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银行监管环境变化下流动性管理和高管薪酬

时间:2022-09-27 05:38:44

商业银行监管环境变化下流动性管理和高管薪酬

摘要:本文基于我国商业银行2005年至2011年的面板数据,分析了股份制和城市商业银行、国有大型商业银行两类银行在2009年前后治理结构与流动性、薪酬体系以及流动性与薪酬体系的关系,发现流动性对两类银行薪酬相对水平影响存在不同,治理结构对薪酬作用仍然有限,未来还需要完善治理结构尤其是国有银行的治理,推进我国商业银行流动性管理水平的提高和薪酬体制的完善。

关键词:监管 流动性 薪酬 内部治理

一、引言

一直以来,我国商业银行呈现出内部治理不完善、不透明的特征,且由于其在社会融资中处于重要地位,对于一国经济的稳定和发展起着十分重要,所以加强流动性管理就显得尤为重要。经历过2007年开始的次贷危机后,银监会也开始推进完善银行机构高管薪酬管理工作,监管环境的变化给我国商业银行带来很多新的挑战和机遇。由于我国银行的市场化进程较短,受政府政策影响较为显著等原因,所以在治理结构中我国商业银行出现了诸如监事会作用有限、大型银行的国有股权过度集中等问题,公司内部治理结构还有待完善。本文基于我国商业银行内部治理结构自2005-2011年间的变化,尤其是2008年前后监管环境的变化,对其对流动性管理、高管薪酬变化等做出分析,进而探讨我国商业银行未来的公司治理结构、高管薪酬机制等发展方向。

二、文献回顾

(一)国外文献 国外对治理结构与风险承担的研究较早,Amihud and Lev(1981)开创性地从道德风险角度分析了公司治理问题对于银行风险控制的影响。Vincent Aebi(2008)研究认为,在经济危机中CRO进入执行董事层以及直接向董事报告提高了银行的股票表现和ROE水平,而其他的治理变量并不显著甚至是与危机中的绩效是负相关的。Wei-Xuan Li(2012)的研究发现,股票流动性改善了治理结构,进而提高了俄罗斯的公司的估值。而对于高管薪酬,Joel F. Houston(1995)认为高管薪酬机制会提高银行风险承担水平;James S. Ang(2001)认为薪酬激励促进高管间的相互监管,资本充足率等监管会减少对管理人员薪酬激励数额的绝对支付;Harley E. Ryan Jr(2004)认为与CEO相比独立董事议价能力高,可以促使薪酬与股东目标一致,外部董事越多的企业会趋于使用更多的权益类薪酬等。

(二)国内文献 王波(2010)指出国内商业银行的流动性风险管理主要依靠央行、银监会等外在治理机制,关于发挥股东、董事会、监事会等的内部治理机制严重不足,尤其中小银行流动性管理的组织框架缺乏,制约了银行管理的科学与有效性。王元园(2012)利用2003年至2010年现金资产比例和存贷比两个指标来衡量我国商业银行流动性管理水平,并与美国商业银行平均水平进行比较,认为我国现金资产比例偏高、存贷比偏低,与发达国家还存在着差距,流动性管理能力还没有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在薪酬管理问题上,王倩等(2007)对山东省银行机构的实证研究发现,高管薪酬可以促进银行的稳健经营,但政府监管并不对银行的风险承担产生显著影响。王敏等(2011)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提出国有商业银行应不断完善内部治理并加强外部治理,注意银行本身的安全和稳健经营。张鹏,周立等(2012)建立了银行薪酬激励约束的博弈模型并进行检验发现,我国上市银行的薪酬激励与经营业绩因素间基本的正相关关系,但与经营业绩稳定性因素没有相关性。

上述是对商业银行治理结构与监管、薪酬机制、风险承担行为等之间的关系做出实证分析研究,而对薪酬是否受流动性管理和流动性管理水平、薪酬结构在危机前后的变化等未作出进一步的研究。本文基于我国商业银行治理结构与风险管理等数据,对这些关系在我国银行业中的表现做进一步探讨,找出未来我国商业银行改革中的方向与着重点。

