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堂影院里的那些人,那些事

魔都的影迷有福了！

2013年8月24日是《阿拉伯的劳伦斯》最新4K修复版在中国电影资料馆的首次放映，买票的观众排了200米的长队。很多人因为各种原因没有买到票，纷纷在网上呼吁加映，于是出现了12月14日的再次满场。那天的“特殊观众”是名编剧芦苇，他专程从西安飞来为大家做片前推荐。这部电影片长222分钟，还内置了5分钟休息时段，总共放映接近4个小时，是当年以65毫米底片拍摄的“超级大片”，60年后再现大银幕，依然美轮美奂，让现场观众无比沉醉。更神奇（而且悲哀）的是，就在这一天，“劳伦斯”彼得・奥图尔在伦敦去世。

从2002年的《英雄》把观众拉回电影院到现在已经十年了。观众对主流院线的商业片看腻了也骂累了，很多爱看电影的人都有一个疑虑―为什么那么多的好电影只能在DVD里看到呢？尤其是国外有那么多的艺术影院、迷影沙龙，经典片跟商业新片一样卖座。

其实，中国一直也有艺术放映、经典放映。只是一直以来，这类放映基本只局限在北京的“内部观摩”小圈子里，普通观众难以涉足。不过，随着时代的前行和中国电影业的繁荣，这扇关着的大门慢慢打开了―尤其是近年借助豆瓣、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惊人的传播速度，本来小众的艺术电影放映，开始成为京沪两地影迷趋之若鹜的新时尚，并逐渐开始向更多的城市辐射。

刚刚过去的2013年，是中国经典电影放映的里程碑一年：北京的电影资料馆开始进行以我为主的国际化运作，尤伦斯艺术影院日渐成为和百老汇电影中心并驾齐驱的京城迷影新地标；而上海电影博物馆的成立，则改变了上海一直缺乏北京那样长期固定放映的局面。这一年里，费里尼、莱昂内、大卫・里恩、小津安二郎……众多电影大师们的经典之作，几乎都是头一次跃上中国的大银幕。这些经典片（尤其是全新的修复版本），重新以大银幕形式亮相而带来的视听体验是难以用言语来描绘的，几乎所有礼拜过经典的人都会禁不住赞叹，“看过大银幕，才算真看过这个电影。”

而2014年，精彩还将继续。“价格便宜量又足”的电影资料馆，在春季会推出跟法国使馆合作带来的戛纳获奖经典作品展映、为纪念刚刚逝世的影坛巨人邵逸夫和一代武侠宗师刘家良的国片主题放映，顺利的话，下半年还会有库布里克和比利・怀德回顾展。

而“高端大气上档次”的尤伦斯中心艺术影院计划在今年拿出希区柯克作品展这样的大手笔。北京影迷的另一处宝地百老汇电影中心，在2014年除了常规的国别影展和每月都有的“重探中国新电影”主题展映外，新一届香港电影回顾展会带来香港新浪潮一代导演年轻时的电视电影，更有酝酿中的戈达尔回顾展。

每个周末的早上，很多北京的铁杆影迷打着哈欠也要赶赴中国影协组织的“老电影沙龙”，只为了那些充满怀旧气息的老胶片电影。2014年的沙龙会推出梅艳芳作品回顾，而且除了老地盘金鸡百花影院之外，更多的放映地点正在规划。

而每当有人说自己从遥远的某地为了哪一部电影赶到北京的时候，京城影迷总是充满了幸福感。这种一城独大的格局终于在去年被上海局部打破了，因为上海电影博物馆在2013年组织的莱昂内和费里尼影展，终于给中国的迷影分子在北京之外又新建了一个固定根据地。

同时，一年一度的北京电影节、上海电影节的展映都会推出经典放映单元，各自一周的时间都会让影迷疲于奔命。而大学生电影节、新人电影节、欧盟电影节、法国电影展等每年的例牌节目，不但继续镇守北京，并逐渐把放映扩散到武汉、广州、西安、成都……

迷影狂热分子们

“重大放映事故，我连续道歉两天。”沙丹感叹。因为他任节目策划的中国电影资料馆的一次艺术放映，本来安排放映2004年乔・舒马赫执导美国版《歌剧魅影》（The Phantom of the Opera），但实际播放的拷贝却是1998年意大利恐怖电影大师达里欧・阿基多执导的同题材作品。这是一部几乎没有多少中国人看过的B级片，结果，当天观众不但获得了下个月免费观看美国版的赔偿，还有一半人坚持看完，更发觉这部由当世最伟大配乐人莫里康内主理的意式重口味电影，远比温吞的美国新版“狂拽炫酷叼炸天”。

