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法视野下的刑事简易程序

摘要：简易程序以德国、美国和意大利较为典型。从三国的简易程序的比较来看，由于法文化的原因，三国检察官裁量权大小及权力行使方式、被告人程序参与度和法官的作用有所不同。但都以省略诉讼阶段实现程序简化，并将简易程序建立在被告人权利保障的基础上。中国的简易程序改革也应以此为鉴，由“单一化”走向“类型化”，由“权力式”走向“权利式”，由“审理阶段的简化”走向“审查阶段的简化”；由“程序简化式”走向“诉讼阶段省略式”。

关键词：刑事简易程序；被告人；权利；比较研究

中图分类号：D9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972(2008)01-0097-06

简易程序，英文为“Summary Procedure”。依照《布莱克法律词典》的普遍解释，简易程序仅相对于普通程序而言，凡不经检察官、陪审团定罪或者普通法正常程序所要求的其他程序，法官直接以迅速、简单的方式处理争议、解决案件，作出裁判的任何诉讼程序。现代社会出现了“刑法化”的趋势，一些曾经不视为犯罪的违规范的行为越来越多地被纳入刑事法网。同时，现代社会带来人际关系的陌生化，导致社会纠纷不断膨胀，非法律的社会纠纷解决机制失灵。大量的诉讼纠纷涌入法院，早期不论案件类型都适用同一诉讼程序的制度已经不适应现代纠纷的特点。各国不得不在普通程序之外，设置一定简单的、便宜的简易程序来迅速、有效地处理一些特别类型的案件，其中以德国、美国和意大利的简易程序较为典型。美国是最典型的英美法系国家，也是辩诉交易最发达的国家；德国是最典型的大陆法系国家，处罚令程序引人瞩目；而意大利1988年在大陆法系的基础上，引入当事人主义的对抗式诉讼，建立多元化的简易程序。但本文考察的对象在各国的类型并不一致。在美国被称为辩诉交易程序；德国被称为“简易程序”和处罚令程序；意大利的简易程序包括五种：简易审判程序、依当事人的要求适用刑罚、快速审判、立即审判和处罚令程序。

一、刑事简易程序中的诉讼结构

德国的简易程序主要适用于一些罪行较轻的案件；美国的辩诉交易程序无论案件中罪行的轻重都可适用；而意大利则强调简易程序的多元化，不同类型的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有所不同，有的只适用于罪行较轻的案件，有的则不论案件中罪行的轻重都可适用。例如德国的处罚令程序只得对被告人处以罚金及不同的从刑，只有在被告人有辩护人，并且是缓期执行的时候，才可以对其判处一年以下的自由刑，也不允许判处剥夺被告人自由一年以上的刑罚或者科处矫正及保安处分。但是，在美国的辩诉交易中，所有的案件都能适用。即使是可以判死刑的案件，也可以进行交易，只是交易的结果不能判处被告人死刑。意大利设立不同类型的制度，扩大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南于处罚令只能适用财产刑，辩诉交易也只能适用5年以下的徒刑，于是便将简易审判程序定位为适用于除无期徒刑以外的任何案件。由于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有较大不同，所以，在美国90％以上的案件是通过辩诉交易处理的，德国主要通过处罚令程序处理了一半以上的刑事案件，而意大利则基于多种原因导致简易程序的适用率更低。从1990年到1993年意大利每年适用辩诉交易的案件占正式审判的案件比例不超过8％，适用简易审判程序的案件占正式审判的案件的比例不超过4％。由于三国不同的法文化，导致三国的简易程序诉讼结构各具独特性。这些独特性在简易程序运作的诸多环节中都表现出来。

(一)检察官的自由裁量权和权力行使方式

检察官的自由裁量权各国并不相同。德国和意大利都奉行法定主义，对检察官的自由裁量权进行限制。定罪、量刑传统上也被认为是法官的职权范围，检察官不得作出处分。检察官与被告人交易的筹码显然不足，交易型司法在两国难于充分实现其功能。美国的刑事诉讼程序，奉行便宜主义，检察官具有非常大的裁量权，可以对罪名进行交易，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作出足以吸引被告人进行有罪答辩的交易条件，促成辩诉交易的达成。

