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之盟妈妈馆”:食品安全危机下的“组团自救”

歪打正着创业了

刘宇璟的网名是“苏西妈妈”，苏西是她六岁女儿的名字。2003年到北京后，曾做过一段时间的公司职员，后来因为丈夫生意忙，怀孕后索性辞职做起全职妈妈。闲暇之际，她就将社区里几个准妈妈或者已生育的年轻妈妈们召集起来，组成一个小读书会，不定期分享育儿经验。

育儿问题无非关乎吃喝拉撒睡，“吃”排在首位，可见其重要性。怀孕时刘宇璟就特别关注国内的食品安全问题，她很少去菜市场买菜，几乎都在超市购买有机蔬菜，生完孩子之后还自己找了小块地，种了两年菜，经常带着自己的成果给大家分享。

刘宇璟告诉她们，经过“考察”，她发现北京郊区真有一些现实版的“开心农场”，所种养的农产品是不打农药化肥和激素的天然食物，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团购，价格会便宜些。于是，刘宇璟联合其他6位妈妈，发起了“有机生活主妇团购”，简称“妈妈团”。

“妈妈团”的口号是：为了孩子的健康。2010年6月初，“妈妈团”开始寻找北京郊区种植“更健康”蔬菜的农庄，把找到的菜用车从农场运到小区。一天之内，30多人前来，“抢”光了所有的菜。

刘宇璟是全职妈妈，她本人有寻找健康食品的需要，也有时间去寻找合适的供应商，这些因素对于妈妈团的形成和快速发展都起到了关键的推动作用。“妈妈团”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已经发展到有上百个稳定购菜的会员。她们在一个网络社区召集、分享自己寻找到的健康农产品。共同购买的力量显而易见，这一百多个稳定的健康农业消费者开始吸引北京郊区对健康农业感兴趣的农场主，一些农场开始主动联系妈妈团希望提供健康农产品。

“后来我发现，妈妈团可以变成事业”刘宇璟说，开实体店的设想来自一位母亲带来的分享，她说从网上看到，深圳有一家食品公司，专门生产和销售绿色无污染素食，在全国已经开了好几家连锁店。刘宇璟觉得，只卖素食产品可能无法满足市场的需求，但是开实体店的做法还是可行的，毕竟她也遇到过一次性购买太多物品而没有分发掉，“囤”在家中一段时间的。

工商登记、注册验资，当年7月，刘宇璟出资在回龙观小区楼下盘下一个四、五十平方米的店铺，店铺名“绿之盟妈妈馆”，取“绿色联盟”之意。

当初只是为了孩子的健康小打小闹一番，不想无心插柳柳成荫，竟然把“自救”做成了“他救”的多方共赢的事业。刘宇璟说，那纯粹是歪打正着了。

合作关键：相互信任的道德感

几个全职妈妈成了购买者的“把关人”，买什么菜，如何辨别是正常生长的还是农药激素“催”出来的，刘宇璟说，“我们要做的工作就是进一步甄别”。刘宇璟老家在有“鱼米之乡”美称的江苏农村，她最直接的辨别法就是：看和尝。看颜色外形，尝味道是不是儿时那般。几个妈妈则要事先“预习”很多传统农耕的知识，会和农场主聊一些简单的技术问题，比如长了虫子怎么办，怎么给土地施肥，还包括一些细节的问题。如果农场主不能自圆其说，或者在谈话中令妈妈们对其道德感产生了怀疑，合作便会告吹。

“对人的感觉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为了监督，我们会随时和农场主保持联系，有时候会预约过去看，有时候是不期而至突击检查。”刘宇璟说。

刘宇璟也经常组织妈妈们搜集市场信息，“见缝插针”寻找合作农家。2010年以来，北京、上海相继出现面向市民的有机农夫市集。在一家名为“美国农业与贸易研究所”的NGO任研究员的常天乐是北京有机农夫市集的组织者，这个市集已经在北京举办过十几次，北京市郊从事生态农业生产的农庄陆续在这个市集上与消费者见面，“绿之盟”与集市达成了长期合作。虽然借用了“有机”概念，但这个市场上出售的并不是经过认证的有机产品。

有机农夫市集最核心的理念，就是消费者和农户直接建立联系。如果农民认识买菜人，彼此很熟悉或者逐渐变成朋友，在使用农药化肥的时候，可能会更有道德压力。常天乐说，而消费者也可以借助和农户沟通的机会自己选择。

常天乐对参与农夫提出要求，除了要求生产者认同有机理念，还要求他们公开透明，愿意和消费者沟通生产方式和方法，其中包括种子、肥料、饲料来源，防病防虫的方法，动物的生活空间和密度，是否使用大棚等信息。

这些信息对于消费者来说很重要，他们可以依据这个沟通过程，判断农户是否值得信任。而作为市集的组织者，只是依据行业声誉和考察，提供见面机会，剩下的全部要消费者自己完成。

“社区支持农业现在是大家对食品安全无能为力情况下的一种自救行为，不光是社区居民支持农业，而是互相支持。”对于刘宇璟和她的“绿之盟”妈妈馆，常天乐很支持，他说，如果大家都不做，没有人会迈出第一步。