“伺候观众”是一件幸福的事

位于北京北二环和北三环之间文慧园路的中国电影资料馆，论地位、功能、馆藏，以及十多年来持续稳定的放映，绝对是全国艺术电影放映的大本营，而网名“奇爱博士”的沙丹，就是专门“伺候观众”的资料馆专职节目策划，除了安排每周三四五晚上的馆藏影片放映，2013年起，他开始主动出击，联系海外电影公司，在周末推出了《阿拉伯的劳伦斯》《2001太空漫游》《雨中曲》等经典片的修复展映，场场轰动。资料馆的名声和江湖地位，更因此达到历史峰值。

沙丹2004年来资料馆读研，他在资料馆看的第一部电影是《风流老板俏秘书》。此片给他带来了直接的视觉震撼―跟很多迷恋资料馆放映的人一样，“突然就爱上了这块银幕”。毕业留馆工作后，他开始影展策划工作，第一个项目是周璇逝世50周年回顾，放映了八部老电影，还请来了周璇的孙女周小璇等老影人来参加活动。一些老影迷拄拐杖、坐轮椅的场景，给沙丹内心造成了很大触动。其中一部片《莫负青春》由于时代原因，周璇演唱的《小小洞房》等被剪掉了，还遭到老影迷的质疑。

负责资料馆日常四天放映的选片、排片，是沙丹的主要工作，由于爱在网上发言，接手工作的头几年，无论是选片标准还是电影票价，网友们对他的非议很多（确切地说，更多其实是针对“事业体制”的资料馆本身），但到了最近两年，工作越来越顺手，“奇爱博士”的“黑粉”们纷纷转红，已经把他公推为北京影迷领袖。他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是，2009年一个夏日傍晚，暴雨如注，资料馆大厅漏水，馆方紧急把《再见列宁》改到100个座位的小厅。所有值班卖票的工作人员都觉得今天肯定没人来了，没想到打伞而来的观众们还是把小厅装满了――影迷们的热情和“识货”，正是他工作的最大动力。

跟体制内的沙丹不同，尤伦斯艺术影院的策展人谢萌工作的地方是一家外资机构。回国前，谢萌在纽约MOMA现代美术馆发现每天都有各种类型的艺术电影放映，甚至连很多仓库都在放16mm的默片拷贝，配有小提琴手现场伴奏，还有啤酒饮料供应。谢萌被这些丰富的电影文化感染，似乎对那些通过电影杂志和网络下载认识的大师们有了新的认识。谢萌主动做的第一个项目是雅克・塔蒂。当时没有胶片放映机，但他把文案做得非常出色，尤伦斯的艺术影院因此开始聚集人气。2009年后尤伦斯配置了自己的胶片放映机、字幕机、门票收入系统。之后的四年多时间，他组织了多次经典欧洲大师回顾展，例如侯麦和考里斯马基，泰国新锐阿比查邦还做了艺术及电影联展。另一方面，根据尤伦斯的当代艺术性质，还策划了很多独立影像展，绝大部分导演都到场跟观众交流。

“尤伦斯第一次出现卖黄牛票的情况是娄烨影展，炒到了100块以上。”最后一场放映时，主题歌响起的时候全场鼓掌，谢萌至今回味不已。12月12日是小津安二郎的生日和祭日，2013年的这一天，继上影节的小津回顾展之后，谢萌把为期十天的小津晚期作品展带到了北京。而尤伦斯影响最大的一次国片放映是2011年5月的《孔夫子》，这也是电影大师费穆这部“重见天日”的大作第一次在新中国公映。当天早上下大雨，但9点就有人来买票。而香港电影资料馆帮尤伦斯从已改行的电懋公司那里以较低的价格拿到了张爱玲改编的5部电影的版权，做了两轮放映，场场爆满，也是谢萌引以为傲的。