在检察官的权力行使方式上，德国强调权力“单向性、非平等性”，美国则强调主体的互动性，权力行使具有“平等、协商”的特点，而意大利则介于两者之间。在德国检察官是“站着的法官”，并不是案件的当事人。检察官没有与被告方平等的心态，其权力的行使方式是一种职权式的、单向的权力行使方式，与被告人协商不足。在德国的“简易程序”和处罚令程序中，都是由检察官单方向法官提出简易程序的申请，而不与被告人进行协商。尽管近年来，德国的司法实践中，也出现了一种辩诉交易式的协商性司法，但并未正式立法，且适用范围有限。意大利在职权主义的传统上引入对抗式诉讼模式，检察官虽然被定位为当事人，但似乎并未从传统的角色中解脱出来，其权力行使仍然是职权式的单方申请法官适用某一简易程序，而不与被告人协商。美国由于贯彻控辩平等原则，检察官是与被告人平等的当事人。所以检察官在心态上能够站在与被告方平等的角度上，进行平等协商，是一种协商型的权力行使方式。

(二)被告人的程序参与程度

在德国和意大利，被告人参与简易程序的程度不如美国，只能通过要求或者否定适用简易程序来行使权利，一般不能与控方进行协商，是一种“否决式”的权利参与方式。美国被告人则可以与检察官平等协商， “讨价还价”以求获得最大的利益，表现为一种“协商式”的权利参与方式。一般来说，协商的成分越多，被告人参与程序的主动性越保障充分，就越能满足被告人的愿望，从而越有利于促成交易，适用简易程序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在德国和意大利的简易程序中，被告人是一个相对消极的诉讼主体。被告人的罪名、量刑完全由法官决定，被告人只能选择接受与否，不能与检察官平等协商。如处罚令程序，量刑完全由检察官在提请法院适用该程序时确定，被告人选择是否提出异议，而不能要求更改量刑。即使在意大利的简易审判程序和辩诉交易程序中，案件的最终减刑幅度都已经由法律具体规定了，没有协商的余地。如适用简易审判程序被告人可获得“考虑到一切情节后所确定的刑罚应当减少三分之一”的量刑优惠。辩诉交易程序中，法官“应当按照当事人提议的种类和标准适用替代性刑罚或减轻三分之一的财产刑，或者适用监禁刑，但根据具体情节并在减少三分之一后该监禁刑不超过单处或与财产刑并处的两年有期徒刑或拘役”。相反，在美国的刑事诉讼程序中，被告人是积极的诉讼主体，是与控方平等的一方当事人。在辩诉交易中，被告人可以通过辩护律师的帮助积极与检察官协商，在认罪的基础上，通过对证据的质疑，对控方主张的反驳，来获取更多的量刑优惠。甚至可以通过交易，要求检察官放弃一部分指控，降低指控等其他优惠。

(三)法官在发现实质真实中的作用

在德国和意大利的简易程序中法官积极、主动，

具有较强的职权主义色彩，而美国的法官则相对消极。不仅如此，德国和意大利的法官要进行实体审查以确保判决的作出符合实质真实。美国的法官则无须对案件进行实体审查，只审查被告人认罪的自愿性和明智性。在德国和意大利的处罚令程序中，法官都要对案卷进行审查。德国仅仅是法官认为有理由对被告人进行审判还是不够的，必须通过审查案卷，排除合理怀疑，以确信被告人有罪。如果审查检察院掌握的证据后认为被诉人没有足够嫌疑的，法官应当拒绝签发处罚令。意大利适用辩诉交易的案件，公诉人的卷宗至少先于确定的庭审日3日储存在法官的文书室，法官要庭前阅卷。一般认为，法官对定罪、量刑的罪行相适应负有审查职责，在关于辩诉交易的一个裁决中认为，法典的规定中没有要求在犯罪和协商的刑罚之间保持一种适当的平衡也是违宪的。相反，在美国的辩诉交易中，法官必须在被告人作有罪答辩时审查被告人是在自愿和明智的情况下认罪，但不对实体事实进行审查。

上述差异和本国的法律文化与传统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法律传统上，美国属于英美法系，诉讼以解决纠纷为目的，控辩双方是纠纷的当事人。强调当事人在诉讼中的主导作用，法官相对较为消极。在诉讼中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愿，对控辩双方自愿作出的选择和交易赋予非常大的法律效力。同时，注意通过制度设计给予检察官和被告人双方协商的空间。被告人具有更大的选择余地，由于控辩平等原则深入人心，而检察官又主要由具有律师身份的人员担任，所以能够与被告人平等协商。从而，辩诉交易得以盛行。

