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9-26 08:23:18
发生交通事故，或者违章停车，被拖走了车。车主去取车时，就得先交拖车费再凭证取车。这对很多车主来说，早已司空见惯。可深圳的一位律师车主却为此跟交警部门较真，还打了近一年的官司。
“先交拖车费再取车”激怒律师
2007年1月31日，安星驾驶一辆小轿车由西向东行驶在深圳的深南大道上，行至人民桥路段时，与一位横穿马路的骑车人相撞。
随后，深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罗湖大队（下称罗湖交警大队）以“调查事故原因”为由，派拖车将安星的车拖走并扣留。事后查明，事故是因骑车人抢道而起。
在警方作出处理决定后，安星准备取回自己的轿车。可是，当安星收到交通事故处理通知时，却发现里面还有两张深圳市公安交通管理局出具的《委托收费通知书》。通知书称：安星必须先向深圳市建设银行指定账户缴纳“拖车费”和“停车费”共713元。然后，凭银行的收款凭证，再到指定停车场取车。
今年33岁的深圳人安星，是一名执业律师。熟知法律法规的他，怎么也弄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交这两项费用。他认为，如果这713元是法律明文规定的行政处罚性收费，他不会有任何异议，可如果是商业服务性收费，那么拖车应出于他自愿，他有选择由哪家单位来拖车的权利。在交警部门的处理决定中，已经明确这是“调查鉴定”费用，那就应该从交警部门的行政办公费用中支出，而不该由车主来支付这笔费用。
为了能够取回车，安星还是向建设银行深圳黄贝岭支行支付了这笔费用。交完费后，他领到了一张电脑打印的收款凭证，收款单位是“深圳市公安交通管理局车辆管理所”，而非罗湖交警大队。这就使得安星更加弄不明白了，这费用到底是交给谁的？他们的收费依据又是什么？带着一系列的疑问，安星找到了交警部门法制科，可对方的答复是：你有权提起行政复议或诉讼。
吃了闭门羹，安星就愈加较真了。从那时起，他就开始搜集证据准备打官司。
可没想到的是，平时为别人打官司都得心应手的他，却为了这个小事故，从年初到年末忙了近一年时间。
到底该告谁？
在安星向银行交费的收款凭证上显示，收款单位是“深圳市公安交通管理局车辆管理所”。按照常理，安星应该告这家单位。
可在准备法律文书时，他没有找到这家单位的组织机构代码。而与之名称相似的，有一家单位是“深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车辆管理所”。在向受托收费的银行咨询后，安星得知这两个名称其实指的是同一家单位。
为此，安星向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将深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车辆管理所（下称车管所）告上了法庭，请求法院判令：确认被告向原告收取拖车费、停车费违法，退还拖车费、停车费713元以及组织代码查询费60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
然而，在2007年5月首次开庭时，车管所的答复却完全出乎安星的预料。“他们说我告错了人，他们根本没有收过钱！”安星回忆说。车管所的律师也声称，车管所是负责全市机动车上牌、年检、发照工作和驾驶员考试工作，并没有处理交通事故的职责，也没有收取过任何拖、停车费用。
突如其来的变故，让办理此案的法官也糊涂了。7月23日，为弄清车管所到底是不是适格的被告，法院决定延后再审，并在再审时将建设银行深圳黄贝岭支行作为第三人纳入诉讼，以便查清收费者。
9月3日，南山区人民法院在开庭再审此案时，车管所指出是第三人在开具收费凭证时搞错了对象；而黄贝岭支行辩称“不存在操作失误”。不过，黄贝岭支行庭后又提交了书面情况说明，承认的确把收款单位搞错了，收费的账户名实为“深圳市交通拯救中心”。
据深圳市公安局相关网站资料显示，“深圳市交通拯救中心”属于交警支队指挥处下辖部门，而车管所则为车辆管理处直属机构。
10月13日，南山区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了行政裁定，确认车管所并非收款单位，也就不能成为真正的被告。法庭同时认定，作为真实费用收取方的“深圳市交通拯救中心”，由于本身不具备交通事故处理资格，因此其收费应视为受罗湖交警大队的委托。而罗湖交警大队开具的收费通知本身，也标明了是《拖、吊违法、肇事车辆委托收费通知书》。法庭判定，“本案被告应为深圳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罗湖大队”。法庭最终以“对象不适”为由，驳回了安星的诉讼请求。
“打了4个月的官司，才弄清楚自己应该告谁。”想起寻找适格被告的经过，安星至今仍觉得哭笑不得。
到底是行政性收费还是经营性收费？
随即，安星向罗湖交警大队所在地法院罗湖区人民法院提讼，要求确认被告向他收取拖车费、停车费违法，退还拖、停车费713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可在罗湖区法院组织的庭审中，罗湖交警大队也是一副无辜的样子，认为安星告错了人，“只是开具了收费通知书，并未直接收取相关费用”。并辩称，深圳市交通拯救中心作为拖吊车及实际收款单位，其收费行为是经过深圳市物价部门核准并获得收费许可。当时，交警队还提交了《广东省经营服务性收费许可证》作为证据。