“大家拿着睡袋，影院提供安神的饮料。重要的是睡了看了一部关于睡觉的电影。”《跟安迪・沃霍一起睡觉》是纽约曾经发生的一次放映。谢萌对这次放映印象深刻，他觉得看电影可以是更好玩的事，于是在机会成熟的时候，做了一次法国纪录片大师克里斯・马克连续一日的马拉松放映，这次活动本身成为了一个引起媒体关注的艺术事件。“因为1956年他就和瓦尔达合作过一个《北京星期天》。所以，希望这次的观众能度过一个不一样的北京星期天。”不过谢萌也特别羡慕资料馆的丰富馆藏和奢华大厅，希望未来可以找到一个200人左右的场馆，有一台数字放映机。

电影人的礼拜堂

面目清秀的杨城是独立制片公司天画画天的经理，除了坚持每周踢球，也是艺术放映的铁杆观众。他认为看那些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电影没有浪费钱、时间和感情的风险。有一次资料馆放《断背山》，灯亮时，他看到身边一对异性恋朋友双双泪流满面。“离开时，我觉得他们比进来时更相爱了。”还有一次他非常累，但资料馆当晚放《大象》，虽然也看过多遍影碟，但他还是觉得得来感受大银幕的魅力。结果“睡得特别香，睡醒之后，看着滚动的片尾字幕，我觉得特满足”。未来，杨城想建一个自己的影院，放自己喜欢的电影，待到时机成熟，“把电影史上最虚无的影片全放一遍。”

胤祥是几年前北大风靡一时的学生电影《此间的少年》的导演。他游走在京城的各个艺术放映场合，2012年在百老汇电影中心看各国影展刷爆了两张“千元卡”。他最痛苦的经历是在资料馆看侯孝贤影展―早晨9点就开演的《海上花》把这个夜猫子折腾了一上午，“下午《戏梦人生》我就没醒。”而在法国文化中心的小厅，他集中看了杜拉斯、格里叶和阿伦・雷乃等众多大师的影片，非常幸福：“一个学电影的人本身对法国电影就有情结。”

跟胤祥一样，更多成名电影人也是资料馆等地的常客。2013年，导演乌尔善就频繁出现在资料馆周末放映的观众席里。而姜文和王全安则为百老汇的施隆多夫影展任嘉宾和观众。年底，资料馆放韩国纪录片《牛铃之声》，第一个排队买票的观众就是《美姐》的导演郝杰，而“国民媳妇”海清则混在资料馆《混蛋》的放映现场。每到这种场合，观众们也都很知趣，没人追星当狗仔。其实，中国的电影人，跟影迷们一样，缺乏大银幕的滋养，照着电视电脑上的画幅和画质学习，构图、用光、选景都学不了正宗。

迷影青年聚义

除了专职影人，更多的观众是一些迷恋电影的文艺青年，他们不属于真正的电影创作者，但爱好又终归让他们找到了跟电影相关的工作。希伟住在东四环，是个有诗人气质的开朗男生，在一家电影公司做宣传，他收集黑胶唱片，记得鲍勃・迪伦所有歌的歌词。北漂之初，感到“心灵的匮乏”，几家艺术影院给他找到了明灯。他的好友周彬是著名的电影书编辑，着迷于小津安二郎，前年的上海电影节推出了小津影展，两个影迷一拍即合，双双“打飞的”去上海感受小津，还碰到了也从北京飞来的沙丹和胤祥。

这个小看片小团体还有两位女性成员，其一是在某研究单位工作的孟潇，住在798附近的便利让她可以经常去尤伦斯看电影。她印象深刻的是在法国文化中心看《牧马人》，电影课时老师说这个片人物形象单一。孟潇就想反对那个老师。“其实认真看，会发现人物非常细腻。牧场、黄昏，妈妈领着小孩走，孩子突然弯腰捡了个蘑菇，在大银幕上才看到。从此理解了为什么要去大银幕看胶片―我特意在电脑对比再看，这段没注意就过去了。”

其二是另一位电影书编辑陈草心。患有表格强迫症的她会把每个月要看的影片做成电子表格，这样可以给自己做好提醒工作，尤其是万一遇到几个艺术影院的放映发生冲突了好快速权衡。一开始她在电影院里喜欢坐在第一排，这样就会产生“电影院属于自己的错觉”。在北师大读历史系时，她摸黑在艺术系田卉群老师的影片分析课上狂记笔记，并在田老师分析《美国往事》时跟众学生哭倒一片，从此爱上了经典电影。后来在大学生电影节的北师大分会场看了很多国外冷门小片，她会去超市买一袋干粮，扎进剧场从早看到晚。有的实验电影她也会打盹儿，也有无中文字幕裸看英文却越看越兴奋的影片，如《男人的心中只有男人》。看完后，她还“想尽办法找到了资源，上传到论坛分享，每天都去观察有几个人下载。”2009年在资料馆看拉斯・冯・特里尔四个小时的《医院风云》，“晃到想吐，睡了醒醒了看，很符合影片不分昼夜的色调。”2010年，看《少年，安啦》发现主演高捷出现在观众席，于是影片结束后默默尾随高捷到附近一家烟熏火燎的海鲜摊，偷听大哥和身边朋友聊天。