德国属于大陆法系国家，强调法官依职权查明事实真相，控辩双方放弃权利，也不得损害事实真相的发现。裁决只有建立在事实真相的基础上，才具有正当性。而且其司法公正的理念强调罪刑的相适应性，强调法律的平等保护。同一犯罪事实，如果因为适用不同的程序而导致被告人获得法律上的不同对待，那么就将违背上述的司法公正理念。由于简易程序对于事实真相的发现具有一定的副作用，就必须将简易程序限定在一些罪行不是很严重的案件中，并且限制与案件有利害关系的控辩双方对定罪、量刑的处分权。控辩双方都不具有很大的选择余地。而且由于检察官具有司法官的心态，不愿以平等的姿态与被告方进行协商。同时，法官仍然进行实体审查以保障发现事实真相。

意大利属于大陆法系国家，1988年试图引进对抗制诉讼模式，走一条当事人主义和职权主义融合的道路。因此，简易程序的设计上一方面强调法官职权作用以保障裁决的作出具有实质真实的事实基础，另一方面也注意体现对控辩双方意愿的尊重，如对控辩双方交易行为的鼓励，并加大被告人的选择权范围，限制法官、检察官职权。意大利的简易程序混合了两种不同的程序简化方式，检察官、法官、被告人在简易程序中的地位和作用似乎都介于德国和美国上述主体的地位之间。但总的来说，其仍然没有实现由事实真相查明型的诉讼模式向纠纷解决型的司法模式转型，所以虽然其简易程序的设计混合了两大法系的规范制度，实践中却终究不能达到预想的目标。

二、刑事简易程序之运作机制

尽管各国的简易程序有所不同，但法律毕竟是解决社会问题的一种手段，以问题为中心的功能主义进路，预示着尽管各国在简易程序的某些制度上有所不同，但同样也有一些共同的经验。

(一)省略诉讼阶段以简化程序

简易程序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是通过简化各个阶段以实现程序简化还是通过省略其中的一些阶段以实现程序简化?从上述三国的立法实践来看，基本上都是通过省略诉讼阶段来实现程序简化。在德国，处理了一半以上案件的处罚令程序省略了案件的审判阶段，无须审判而作出判决。在美国的辩诉交易中，被告人必须作出有罪答辩。这意味着被告人供认罪行和放弃陪审团审判及其他所有的审判权利。这时对被告人答辩能力和自愿性的审查在同一程序中完成。案件就不再进入审判程序，而进入量刑程序，正式审判阶段被省略。以省略诉讼阶段实现程序简化在意大利表现得最为明显。意大利的简易审判程序完全省略了正式审判阶段，刑事处罚的作出依赖于书面的初步庭审的讨论程序。意大利式的辩诉交易程序、处罚令程序直接省略了案件的正式审理程序。

意大利的简易程序省略不仅仅集中于案件的审判阶段，相当于中国审查阶段的初步审理程序也可以省略。快速审判程序省略了案件的初步庭审程序，但案件审判采取正式的对抗式审判程序，正式审理中与普通程序中的审理相比并没有大的简化。在美国被告人也可以自愿放弃预审，在德国的简易审判程序中，可以不经过中间程序而直接进入审判程序。这些都是放弃了案件的公诉审查阶段。各国普遍不能省略案件的侦查程序，这是最基本的程序公正的保障，但是案件的侦查阶段可以简化，使判决的作出建立在不充分侦查的基础上，如处罚令程序。

从美、德、意三国刑事简易程序的比较来看，省略诉讼阶段成为一种主要的程序简化方式。但是其发生的原因却是多方面的，有所同也有所不同。一方面，省略诉讼阶段成为简化程序的主要手段体现了最大节约诉讼成本的价值诉求。美、德、意三国奉行的都是审判中心主义，案件的正式庭审是当事人权利与义务集中展示的场域，该程序显得非常复杂，要投入巨大的司法资源。美国选择陪审团的过程非常复杂，经常要持续数个月，正式庭审中几乎每个证人都要到庭接受非常复杂的交叉询问。号称“世纪审判”的美国辛普森案件的审理就经过一年零四个多月，耗费上千万美元。正因为此，美、德、意纷纷采用省略诉讼正式庭审阶段的方式实现程序的简化。