在法庭调查中，由于这一“收费许可证”已经过了有效期，不具有证据效力，因此不被法庭采纳。但在安星看来，即使许可证有效，同样不能成为该案收费的合法依据。
安星说：“这里有个思路上的陷阱，那就是许可证批准的服务性收费是一种商业行为，而交警大队开具的收费通知 书属于行政性收费。这是把商业服务和行政措施混为一谈。如果是商业，我可以选择要还是不要，也可以选择不同的公司，甚至还可以讨价还价；但交警大队开出收费通知书后，我只能到指定的地方交钱提车。”
2007年11月21日，罗湖区人民法院作出了行政判决，认为罗湖交警大队是本案的“适格被告”。法院认为，虽然实际收款单位是深圳市交通拯救中心，但其只是交警大队的受托单位。根据委托关系原理及有关法律规定，受托方的行为应视为委托方的行为，因而拖、停车费应认定为罗湖交警大队收取的。
判决书上还说，在我国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中，并未规定公安交通管理机关在处理道路交通事故中可收取此类费用。而罗湖交警大队提交的深圳市物价局1996年和1998年两份文件，因缺乏法律依据，不能作为交警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依据，法庭不予支持。
罗湖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罗湖交警大队收取拖、停车费的行政行为违法，并在10日内返还拖、停车费713元，以及负担安星预付的50元案件受理费。
“第一个官司打完，我就知道自己赢了。”安星说。他的自信源自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三条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拖车不得向当事人收取费用，并应当及时告知当事人停放地点。”这里的“收费”，指的即是行政性收费。
而在多位法律界人士看来，罗湖区人民法院支持了安星的诉讼，把板子打在了交警大队身上，并指出收取拖、停车费无明确的法律依据，是一种违法的行政行为，在类似案件的处理上无疑具有标本意义。
拖车费事件不是个案
据有关部门统计，2006年全国共发生道路交通事故37万余起。除少数重特大事故外，一般事故的解决都涉及到交警部门的“酌情处理权”，而拖、吊车显然也属于“酌情处理权”范畴。
在数十万起的交通事故处理中，“行政性处理”和“经营性收费”就像一对形影不离的孪生子，如果不是像安星这样懂法律、这样较真，一般车主又如何能分得清“行政性处理”和“经营性收费”之间的区别？现实生活中，当车辆因为交通违章或接受调查而被暂扣后，司机除了要依法缴纳罚款之外，往往还要缴纳一笔不菲的“拖车费”与“停车费”，有些甚至高达上万元，否则车辆就难以从停车场取出。对此，广大司机早已司空见惯。
安星说，他也正是本着“希望通过这次诉讼带给大家启发”的信念，才坚持打这场耗时10多个月的官司。
事实上，早在五六年前，浙江也曾有车主对拖车费说“不”，并获得了当地法院的有力支持。
2002年4月5日，浙江金华柳女士因违章停车被拖车，共缴纳了160元的拖、停车费。事后，柳女士得知拖车公司是受交警部门委托拖车的，并没有行政执法资格，而停车场也没有行政执法资格，况且两者开具的发票也都是以自身名义开的。柳女士心想：交管部门有权执法，但收费的并不是交管部门，拖车公司和停车场凭什么让自己交拖车费和停车费？
当年4月10日，柳女士便将拖车公司和停车场告上了法庭，要求被告退还费用并赔偿损失。然而，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却驳回了柳女士的全部诉讼请求。柳女士不服一审判决，向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两被告非行政执法主体，故二者以自身名义向原告收取拖车费、停车费显然无行政法上的权力依据。其次，从物价部门和政府有关文件上看，拖车费、停车费是一项经营服务性收费项目，可原被告之间既没有拖车和停车服务合同关系，也不存在民法上所说的事实上的合同关系，故两被告没有合法依据取得利益，造成他人损失，属不当得利，依法应予返还。
此后，金华市交警部门曾打算以开具行政事业性发票的形式收取拖车费，但很快遭到有关部门的否定。浙江省纠风办表示，根据国务院治理“三乱”的文件要求，行政事业性收费，只有省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才能设立，未经批准，交警部门无权收取。
而在浙江，乱收拖车费是受严厉打击的。2006年，浙江省交通厅、省物价局等10部门曾联合发出通知，对出租汽车司机交通违法行为实施处罚时，不得附加收取拖车费等费用。而在高速公路交通事故中，施救公司乱收拖车费等情况，更是被物价部门严厉处罚并曝光。
据浙江交警、物价等部门有关人士介绍，交通事故所引起的拖、停车费，不属于行政事业性收费，而是一种经营服务性收费。为此，交警部门将不得收取此类费用，应该由施救公司来收取。同时，车主也可自行委托保险公司或汽车4S店施救，并由车主承担拖、停车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