困惑：赔钱“吆喝”到几时？

可以说，随着消费者力量团体的增加，这些成熟的消费者团体，其角色也从简单的消费者转变为出资者、经营者。消费者联盟可以强大到追溯食品生产的每个源头。而在我国，消费者联盟还处在发展初期，刘宇璟很不习惯把自己和台湾主妇联盟作比较，她说：“没有什么可比性，我们就处于人家30多年前的发展水平”。

台湾主妇联盟生活消费社的起源最早可追溯至1987年，当时一群家庭主妇意识到不能再坐视社会经济变迁下的环境破坏，决定从自己做起，改善环境质量并提升生活素质。经过20多年的发展，至2009年底，社员已超过3万人，股金总额超过1.1亿元新台币。

为消费社提供货品的是一些有机农场及农民。与“绿之盟”妈妈馆相同的是，消费社并非采用一般的有机认证系统，而是由产品部的工作人员实际花时间去接触、了解，寻找与消费社理念相吻合的人。

“绿之盟”妈妈馆正逐渐往商业的方向发展，刘宇璟并不讳言这一点。对于“绿之盟”的定位是商业性质还是公益性质，刘宇璟纠结了好一阵。她觉得绿之盟在做的是一件关乎全民公共利益之事，应该属于公益范畴，但是工商注册的身份当下势必很难获得其他人的认可。她更倾向于将“绿之盟”妈妈馆定义为“社会企业”，即“为了解决某个社会问题而存在的企业，企业收入主要为生产经营获利”。“社会企业”在国外发达国家有着较为完备的法律支撑，而在中国几乎是个“舶来品”，相应的法律也是空白。

由于有近200个会员，工作量急剧增加，除了自己全职之外，妈妈馆还雇佣了一个工作人员，甚至将老家的两个姑姑也“忽悠”来北京帮忙管理，同时门面租金一年就十几万，这些费用都需要通过一定比例收益来分摊。最初妈妈团的核心组织者6个妈妈中已经有4个退出，支持妈妈团运转的只剩下两个妈妈，而发动新的妈妈参与经营也非常困难。

除此之外，财务和管理也是刘宇璟目前遇到的瓶颈。自己之前没有在企业有过管理经验，财务更是稀里糊涂，尽管有着一个较为懂财务的妈妈在管理着账目，但是那位妈妈也不是财务专业出身，遇到困难同样束手无策。

“我发现，很多人其实对无污染绿色农业还是很赞同的，但他们很少购买。”刘宇璟说，绿色农产品较高的价格让很多工薪阶层望而却步，就算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的中层家庭也不会天天购买。记者算了下，相同农产品，绿色无污染的健康产品比普通产品贵好几倍。市场价一两元的这边可以卖到十几二十几元，在妈妈馆的小黑板“今日菜价”栏上记者看到，5元一斤的土豆已经是“特价”菜了。

刘宇璟以水稻种植为例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不能使用农药，每亩地有机肥需200多元；15元一袋的营养剂要1袋半；7元一瓶的防病生物制剂得1瓶多，一亩水稻使用的有机肥和生物药剂的费用就快到300元了，而种植普通水稻使用的化肥农药只需100多元。现在的人工费也贵，从种到收，仅田间管理的人工费每亩就得400多元，要是用农药几十元钱就够了。全算下来，一亩“绿色”水稻要比普通水稻的成本高出500多元。

如何打破绿色无污染农产品“曲高和寡”的局面，让这些产品最终走入寻常百姓家？刘宇璟也拿不出一个确切办法，但她表示，可以继续加大绿色无污染农产品的宣传力度，增加市场购买力度，购买的人多了，价格相对要降，这是市场规律。

博弈：前景看好，障碍仍多

刘宇璟还是很看好绿色农产品的市场的。她的生意也越做越大，除合作伙伴外，如今“绿之盟”的农场分别在北京密云县和通州区，分别为蔬菜种植场和畜牧养殖场，都有几十亩地，另在江西和湖南各有一块面积一百亩的农场，种植当地农产品。所有农场均租用了集体土地，聘用的当地劳动力参与劳作，并邀请熟悉的农业技术员做现场指导和监督。农场的选址也很严格，要确保方圆一公里内没有污染源或被农药污染过的农田、河流。

有人说，化肥农药大量使用是为了增加生产量，为了满足中国众多人口的吃饭需求，如果按照传统农业生产方式，中国要饿死一半人。刘宇璟反而认为，如果再这么大量使用农药化肥改变土壤结构，中国半世纪后会饿死更多的人。土地承载农药化肥的能力是有限的，已经有资料表明东北黑土中有机质含量在使用农药化肥的30年中下降至不到原来的四分之一，其他地区的农田也出现过成片板结的现象。“就好比一个健康的人每天都给他喂药吃，肯定活不长。”

也曾有专家对“餐桌自供”提出异议，称自供现象背离了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化、越来越专业化的趋势，普遍自供是不现实的，城市里的菜地资源毕竟有限，“自供”解决不了“自救”问题。刘宇璟说，她所能做的，就是尽自己的力量为餐桌安全问题的推进做出点努力，根本没有想过要“包揽”。让她欣慰的是，目前国家政府部门越来越关注食品安全问题了，并积极推动各方面的工作。“我现在就像一只趴在玻璃窗上的蝴蝶，眼前一片光明，但要琢磨怎么才能飞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