另一方面，其省略庭审阶段却遵循不同的司法理念。因为美国的正式庭审是建立在对抗制的基础上，程序规则、证据制度都是围绕控辩双方的对抗而设计，如果被告人认罪则控辩双方的对抗消失，再举行对抗式的正式庭审的基础已经丧失，所以没有必要进行正式庭审，从而省略了正式庭审程序。德国正式庭审是职权式的，即使被告人认罪，庭审不再具有对抗性，仍然需要进行正式庭审，依职权主义诉讼理念并不具有省略正式审判程序的理念基础。但是德国选择一些非常轻的案件省略正式审判程序，可见省略正式庭审是基于对轻重案件区别对待的理念。由于轻罪案件对社会秩序和被告人权利的影响都相对来说较小，所以省略庭审程序可能出现的危害不大。更何况简易程序都是建立在被告人选择的基础上，所以更具正当性。意大利则在不同种类的简易程序中体现了上述两种不同的司法理念。

(二)被告人具有程序选择权

被告人具有选择权是简易程序正当性的重要基础。被告人具有获得正当审判的权利，而各国简易程序要省略正式审判程序，就会损害被告人的权利。例如美国判无期徒刑的案件也可以适用辩诉交易程序，省略正式庭审，被告人丧失了获得陪审团审判，质疑证人的权利，甚至是上诉的权利。所以必须将简易程

序建立在被告人自愿选择的基础上。并且这种选择是“明智的”和“理智的”。如此，才能体现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的主体地位，体现程序正义的原则。这就是各国普遍规定简易程序中被告人选择权的重要原因。

从对德、美、意三国简易程序的调查来看，虽然简易程序的种类与类型有所不同，立法理念也有所差异，但是都将简易程序建立在被告人自愿选择的基础上。德国和意大利的简易程序中被告人的选择权更多地表现为一种“认否权”，德国的处罚令程序被告人可以不说明任何理由，而对处罚令提出异议，导致案件依照普通程序进行审理。意大利的辩诉交易和处罚令程序也是如此。而且意大利的简易审判程序必须由被告人首先提出适用该程序申请。在一定条件下，被告人也可以放弃初步庭审而启动立即审判程序。在美国，被告人完全有权选择是否作有罪答辩，进而与控方进行辩诉协商。

(三)被告人普遍获得辩护律师的帮助

刑事诉讼中，被告人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一方面，案件中的很多信息无法知悉，很难想象在信息不充分的基础上，被告人作出的选择具有多少的明智性。而且，许多对被告人有利的证据可能需要收集。另一方面，被告人很容易受到控方的引诱、胁迫、威逼而作出违心的选择。最后，案件的许多法律问题都需要专业人士的帮助。所以，辩护律师对被告人的帮助显得尤为重要。被告人获得辩护律师的帮助是权利保障型司法的重要条件，三国的简易程序都体现了这一点。

德国适用“简易程序”审判案件，预计要判处剥夺自由刑至少六个月的时候，对尚无辩护人的被诉人应为其指定辩护人。而处罚令案件，如果是将判处被告人不超过一年缓期执行交付考验的自由刑时，法官应当对尚无辩护人的被诉人指定辩护人。意大利实行强制辩护制度，如果被告人没有委托律师或坚持不指派律师的，要由法院或检察官指派的律师予以协助，被指派的律师从事先拟定的名单中挑选。每一位选择适用简易程序的被告人都能得到辩护律师的帮助。美国宪法第六修正案规定，被告人享有律师为其辩护的权利。在司法实践中，这一保障被理解为在刑事诉讼的每一个重要阶段被告人都可以由其律师代表。如果被告人因贫穷无钱聘请律师，法院有义务为其指定律师，费用由政府方开支。被告人获得律师帮助是被告人的宪法权利。而且，因为重罪中，重要的权利都被有罪答辩所放弃，所以被告人在提审时享有律师帮助的权利。

(四)被告人获得明确的处理上的利益

为了让更多的被告人选择简易程序就必须给予被告人一定处理上的利益。这些利益可以看作是，奖励被告人放弃抗辩而给国家、社会带来的利益。也可以看作是被告人放弃抗辩而给自己带来的量刑上的不利的补偿。因为，毫无疑问，被告人对指控进行正当、有力的抗辩会使法官倾向于判处更轻的刑罚。

