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社会保障论文

一、备荒仓储体系的形成

明清时期，历代统治者也不断强调，将备荒仓储建设置于重要的位置，如朱元璋曾说：“务农重谷，王政所先。古者民勤耕稼之业，故三年耕则余一年之食，九年耕则余三年之食，二十七年耕则余九年之食，是以岁或不登，民无饥色，以储蓄有素故也。朕屡敕有司劝课农桑，而储蓄之丰未见其效，一遇水旱，民即饥困。故尝令河南等处郡县，各置仓庾，于丰岁给价籴谷，就择其地民人年高而笃实者主之，或遇荒歉，即以赈给，庶使民得足食，野无饿夫。其有未备之处，宜皆举行。”他先是“令天下立预备仓，籴谷收贮以备赈济”，后来又感到常平仓平抑粮价的作用不可低估，遂下诏：“今后宜令各府州县设常平仓。每遇秋成，官出钱钞收籴入仓。如遇歉岁，平价出粜。盖米价不踊则物价自平，如此则官不失得，民受其惠矣。”其后历朝皇帝也多有强调，如嘉靖三年，“令各处府按官督该司处置预备仓，以积粮多少为考绩殿最”。清朝建立后，也仿照历代旧制，推行仓储建设。顺治十七年，户部议定常平仓每年春夏出粜，秋冬籴还，平价生息，凶岁则按数给散贫户。后历代清帝也屡颁诏旨，要求各地推行，如康熙二十九年正月诏谕：“重念食为民天，必盖藏素裕而后水旱无虞。曾经特颁谕旨：著各地方大吏督率有司，晓谕小民，务令多积米粮，俾俯仰有资，凶荒可备，已经通行。其各省遍设常平及义仓、社仓，劝谕捐输米谷，亦有谕旨允行。后复有谕旨：常平等仓积谷，关系最为紧要。见今某省实心奉行，某省奉行不力，著再行各该督抚，确察具奏。朕于积贮一事，申饬不啻再三。藉令所在官司能俱体朕心，实有储蓄……嗣后直省总督、巡抚及司道府州县官员，务宜恪遵屡次偷旨，切实举行，俾家有余粮、仓庾充牣，以副朕爱养生民至意。如有仍前玩愒、苟图塞责、漫无积贮者，将该管官员及总督巡抚，一并从重治罪。尔部即遵谕通行。”[1]雍正帝尤其强调仓储的积谷备荒作用，指出：“积贮仓谷，关系民生，最为紧要。”在各种仓储中，他特别重视社仓建设，认为“备荒之仓莫便于近民，而近民莫便于社仓”，即位不久即谕令各省建立社仓，并要求“有司善为倡导于前，留心稽核于后，使地方有社仓之宜，无社仓之害”[3]。由于皇帝的重视，各地社仓建设捷报频传，雍正二年时，各省已“渐行社仓之法”，并最终形成了“省会以至州郡俱建常平仓，乡村则建社仓，市镇则设义仓，而近边有营仓之制，所以预为之备者，无处不周矣”的局面，建立起较为完备的备荒仓储体系。

