罗兰曾经听过大清国驻法国使馆参赞陈季同的演讲,他在日记里写道,陈季同的演讲“妙趣横生,非常之法国化,却更具中国味,这是一个高等人和高等种族在演讲。透过那些微笑和恭维话,我感受到的确是一颗轻蔑之心:他自觉高于我们,将法国公众视作孩童……着迷的听众,被他的花言巧语所蛊惑,报之以疯狂的掌声”。薛福成差不多在同一时期前往欧洲,他对西方的态度,其实和陈季同一样五味杂陈。

薛福成的四年西行之路,留下的只有《出使英法意比四国日记》,他不知道,他对西洋电学、光学、铁路、立法、军队饶有兴致的考证和描述,以及对西方议会、工商制度的推崇,竟成为他留给帝国最后的遗言。在这个小说名作迭出、诗歌走投无路的时代,薛福成践行的却是文学的一条新路。在他看来,文字和舰队一样,都是影响时代的利器,他的文风被《清史稿》总结为“演平易,曲尽事理,尤长于论事记载”,在这个风雨飘摇的乱世,文学最终逸出内心世界,成为抛向时局的一根长矛。因为文章之事,在薛福成看来,从来都并非娱心,而是经世。

二

薛福成之死在洋务重镇上海引起兔死狐悲般的鸣和,人们纷纷为之扼腕叹息,举哀送行。然而,死讯一路北上抵达京城时,却已经像一支飞行了太久的箭,耗尽了最后的气力,没能再激起多大的波澜。满朝文武来不及仔细咀嚼薛福成之死的深意,便被迅速抛入甲午中日海战的惨败以及就此爆发的一系列后遗症。

此刻朝中最怀念薛福成的,或许是李鸿章。接踵而至的甲午战败、巨野教案、庚子之辱,迫使李鸿章不断地经手割地赔款的条约,“中兴名臣”被迫沦为王朝的替罪羊。而在从前,每次有棘手的外交事件发生,李鸿章便会照例收到来自幕僚薛福成的一封书信,薛福成似乎每每都能以四两拨千斤之力,为李鸿章指点迷津,化险为夷。这是他们之间交往的方式。

千年以降,幕僚文人与政客之间的文字游戏,一向层出不穷,然而,薛福成与李鸿章之间的文章往来,却并非如此简单。沉默的幕僚们一直在塑造着显赫一时的辅国重臣,甚至悄然更改着历史。而在晚清,幕僚们对政客的作用,或许比任何时代都要突出。时局的急遽变化,使得诸多学科的价值都因时代而凸显,门类也更加细化,很难再有人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全才。政治变得海纳百川,每个领域的力量都牵制着它,又转而为它所成就。

而薛福成最难能可贵的,不仅在他精通权谋之术,更因他深谙国际法规旧例,以西人之道,还施西人之身。他自幼厌倦八股,“慨然欲为经世实学”,“以备国家一日之用”,所以,面对西人的气焰,这个黑眼睛的黄种人似乎总能在不卑不亢之间发出致命的一击。

李鸿章已经记不清,薛福成的多少封书信曾把他从纠结中拖出来。李鸿章被马嘉理案搅得不胜其烦时,薛福成悄然进《论与英使议约事宜书》,力主强势对付英国,并具体提出择要设防、组织团练、广张疑军、以多攻少的对策;英人赫德试图总揽总海防司与总税务司,总理衙门面对压力居然答应,薛福成急作《上李伯相论赫德不宜总司海防书》,提出解决之道,赫德如要担任总海防司,必须亲赴海滨练兵,并放弃总税务司之职,他已料定赫德不会放弃总税务司这个肥缺,此事最终定会不了了之;此后,与各国谈判,讨价还价,为寓居海外的侨民争取利益,在镇江海战中亲临前线部署,力挫法国舰队,令法国海军统帅孤拔不治身亡……薛福成屡次顺利解决了帝国的外交困境,他似乎有着与年龄不相称的从容和洞察力,他的那些巧妙的建议每每令总理衙门的一干重臣们顿生醍醐灌顶之叹。