这种利益首先表现为量刑上的利益。德国的处罚令程序由于需要被告人的同意，所以检察官在制作刑事处罚令时，必然给予被告人一定的量刑优惠。意大利简易审判程序被告人可获得“考虑到一切情节后所确定的刑罚应当减少三分之一”的量刑优惠。辩诉交易程序中，法官“应当按照当事人提议的种类和标准适用替代性刑罚或减轻三分之一的财产刑，或者适用监禁刑，但根据具体情节并在减少三分之一后该监禁刑不超过单处或与财产刑并处的两年有期徒刑或拘役”。处罚令程序中公诉人提出要求时，可以要求适用相对于法定刑减轻直至一半的刑罚。美国的辩诉交易建立在控辩双方协商的基础上，被告人具有不受强迫自我归罪的权利，享有沉默权。检察官要获得被告人的有罪答辩，就必须给予被告人一定的处理上的利益。如放弃一部分指控，降低指控，减轻量刑等等。被告人只有在明确地获得了处理上的利益才会作出有罪答辩，辩诉交易才能达成。

被告人可能获得的利益，并不限于量刑上的利益，意大利设计了多种方式来使被告人获得处理上的利益。如规定一定期限的刑事处罚记录消灭制度。意大利的辩诉交易中如果判决涉及的是重罪并且被告人在5年的期限未实施重罪，或者判决涉及的是违警罪并且被告人在两年内未实施相同性质的犯罪，犯罪消灭。再如在意大利处罚令程序中允许有条件地暂缓执行刑罚，许可不在根据私人要求出具的刑事证明书中提及处罚之事。

更为重要的是，这种优惠都是在被告人选择适用简易程序之时已经确定。主要有三种方式：第一，美国的辩诉交易中，辩方与控方通过平等协商的方式在明确被告人所能获得的利益后，被告人再决定是否做有罪答辩。第二，德国和意大利的处罚令程序，控方单方提出一定的处刑命令，被告人所能获得的利益隐含在处刑命令中，由被告人决定是否接受。第三，意大利的简易审判程序和辩诉交易程序，被告人一旦选择或同意适用该程序，能获得同定的量刑上的利益。如选择简易审判程序可获得固定的“考虑到一切情节后所确定的刑罚应当减少三分之一”的量刑优惠。被告人所能获得的处理上的利益在被告人选择该程序之时明确，对于保障被告人程序选择权行使的明智性具有重要意义。被告人得以对利弊得失进行权衡，以作出自愿、明智的选择。而如果该处理卜的利益处于不确定的状态，被告人更倾向于选择权利保障更为充分的普通程序。

(五)检察官发挥积极作用

虽然说，各国检察官发挥作用的大小和方式不同，但都在简易程序中发挥着非常重要和积极的作用，有的甚至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德国的处罚令程序中，提出适用处罚令程序，制作相当于判决的处罚令都是由检察官单独完成的。实际上是完成了案件的所有程序，只缺被告人的同意和法官的确认。而其“简易程序”也需要检察官的申请。在美国的辩诉交易中，检察官一开始就积极向被告人提供案件的证据情况，积极地促成被告人作出有罪答辩，进行辩诉交易。检察官以降低量刑建议甚至降低指控、放弃一部分指控来换取被告人的有罪答辩。意大利的辩诉交易和处罚令程序也是如此。意大利的辩诉交易程序一般要先获得检察官的同意，并由检察官准备好案卷材料移送法院。意大利的快速审判可以基于检察官的单方决定而直接适用。如果检察官不能积极地促成被告人选择简易程序，则简易程序的适用比例难以提高。

三、对中国刑事简易程序改革的启示

在不同的法文化背景下，简易程序具有不同的特点，表现一定的独特性。总的来看，各国的简易程序各具特色，但在一些重要方面却又表现出趋同的特点。当前，中国面临着大规模修订刑事诉讼法的契机。中围在进行简易程序改革时，需要充分借鉴上述三国与中国在法文化等社会深层面的差异，进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具体制度上，尽管各国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不同，但扩大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似乎是一个发展的趋势。比如，德围也在一些重罪案件中，引入了协商性司法式的辩诉交易。中国在进一步改革中有必要扩大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同时，中国被告人参与简易程