二、宗族社会保障的发展

宗族是以父系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人类生活共同体。在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宗族制度的表现形式与性质也不相同。宋代以后，宗族制度发生了显著变化。针对人们血缘观念淡薄的现象，官僚士大夫发起重整宗族制度的活动，一方面通过提倡孝悌伦常，加强对族人思想的控制，另一方面设置族田、建立义庄，通过保障或改善宗族成员生活的手段，维护子孙的生存，达到“敦本收族”的目的。最早的宗族义庄制度可以追溯到北宋范仲淹创立的范氏义庄。1049年任知杭州时，尽出自己多年积余的俸禄，在故乡苏州买田千亩，捐为范氏宗族公产，称为“义庄”，其所得租米，分与全体宗族成员“，供给衣食及婚嫁丧葬之用”。为了保证义庄的运营和持续，范仲淹还亲自制定《义庄规矩》，对义庄收入的分配作了具体安排，对于所有宗族成员都给予定量的粮食布匹，对婚嫁丧葬等给予补助，表现出普遍福利的性质。其后又对宗族子弟的读书就学以及参加科举进行物质激励。正因为如此，范氏宗族成员的生活不只能基本维持，而是得到较大改善，普通族人自不待言“，虽至贫者，不复有寒馁之忧”[6]。范氏义庄起了开导风气、模范后世的作用。明清时期，宗族制度的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为了重整封建宗法关系，明代各个宗族纷纷建祠修谱、创立族田义庄，族田义庄的数量由是大为增加，所谓“苏郡自宋范文正公建立义庄，六七百年世家巨族踵其法而行者，指不胜屈”[7]“；自明以来，代有仿行之（范氏义庄）者，而江以南尤盛”[8]。据李文治、江太新先生的粗略统计，明代276年间，各地族田义庄资料约有200宗左右，远远超过宋元两代的总和（400年间约70余宗）[9]。进入清代以后，由于皇帝的重视和倡导，加上社会环境的变化，宗族势力日益膨胀，如康熙帝颁行“圣谕”十六条，首条即“敦孝弟以重人伦，笃宗族以昭雍睦”；雍正帝积极阐扬康熙帝的“圣谕”十六条，鼓励宗族“立家庙以荐蒸尝，设家塾以课子弟，置义庄以赡贫乏，修族谱以联疏远”。皇帝的诏谕得到地主士绅的积极响应。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了设立义庄的高潮，以致有“义庄之设遍天下”的说法。据范金民的统计，至清代末年，仅苏州府的义庄数即达到200个之多[10]。适应宗族人口增加、规模扩大等情况，明清时期宗族社会保障主要表现为周贫、济困的特点。范氏义庄的变迁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义庄初设时，范氏族人仅90余口，岁入租米800斛，故“以其所入，给其所聚，沛然有余而无穷”[1]。由于宗族成员不断增加，生齿日繁，而义田数量所增有限，且赋课繁重，普遍福利的原则虽未打被，但已窒碍难行，逐渐向以救助族中之贫困成员为主转变。为此清朝康熙十七年《续申义庄规矩》中规定：“体贫劝学以示教养。祖泽本以周急不以继富，嗣后子孙寡妇贫无子老至六十、贫有子老至七十者，俱计年递加优给；其家殷者，虽老无子，例不加给。”丧葬抚恤亦以贫富为实施原则[2]。其后主奉范能浒再次增改，规定：子孙年满16岁，经审核后可以本名支取一份米粮，“年至六十以上加优老一户，七十以上加二户，八十以上加三户，九十以上加四户，如内有无子孙者再加一户，如有废疾不能自营衣食者再加一户。加给之数通不得过五户。如有家道殷实不愿支给者听”；“寡妇守节满三年者，本房房长及亲支保明，批给本名一户米，五年以上加一户，十年以上加二户，十五年以上加三户，二十年以上加四户，过此不加给。”[3]在后来的《增定广义庄规矩》中，明确“济贫”宗旨，对贫困族人予以特别照顾，规定：“谨考先规，子孙不论贫富均沾义泽，遇有极贫，量加周赡，似可无庸再益。但有贫病交加，实在不能自存者，允谊矜念，以广先仁。每岁房支长报名，执事核实，每名给米一户，稍资澶粥，极困者量加。”[4]由此可见，时代愈后，范氏义庄愈是强调济贫功能。从各宗族义庄所订的规则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出周贫、济困的特点。江苏无锡胶山《安氏家乘》载有立于万历二十三年的“赡族条件”，其中规定：“族人年力已衰、家无恒产、不能经营生理者，极贫月给米六斗、冬夏布银五钱，次贫月给米三斗、冬夏布银三钱，其能自给者，夏送酱麦五斗、夏布银二钱，冬送糕米一石、布银三钱”；“族有孀居无子，或子幼贫不能养者，极贫月给米五斗、冬夏布银五钱，次贫月给米三斗、冬夏布银三钱，其子成立，住月给米，仍给冬夏布银”；“族人年幼父母俱亡、无兄长抚育者，许近属收养，月给米三斗，岁给布银三钱”；“族有孤贫不能自婚者，极贫助银五两，次三两，又次二两；女不能嫁者，如之……”；“族人有丧贫不能敛葬者，极贫而年高有行者，助银八两，次五两，又次三两”；“族人有卧病危迫、贫不能自医药者，其近属为之延医诊视，助医药之费”；“族中子弟有读书向进而家贫者，县试给纸笔银三钱正案，府试给纸笔路费银五钱，院试给纸笔路费银壹两，进学助巾衫银壹两五钱。乡试助路费银二两”。可见，安氏家族重点对“族人年力已衰、家无恒产、不能经营生理者”、“族有孀居无子，或子幼贫不能养者”“、族人年幼父母俱亡、无兄长抚育者”“、族有孤贫不能自婚者”“、族人有丧贫不能敛葬者”“、族人有卧病危迫、贫不能自医药者”、“族中子弟有读书向进而家贫者”等几种情况进行资助，明显表现出“周贫济困”的特点[5]。浙江萧山来氏于康熙五十年所订“来氏赈米条款”中指出：“宗祠给米，本为孤寡老疾四项极贫无靠而设，其中稍可自存活与亲属可依倚者，便在可以与可以无与之间。夫米止有此数，可以无与而与，则不可不与者与之反少，非哀茕独惠鳏寡之道，故不得不有所分别而稍靳之也”。据此作出具体规定，对于“幼而无父”“、老而无子”“、无夫守志”、“瞽盲瘻痖驼背折肢为废疾父母不能养赡”、“癞瘘痨损鼓胀黄胖为痼疾亲戚无可依靠”等几类族人，分别给米救助[6]。大阜潘氏自徽州迁入苏州，人才辈出，显宦迭现，渐成文化名族，本着“所以专祭祀而恤宗族”之旨，自道光十二年创办“松鳞庄”，对“贫乏者量加赒赠”。道光十七年，制定“松鳞庄赡族规条”，要求对“贫老无依及孤寡废疾不能自养者，自当酌筹矜恤”，具体矜恤对象包括“贫老无依者”“、寡妇贫乏者”、“幼孤男女贫乏者”“、废疾无人养恤者”“、丧葬嫁娶无力者”等[7]。由此可见，明清两代的宗族义庄普遍注意到了对同族成员的生活保障问题，并且在宗族社会保障方面表现出以“周贫”、“济困”为宗旨的特点。