影痴的本事

北京最有实践能力的经典电影爱好者非灵行水面莫属了。他在2008创建了网站“对号入座”。跟洗印厂等有影片库存的片方洽谈租赁事宜，再跟大华等影院联系放映场所，同时在豆瓣等社交网络放映信息，招募到了自己的第一批观众，放映了朱文的《云的南方》等少见的中外佳作。借助社交网络，“对号入座”在几年间举办了不少经典电影放映。在百老汇之前就在今典影院举办了民间自发的王全安回顾展，放映了《图雅的婚事》等四部作品。值得一提的是，当时今典影院已经没有胶片放映机了，灵行水面就从家里带了一台老放映机过去。不过随着艺术放映日渐规范，入座网也逐渐转向了商业片包场放映。

在北京迷影者圈子里，王斌是个传奇人物。“有人说看胶片就好像去看画展的真迹。”他非常认同这个比喻。他从小不爱看电视、小说，不玩游戏，娱乐就是看电影听音乐。之前在唱片公司工作，同时是一个电影收藏家。他看过2000部胶片电影，收藏了几百张原版海报、大量的中外电影杂志书籍和票根。其中就有花了几万元从法国淘回来的《一一》戛纳版海报。在2012年北京新人电影节主办的杨德昌早期电影回顾展中，他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当时影展出现一个大问题―《海滩的一天》和《青梅竹马》只有德文字幕，而影片又是大量闽南语对白。王斌就义务和在北大就读的台湾博士生曾炫淳一起对照剧本和录像，把电影的对白都听译下来，重新做了LED字幕。

王鹏是继王斌之后的又一个影痴，他几乎出现在北京的每一场艺术放映。这个胖男生留着寸头，脸上还有不少青春痘，影片开演前，他会从包里掏出自己的观影必备工具：一瓶斧标驱风油，抹一点到鼻孔，里面的薄荷可以达到提神醒脑的效果。还有荷氏午夜风暴薄荷糖、新乐敦眼药水、眼镜清洁湿巾、面巾纸等。在开演过程中如果有观众不停玩手机，他会喊出来，主持正义：“把手机关了！”王鹏说他第一次看电影看high是在当年高考后的第一天，《蝙蝠侠前传》看得他心花怒放，从西单的影院一路走回国子监的家，走了六个小时。此后，他长期驻扎电影博物馆，“因为胶片不看以后就没有了。”后来活动范围扩大到全北京。2013北京“看电影第一名”王鹏的观影生活大概是这样的：电影博物馆每天上午十点开始的两部胶片老电影必看、电影资料馆每周四场、周末金鸡百花老电影沙龙一场必看、百老汇电影中心和尤伦斯的影展绝不错过，赶上各国的影展，每次也会看六七场。他还喜欢在微博上发自己每天在各个馆子吃到的美食照片，并贴心地标出每道菜的价格。2014年，王鹏觉得自己的“职业看电影生涯”可以告一段落了，准备找份工作，但有一个条件，“不耽误看电影”。

谁说只有年轻人

其实不单是年轻人，经典片的爱好者也不乏中老年人。在大本营资料馆，首席观众当属1997年就开始泡馆的的于大妈：“我从97年开始在这儿看电影。一直到现在。”头发银白的于大妈气色一直很好。十多年来因为跟某些观众在电影院玩手机大声说话等“坏现象”做斗争而为大家所知。她退休前是中国银行的员工，1997年前就想去资料馆看片，但是当时还不对外售票，自己也不愿求人，所以也进不去。“97年开始办年票，800块钱一张。看到现在。”她基本上雷打不动来这里，“除非SARS什么的”。前些年于大妈的观影量基本上是一年一百部。她说现在排片越来越多可以挑了，“那些凶案、恐怖、动画片就不看了。我喜欢言情片，家庭，音乐片也行。”