三、研究设计

( 一 )指标设定 我国商业银行的内部治理结构一般被研究文献分为股权结构、董事会结构、监事会结构和管理层结构四个部分,其中监事会结构在文献研究和现实中的作用中显示其作用有限,本文也主要从其余三个方面考虑银行的治理结构状况。在银行的流动性管理上,我国商行更多受到外部监管机构的制约。如在2003年的新修改的《商业银行法》中对流动性比例规定了最低限为25%;2006年的《商业银行风险监管核心指标(试行)》在流动性风险要求上更加明确,新增了超额备付比率、核心负债比率等指标,另外监管机构也会使用存贷比率等衡量流动性。本文选用了常见的流动性比率作为我国商业银行流动性管理状况的衡量标准,该指标保持了较好的一致性,反映了银行短期流动性状况。我国银监会对商业银行高管薪酬一直没有监管标准,直到2010年3月银监会才正式了《商业银行稳健薪酬监管指引》,对商业银行薪酬管理体系尤其是对高管的薪酬设计做了明确的规定。本文使用银行年报中银行主要高管的薪酬与应付职工薪酬的比例,作为银行对高管薪酬激励的指标。

( 二 )基本假设与模型的建立 根据国内外的研究,商业银行的治理结构与银行的风险承担行为和高管薪酬等一定的相关关系,完善的治理结构可以降低银行的风险承担水平,而良好的薪酬体系可以促进治理结构的优化,同时治理结构状况也影响了高管薪酬的水平。在本文的设计结构中,我国商业银行的治理结构也会显著影响流动性比例水平,尤其是董事会结构的独立董事及女性参与治理结构水平。我国银行的独立董事通常是退休的政府人员或者学者,尤其是高校教授等,任期通常只有3年并不得连任,其可能更注重银行短期流动性风险的控制,提高银行的流动性比例;而女趋于保守和避险,在治理结构中能够推动董事会和高管提高流动性的水平,保持银行的稳健性经营。

假设1:独立董事和女性董事趋于提高银行的流动性比例水平

我国商业银行的高管薪酬在现行体系下,绩效占了很大部分,改变了以往商业银行尤其是国有商业银行固定工资+福利的形式,提高了银行高管对中长期经营的重视,改善了治理结构整体水平。一般来讲,流动性比例高的银行经营稳健、风险较小,会提高银行高管薪酬增长快于银行员工薪酬增长速度,则高管薪酬占应付职工薪酬比例会提高。另外,高管规模等管理层结构会提高银行高管薪酬比率,因为一方面规模大的高管结构增加相应的薪酬支出,另一方面较大的高管规模有更强的议价能力,趋于提高薪酬支付的水平。

假设2:高管薪酬与流动性呈正相关关系

假设3:高管薪酬受高管规模等结构的显著影响

根据这些假设与模型选择的指标,本文建立了三个主要的模型,在解释变量中使用滞后的资产规模的对数值作为控制变量,用滞后的治理结构变量(用Governance表示,包括资产对数值变量),同时建立的主要模型如下:

四、实证检验分析

( 一 )描述性统计 本文数据基本来源于我国43家商业银行2005年至2011年的年报,包括了16家已经上市的银行及其余27家有代表性的股份制或城市商业银行。从表(2)的数据特征上看,治理结构中独立董事、女性参与治理数量等最小为0,这主要是因为地方城商行治理结构改革进程慢;而流动性比例变化大,但最低也接近于25%的监管红线,受监管政策约束大,50%以上的样本银行超过48%,我国商业银行流动性相对充足;薪酬比率变化也很大,最低仅为0.01%,样本中该比率最低的基本为规模庞大的工农中建交五大商行,股份制银行的高管薪酬占比相对较高,一半以上的样本银行薪酬占比超过1.6%,但由于多数地方城商行年报披露信息有限,取得的样本只有95个。

