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尘旧影 第9期

《名贤书札》是一套十分珍贵的名人手迹，其中搜辑的17封信札是清同治年间何绍基、左宗棠、李鸿章、曾国藩、祁隽藻、曾国荃等10人写给陕西籍名臣阎敬铭的私人信函，可谓精英荟萃，书墨含香。

《名贤书札》采用经折裱褙装帧形制，前后硬纸封面用黄、红、蓝三色方形十字图案锦缎裱褙而成，古朴庄重。在封面左侧，有一高21.6厘米、宽3.5厘米的竖形封蜡粉纸题签，楷书题名“名贤书札”和一行小字“乙未四月”纪年，可惜题署者名字被后来涂抹覆盖。幸其下所钤王步瀛印尚在，文曰“眉城王氏”“仙舟老人”。在开卷起首第2页左下方钤有一枚3.5厘米见方的朱文藏书章，文曰“眉城王步瀛字仙州子遁斋号息壤余生”。

这些色彩斑斓的书札信笺上面印有彩色的水印图案“锦绣满书”，琳琅满目。显然这是名家自制专用信笺，通过精美的信笺，在写信与友朋互通声息的同时，也传递着雅兴和情趣，寄寓心灵向往。这是文人雅士翰墨之外略述书房幽香的别样方式。比如何绍基，他所用的笺纸底色是淡黄色，水印图案是紫色桂花，清雅别致。李鸿章作为政治家，选用笺纸底色是淡黄色，水印图案是白色梅花，傲迎霜雪，洁白不染。曾国藩选用笺纸底色是粉红色，也有黄色的，水印图案是红色钟鼎铭物，庄重沉稳。曾国荃用黄色笺纸，也有淡蓝色的，水印图案是淡紫色梅花，迎寒挺雪，傲放不屈。还有橘黄色笺纸，水印图案为紫色、紫色兰花、紫色山水等等。毫不夸张地说，这每一页彩色笺纸就是一幅精美的风景画。更何况还有仕宦名流挥洒其上的书法手迹，可谓娇艳染翠，幽香扑面。

根据《名贤书札》封面所钤“眉城王氏”藏书印和开卷启首“眉城王步瀛字仙州子遁斋号息壤余生”藏书印推知，此经折装书札是眉县王步瀛所辑制。根据书签下方“乙未四月”纪年又可判断出此辑制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

从《续修陕西通志稿》和《清史稿》中知道，王步瀛生于1852年，字仙舟（州），号白鹿（麓）。晚署息壤余生，亦别署遁斋、遁斋老人、遁叟，陕西眉县人。光绪二年（1876年）丙子恩科进士，官户部河南司主事。从光绪二十七年十月至宣统三年（1911年），因“庚子扈跸西狩，帮办军机章京，回銮擢升员外郎郎中，迁御史”，官职由从五品提升至正四品，官至甘肃甘凉兵备道。及辛亥革命爆发，年近花甲的王步瀛在阵痛之后，于1912年正月举家返里。

《续修陕西通志稿》对于此时的王步瀛有这样的记载：“……民国初委署提学使，以疾辞归。自为圹志，号遁斋。年七十六（1927年）卒。”参考《宝鸡市志》，这里的“民国初”当指民国元年（1912年）。王步瀛“遁斋”之号当起自民国元年以后。此际，年近六十的王步瀛面对骤然爆发的辛亥革命，既忠诚于清王朝，自己又无力回天，不得已只能以退隐来保留一份遗老的清白，故自号“遁斋”。大概《名贤书札》为王步瀛在光绪“乙未（1895年）四月”所辑制，而钤盖“眉城王步瀛字仙州子遁斋号息壤余生”印章，则在时隔16年之久的1912年以后。换句话说，王步瀛非常重视这些名贤的书札，辑制之后，其珍藏至少长达16年。

此外，这其中也可能蕴涵着王步瀛和阎敬铭的私人交情。因为第一，二人是陕西乡党，阎敬铭是陕西朝邑（今属大荔县）人，王步瀛是陕西眉县人，自古北方人重乡党情。第二，二人曾同朝为官，特别是同在户部为官。王步瀛是光绪二年（1876年）丙子恩科进士，官户部河南司主事。1912年举家返里，1927年卒。而阎敬铭在光绪三年，因山西饥荒，奉命察视赈务。光绪八年，擢户部尚书。光绪十年，充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户部尚书任协办大学士。光绪十五年告老还乡，光绪十八年卒，谥“文介”。第三，据《续修陕西通志稿》和《清史稿》记载，王步瀛与阎敬铭一样，为官耿直清廉，关心民间疾苦，相同的品格操守使二人相识相知自在情理之中。不然，这些仕宦名流写给阎敬铭的私人信札，怎么会到了王步瀛手里？