然而历史并不存在假设,在悲剧性的辛丑年,帝国经验最丰富的外交官们―郭嵩焘、曾纪泽、薛福成,都已去世,面对军事和外交的双重失败,李鸿章仍然试图“争得一分有一分之益”,却再也无从收到一封有价值的书信,他们的离开加速了李鸿章的衰老,以及帝国雕像的垮塌。李鸿章只能反复咀嚼着他们留下的出使欧洲的日记,希望从中可以找到那些他们无法言说、不能言说的奥秘。不久,年过古稀的李鸿章决定亲自出国考察,那个从薛福成们口中听来的世界,终于在他眼前延伸为现实的旅程――尽管只是他一个人的旅程,而并非帝国的旅程。

三

事实上,上书曾屡次为薛福成赢得意外的荣誉。很难有人像他那样,将文字与政治联系得如此紧密,三言两语便道破时政的迷局,并迅速开出疗救的药方。

同治四年(1865年),27岁的薛福成径自上书曾国藩,提出“养人才”、“广垦田”、“兴屯政”、“治捻寇”、“澄吏治”、“厚民生”、“筹海防”、“挽时变”。曾国藩对外为封疆大吏,对内则为桐城派古文宗师,对词章和文治同等看重,读罢自然大喜过望,迅速将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纳入麾下,与黎庶昌、张裕钊、吴汝沦并称“曾门四子”。

薛福成的文章深得桐城派真传,然而,经世致用的思想也使他最终偏离了桐城派的轨道,他后来指责吴汝纶标榜桐城,而他自己的著作则早已超出文学的范畴。多年后,梁启超、胡适都宣称从薛福成的文章中受益,梁启超说薛福成描述西方世界的著作,“皆佳作也”。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更为薛福成的文学正名:“王运号称一代大师,但他的古文还比不上薛福成(诗另论)。”

曾国藩去世后,许多幕僚已身居高位,或以文章、书法著称,薛福成依然默默无闻。避居苏州两年后,同治去世,4岁的新帝光绪登基,按照惯例,朝廷广开言路。薛福成仓促间写成《应诏陈言疏》,他把“治平六策”总结为养贤才、肃吏治、恤民隐、筹海运、练军实、裕财用,事实上,除了发展海运,其余五策只是历朝上书的老调重弹。真正引发朝廷共鸣的是“海防密议十条”,数十年间,国家贫弱,屡战屡败,表面看来,皆由海防军备而起,薛福成层层递进地剖析着自己的海防理想:择交宜审、储才宜豫、制器宜精、造船宜讲、商情宜恤、茶政宜理、开矿宜筹、水师宜练、铁甲船宜购、条约诸书宜颁发州县……他更明确提出:“制器宜精也。西人器数之学,日新月异。岂其智巧独胜中国哉!彼国以制器为要务,有能独创新法者……往往有积数世之精能,创一艺而成名者。中国则不然,凡百工技艺,视为鄙事,聪明之士,不肯留意于其间,此所以少专家也。”这些勾勒让这个妇孺掌朝的帝国似乎隐隐看出了未来的轮廓。

《应诏陈言疏》经两宫皇后首肯,在朝廷内外广泛传抄,4岁的光绪自然读不懂这些写给他的庞杂建议,甚至,直到多年之后,光绪也终究还是没能完整地记住这个名字。但这并不影响薛福成的名字在朝堂上下不胫而走,人们四处探听这个毛遂自荐的作者真实的来历,许多民间的志士开始记诵薛福成的字句,薛福成的经历成为他们的榜样,他们可以用新的方式继续文学的道路,将文章与天下建立关联。文章的词章经络,与天下的河流阡陌,其实息息相通,文章正如博弈,天下亦未尝不是一盘棋局,奥妙不在静止的刹那,而在于那些永远位移的瞬间。总有人希望读懂那些瞬间。