“这不是周璇的《西厢记》，周璇的《西厢记》不是这样的……”2012年有一次放映1927年的默片《西厢记》，一个喜欢周璇的老大爷错以为是1940年周璇主演的那部，在安静的资料馆大厅开始大声抗议，一些暴脾气的男观众在现场喊了难听的话。在对大爷解释无效的情况下，沙丹为了维护放映秩序把他礼貌地请了出去。老大爷曾经一度是资料馆的常客，每次出现时都衣衫褴褛、喃喃自语，常有善良的女影迷给他买票。而这次事件之后，老大爷再也没有在艺术影院出现过，这也让沙丹和他的同事们一直惴惴不安。

“太坑人了！”四十多岁的影迷维子也生气了：2011年3月28日，维子刚从对外经贸大学附近骑车飞奔到资料馆。当天要放的是石挥的《艳阳天》，结果发现是时期的一部同名电影。到了改期的4月18日，维子再度欲哭无泪。因为给其他影展让道，此片又被推到了6月26日。没有及时得到改期信息，维子又白跑了一趟。6月底，曹禺此生唯一的电影杰作《艳阳天》（1948）终于现身，由于多年未示人，被认为是银海遗珠。影迷们终于在大银幕上看到了当时的大明星李丽华、石挥、石羽、韩非。维子跑了三趟，终于如愿。

为什么看经典？

20世纪50年代末的法国巴黎，《电影手册》的特吕弗、戈达尔、夏布洛尔等一帮年轻编辑常常泡在法国电影资料馆里，一天天观摩经典影片。看得足够多的时候，他们开始自己拍电影，就此掀起了影响至今的电影新浪潮。法国资料馆的孩子还包括波兰人波兰斯基、德国人文德斯、希腊人科斯塔・加夫拉斯等等，他们都先后成为世界影坛的巨人。

随后，在大洋彼岸，科波拉、卢卡斯、西科塞斯、斯皮尔伯格、德帕尔马等美国年轻人，则在纽约和洛杉矶的大学图书馆、影迷俱乐部、影像档案馆，接受了伯格曼、罗西里尼、费里尼、大卫・里恩、约翰・福特、希区柯克、特吕弗等欧美前辈作品的熏陶，奠基了“新好莱坞”的格局。

镜头转到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北京，第四代导演谢飞、郑洞天们率领着学生陈凯歌、张艺谋、田壮壮们从遥远的昌平朱辛庄（电影学院原址）“晃荡”到海淀小西天，在电影资料馆观摩意大利新现实主义、法国新浪潮、苏联诗电影、美国新好莱坞……饱尝了营养的第五代，由此横空出世，震惊世界。尽管存在着数十年的时差，但无论东方西方，新一代电影人都全面进入了在电影里学会生活，再学会电影的阶段。

为什么要看经典电影？这简直是一个无须去考证的问题，对电影人来说，这是安身立命的基本功，而对影迷来说，这就好比我们要空气、食物和水一样。通过影带、影碟和数字文件，能够在电视和电脑上观赏影片，这当然是技术带来的巨大进步。但不得不说，电影就是为了大银幕、为了放映厅而生的，只有和人群一起坐在黑暗里，抬头关注眼前的硕大银幕，让极致的视听体验、专注的情感投入，以及某种集体行动的仪式感混合发酵，才构成了“看电影”。

海外电影大国有长期一贯的电影放映机制，即商业院线和艺术放映并存，例如，在巴黎，每个月会有一两千部影片在放映，其中的绝大多数，正是各国百年来的影史杰作。然而遗憾的是，出于种种历史的、技术的原因，中国一直缺乏系统、稳定的艺术电影放映。即便曾经有名闻一时的“内参片”，但也正如《阳光灿烂的日子》里马小军们偷看而被轰出来一样，只是少数人的盛宴，而无法供给普罗大众。再到中国电影业走入冬天的新世纪前后，吊诡的局面出现了，借助互联网和盗版影音之便，无数的中外电影经典开始普及，中国的迷影文化空前蓬勃了起来。然而，那个终极的问题依然存在：“没在大银幕上看过，不算‘看过’。”

拜中国电影产业逐渐复苏、多厅的现代化影院在全国四百多个城市冒起所赐，“到影院看电影”，重新成为国人的文化消费习惯。在这个大势所趋里，尽管走得踉跄而缓慢，更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局限在北京地区，但中国的艺术电影放映、经典电影放映终于慢慢理清了道路。而未来还会更加精彩―迷影者，走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