《名贤书札》最重要的还是它的书法艺术和文献资料价值。就书法而论，何绍基可谓大家。他是湖南道州（今道县）人，出身书香门第，道光十五年（1835年）举人，次年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历任文渊阁校理、国史馆提调等职。曾充福建、贵州、广东乡试主考官，咸丰二年（1852年）任四川学政。为官仅两年，因条陈时务得罪权贵，被削职，遂辞官，专心讲学授徒。1856年，主讲于山东泺物书院。1860年，受长沙城南书院之邀离开济南赴长沙。前后在山东和长沙城南书院教书10余年。晚年主持苏州、扬州书局，校刊《十三经注疏》，主讲浙江孝廉堂。往来吴越，教授生徒。《名贤书札》中何绍基札写于清同治六年（1867年）。此时的何绍基已是68岁高龄，老年成熟。信札是行草书体，其笔意纵逸超迈，醇厚飘逸。

另一位书法家祁隽藻是山西寿阳人。清嘉庆十九年（1814年）进士。历任湖南学政、兵部侍郎、江苏学政、户部尚书、军机大臣等，道光二十九年任上书房总师傅，咸丰元年被文宗皇帝拜为大学士，翌年封为太子太保。祁隽藻博学多才，与当时的许多学者，诸如何绍基、俞正燮、何秋涛等过从甚密。祁隽藻札写于同治二年（1863年）十二月，笔锋回转，力透纸背。该札以优雅飘逸的行草向阎敬铭（时任山东巡抚）道出农民起义之因：“邹鲁之风为吏败坏，一至于此。各省诿咎于民风，实皆弊由于吏治。向闻河南、山东吏治最弊。东省如此，豫省可知。”并向阎敬铭建言，要改变危局，必须鼎新吏治。

左宗棠札写于同治七年三月，时值左镇压太平军有功，授陕甘总督。左宗棠整治西北出发前与阎敬铭就陕西问题进行磋商。因为此时的陕西，特别是阎敬铭的老家——朝邑（今属大荔县）一带，包括白水、三原，回民反清起义日蹙。阎敬铭意欲左宗棠驻足陕西，瞻顾西北。但左宗棠认为自己身肩朝廷定鼎西北重任，所以复信说“凡地方事，系抚署专责，总督例驻兰州。秦事粗粗，即须度陇，不能久于此也”，必须远赴兰州，用兵新疆。查《左文襄公全集》未见收录此信。左宗棠书遒劲朴拙之中蕴涵着厚重老辣。

同样李鸿章于同治四年写给阎敬铭的信亦未收录于《李文忠公全集》。

在《名贤书札》中收曾国藩的书信最多，凡4封。曾国藩的端庄小楷颇具文徵明的风范，处处流露出稳健持重与端庄俏丽。在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以及宋景诗起义过程中，曾国藩起着总指挥的角色。在这部书札中，曾国藩写给阎敬铭4封信是在同治四年到同治六年之间，也就是他率领湘军剿灭太平天国后准备围剿山东、河南捻军和宋景诗农民起义之时。此时阎敬铭是山东巡抚。4封信内容全都是在布置军事围剿，细致到依据某山川河流、某军力分布，以怎样的计策进行追、堵、截、杀。这4封信中有一封信未收入《曾文正公全集》，其珍贵程度不言自明。

还有一位重要人物就是曾国荃，他是剿杀太平军的枭雄。在攻打安庆和天京之役中，他为湘军立下汗马功劳。手札写于同治元年曾国荃攻打天京之时：“弟进薄金陵，师次南城外，倏已月余。目下土工已竣，而苏常来援之贼日增日多，已逾五万矣。伪忠王之中队、后队闻七月初间亦可到也。昔年攻安庆时，有多李之军为之掎角，有鲍成之军为之援应，故得以从容御侮而有余。此次孤军深入，则全赖所部……”阎敬铭时为湖北布政使。在这封信中，曾国荃除言其攻打安庆所立战功之外，更多涉及攻打天京（南京）孤军深入之险境，渴望得到阎敬铭的军事援助。信中还言及军事物资援助和军队训练，史料价值很高。特别是在同治元年至同治五年间，曾国荃给阎敬铭只写过这一封信，而这封信事关围攻天京（南京）太平军战事，然《曾国荃全集》也未收录。

另外还有孙如仅、徐保字、李鹤年、宋祖骏等人信札，内容也都和当时镇压捻军和宋景诗有关。这些人出身科举，属于饱读诗书之人，所写书札信函，除历史文献资料价值以外，其书法艺术亦颇不俗。

王步瀛藏《名贤书札》虽然只收集了晚清10位仕宦名流的17封信札，但因这些人物身居要职，手握重兵，几乎左右着当时中国社会，所以，信札内容极为珍贵重要。何况诸多信札史料未载，或可管中窥豹，补史之阙。这应是《名贤书札》真正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