序的程度不够。检察官的裁量权较小，权力行使也具有“单向”的特点。在进一步的改革中，应加强被告人和检察官在简易程序中的主导作用，强化控辩双方协商处理案件的能力。但仍需确保法官的积极作用，实体审查以发现事实真相。从宏观的角度上说，中国简易程序改革也面临四个转型。

(一)从“单一化”走向“类型化”

类型化是多元化的一种体现。基于案件性质、特征的多样性，被告人的认罪情况，证据的情况呈现的状态不同，单一的简易程序显然不能满足繁简分流的需要。中国现行简易程序改革，仍是“一刀切”立法体例，并未根据案件不同特点和类型设置不同的简易程序，导致司法实践中，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相对较少，难以发挥简易程序高效、速决的优势。据统计，1997年北京某中院辖区9个基层法院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仅占全部审结的各类刑事案件总数的14.5％。而从世界范围来看，英国由治安法院处罚的刑事案件占整个刑事案件的97％，日本按简易处罚令处理的案件占95％，德国按略式命令处理的占92％，美国按辩诉交易处理的占90％。中国简易程序的单一化已经严重阻碍了效率提高的空间，简易程序的深入改革有必要从简化审判程序的单一化思路走向类型化。有必要针对司法实践中出现的几类较为常见的类型而设计出与之相适应的不同简易程序，满足多元化的利益诉求，在效率与公正之间求得最大的平衡。从增加简易程序的种类来说，有三种简易程序――处罚令程序、辩诉交易程序和公诉审查略式程序是否引入中国值得深入的思考。

(二)由“权力式”走向“权利式”

目前，中国是否适用简易程序由检察机关建议或同意，并由法院决定，被告人对此没有选择权。可见中国的刑事简易程序主要是由国家权力机关推进的，是一种“权力式”的模式。这对被告人的权利保障是非常不利的，也是与程序正义和诉讼主体理论相矛盾的。而从上述考察来看，保障被告人的权利是简易程序的重要内容。只要被告人对程序的选择是自主、自愿的，被告人具有影响诉讼过程和裁判结果的基本参与机会，就满足了最低限度公正要求。今后，中国简易程序的改革必须从“权力式”向被告人“权利式”转型，不仅改进现有的简易程序，将其适用建立在被告人选择的基础上，而且在设立新的简易程序时，保障被告人的选择权和律师帮助权，加大利益激励的力度，通过利益机制促使被告人更愿意选择简易程序。从而在实现公正的前提下，扩大中国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

(三)由“审理阶段的简化”走向“审查阶段的简化”

繁简分流应当在整个诉讼程序中实现，而不能仅仅着眼于审理程序。目前，中国任何公诉案件适用同样的审查程序，即使是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审查程序也没有任何的简化。而对于应当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很多事实都非常简单，证据也很明确。连审理程序都可以简化，那么审判的准备程序――审查程序更应当可以简化。而且中国在审查上耗费了比审判阶段更多的诉讼时间和司法资源。所以，中国应当考虑将简易程序的改革从只关注审判程序的简化走向同时关注审查程序的简化，规定一定类型的案件进行简化甚至省略，使案件直接、迅速地进入审判程序。这样才能大大地拓展程序简化的空间，提高诉讼效率。

(四)由“程序简化式”走向“诉讼阶段省略式”

诉讼阶段省略式从更加宏观的角度上思考问题，简化的重点不在于某个独立诉讼阶段中诉讼程序的简化，而是力求在确保司法公正的基础上，省略一些诉讼阶段。相对于简化程序来说，省略阶段会极大地提高诉讼效率。从各国的考察来，都以诉讼阶段的省略作为简化诉讼程序的主要手段。而中国简易程序中，只是在审理程序上有所简化而已，如主要集中对庭审中宣读书、讯问被告人、出示证据的简化等，但侦查、、审理作为诉讼阶段却不能省略。这不符合诉讼的客观规律，不利于中国刑事诉讼效率的进一步提高。今后，必须在小打小闹的程序简化式的基础上进行大刀阔斧的省略诉讼阶段的改革。但是省略诉讼阶段将导致被告人放弃较多的诉讼权利，必须建立相应制度充分保障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否则会导致公正的整体丧失。

责任编校：瑞　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