( 二 )回归分析 (1)模型结果。根据设定的模型,本文利用43家银行的面板数据使用个体和时间双固定效应模型形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结果显示三个模型整体上显著且调整后的可决系数大于0.62,估计结果较好。对于模型一,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流动性比率受独立董事占比和女性董事人数的影响,两解释变量数值越大流动性比例越高,尤其是独立董事对流动性的影响系数接近56,作用明显,这与假设一一致。同时模型一还显示,女性高管却降低了流动性水平,并没有显示出应有的避险行为特征,这可能与当前女性高管规模较小和作用有限有关。模型二的回归结果显示,高管人数对薪酬比例影响显著,系数接近0.6,控制变量资产规模在10%水平上也显著,但系数为负,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大银行薪酬占比较低的现状。模型三在加入流动性比率后,仍然只是高管人数和资产规模两个变量显著,而流动性比例并未如假设那样显著作用于薪酬占比。这两个模型横向比较显示治理结构各个变量在加入流动性比例后,模型估计的系数和对应的P值变化不大,说明流动性确实未对我国商业银行薪酬结构产生重要影响,假设二不成立,但假设三则与结果一致。(2)危机前后监管环境变化对模型的影响。由于在2005年至2011年间世界经济遭受金融危机的影响,跟不上衍生品等金融市场发展的政府监管在危机后趋于严格,我国银监会等监管机构对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要求提高,薪酬体系等制度也加快改革,各大中小型商业银行尤其是国有大型、股份制和主要的城市商业银行面临着新资本协议实施的压力等。这些环境的变化可能使我们的模型产生偏差,所以本文把2005年至2011年间的数据分成两段:危机前的2005年至2008年间和危机后的2009年至2011年间。在这两个时间段分别对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在危机发生前的时间段内,样本银行的回归结果,显示三个模型总体上都是显著的,调整后的可决系数也大于0.8,但解释变量对应的显著性效果不理想:模型一只有独立董事占比和女性高管是显著的;模型二、三各个变量都是不显著的,尤其是Liquid变量不显著,仍然与假设二不一致,而且假设三也不成立。在2009年至2011年间的时间段内,三个模型总体上也都是显著的,经调整后的可决系数都大于0.58,但模型一中无一变量是显著的,否定了假设一,模型二、三中董事会规模对薪酬占比的影响变得显著,而模型三中流动性比例对薪酬占比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变得与假设二相符。这两个时间段内,三个模型的回归结果变化显著:从总体上看,各个模型调整后可决系数显著下降,解释变量的系数和对应的P值变化明显,独立董事对流动性的影响变得不显著,流动性对高管薪酬的影响变得显著,董事会规模对薪酬水平的作用也变得显著。从这些结果看,高管薪酬水平的高低可能受到监管环境变化的影响,流动性开始对其薪酬水平的高低产生直接影响,而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水平在危机后变得复杂,需要考虑其他因素的影响。

五、结论

通过对我国商业银行2005年至2011年的面板数据分析,总体上我国商业银行的治理结构对流动性风险的控制和高管薪酬的激励有一定的作用,危机前后也显示有较大的变化,但受制于治理结构尚未完善等因素,治理各因素对流动性和薪酬的作用效果并不理想,尤其是对于薪酬与流动性间的关系。在危机前后治理结构与流动性、薪酬等间的关系变化中,独立董事对流动性的影响、流动性对薪酬的影响发生相反变化,前者变得不再显著,后者则变得显著。这些研究结果显示我国商业银行的薪酬体系确实会受到监管环境以及流动性风险的影响,公司治理结构还需要进一步改革完善,尤其是在薪酬激励中将风险承担水平考虑进去。我国的商业银行治理不仅要把流动性因素加入到薪酬的考量中,推进薪酬体系与风险承担水平挂钩,还要在治理结构上进行完善,推进大型银行的市场化改造。而对于我国监管机构来讲,薪酬体系的设计仍有待市场检验,需要加大对流动性比率等风险的考量,使得风险较低的银行的高管能够获得较高的薪酬;独立董事制度显现出良好的风险控制效果,未来需要进一步发挥其对治理结构和风险承担行为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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