四

泱泱中央帝国,一夕之间沦为海中孤屿。从天下中心,到世界边缘,中国人不得不适应这样的身份位移,一面为当下穷词辩护,一面对未来忧心忡忡。薛福成被李鸿章纳入麾下之后,完成了《筹洋刍议》的写作。“世变小,则治世之法因之小变,世变大,则治世之法因之大变。彼其所以变者,非好变也,时势为之也。”他仍然要为变革寻求足够合理的证据,并且处处谨慎。人们历来对变革怀抱幻想和敌意,前朝的求变者,曾经显赫一时,终究难逃惨烈的结局,商鞅、王安石、张居正,莫不如是。所以薛福成不得不拿捏分寸,他提出变革的目的,还在于“今诚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器”与“道”,“体”与“用”,“实”与“名”,将薛福成这一代人逼上绝路。

薛福成最初为帝国找到的是商业和工器:“西人之谋富强也,以工商为先……其致富之术,非工不足开商之源,则工又为其基,而商为其用。”他看重的是商业的均衡作用,“盖有商,士可行其所学而学益精,农可通其所植而植益盛,工可售其所作而作益勤。”西方的强大得益于财富的积累,经济的崛起,帝国或许应该重新考虑本末之序。《筹洋刍议》也更进一步发展了薛福成的海防理想,他专辟《利器》这个章节,他的计划经过周详的布置,事无巨细,均有详细的计算,对机器的马力,船价,战舰吃水程度,如何适应中国口岸……都在薛福成考虑之中。而他呈交李鸿章的《酌议北洋海防水师章程》,更是明确提出组建北洋水师的构想,李鸿章的无敌舰队之梦,正是发端于薛福成的这些被浓墨浸泡的文字。

然而,兴亡之事,从来就不是器物所能决定。天下事归根结底仍然是人事,而人事纠葛永远难获破解。红衣大炮拯救不了凋零的明王朝,如同战舰也势必平息不了拍岸的惊涛。西行四年,薛福成终于意识到帝国的症结所在,他对欧洲的议会制度倍加推崇,在日记中频繁地留下这样的呼吁,他满怀踌躇地回国,几乎只差一步就可以走出洋务派的桎梏,却静止在这最后一步。

随即,薛福成便被迅速遗忘。只有他的故乡无锡还残留着他的遗迹,那座他从未住过的巨大宅院。吊诡的是,这个真正意义上宦游天下的人,留在无锡的时间其实很短。

薛福成去世那一年,张謇中了状元,孙中山在檀香山创办兴中会,几个月后,激进的士子们在会试后联名递交了一份比薛福成当年更尖锐的文书给光绪皇帝。薛福成上书时,光绪只是个4岁的孩童,按照大臣和母亲们的摆布完成一场例行公事的游戏;康有为和梁启超联合士子上书时,光绪已入壮年,满怀踌躇地希望扮演中兴之主,拯救自己疲敝的国家。三十年代谢了一批辅国重臣,也催生了狂飙突进的下一代人。

至于薛福成这一代人,他们只是尽了他们的本分,做一道沟通过去与未来的桥梁,等待着被历史的洪流淹没的命运。

谁都不会甘愿承认自己身处过渡的一代。置身于两个大时代的交错之处,自己并不是旧时代的终结者或新时代的雕塑家,只是那些光阴齿轮摩擦撞击出来的火花碎片―然而,阴差阳错,薛福成恰逢这样的时代。他曾是被重新塑型的一代人,在魏源、徐继们的感召下,热忱地想象世界,试图把帝国的歧路走成坦途。然而,他并不是开创的一代,他仍然充当着模仿者的角色,他所带来的那些来自生活、思想和心灵的剧烈震颤,仍然要到数十年后才能真正显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