三、民间慈善事业的兴盛

明清时期的社会保障事业虽曾得到政府的大力提倡，但其规模及设施等似未必能超过宋代。而明清时期的最大亮点，无疑是民间慈善活动的兴盛。中国历史上的慈善活动早就已经出现，但其成为一种由团体机构主持的社会事业则始自明代后期。明代中晚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出现了地主城居化的趋势，城镇成为财富和人口的聚集地，为民间慈善组织的产生奠定了经济基础。明代是“结社”风气盛行的时代，社会各个阶层尤其是文人士大夫惯于结成“会”、“社”之类的团体，从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活动，为善会善堂的出现作了组织准备。以规劝民众“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为宗旨的劝善书，如《太上感应篇》、《功过格》、《阴骘文》之类，在民间得到广泛传播，对宣扬慈善风气、促进慈善组织兴起也起到了积极作用。应该强调的是，晚明时期的官僚士大夫针对社会弊陋丛生、危机四伏的现状，力图通过端正人心、整顿风俗的方法，重建传统道德和社会秩序。其中崇奉阳明心学者与佛、道合流，强调行善积德、因果报应，扩大了劝善运动的社会基础；而坚持程朱理学者则维护儒学正统，从宣传皇帝圣谕、宣讲乡约入手，将救助贫困视为改良社会的有效手段。两股力量殊途同归，共同推动了民间慈善事业的兴起与发展。如学者所指出的：“晚明以来善书开始大量涌现，标志着一场新的思想运动正在配酿形成，我们可以称之为‘劝善运动’。这场‘运动’既有心学家的参与，更有一般儒家士人的积极推动。其目标则是通过行善积德以求得最大限度的福祉，进而重建理想的社会秩序。用儒家的传统说法，亦即通过‘迁善改过’、‘与人为善’以实现‘善与人同’的理想社会”[1]。因此之故，明末清初以后，善会善堂等民间慈善组织在全国各地广泛涌现。明代后期出现的民间慈善组织主要有同善会、放生会、掩骼会、一命浮图会、救生会（局）、育婴会等。放生指释放、救护被捕捉或将被宰杀的动物，如鸟兽虫鱼之类。这种善举在中国有着悠久历史，且在宋代较为盛行。从明末开始，受高僧云栖袾宏《戒杀放生文》的影响，放生善举得以复兴，放生会、放生社之类的民间慈善组织随之出现。明末清初的杭州、绍兴、南京、常熟、吴江、昆山、桐城、北京、番禺等地都设有放生会或放生社，放生事业十分兴盛。掩骼会的职能为收集掩埋暴露的无名尸骨。对强调入土为安的传统中国社会而言，掩骼是倍受重视的善举，但在明末以前，专以掩埋无名尸骨为职能的民间慈善组织并不多见。至明末崇祯年间，北京和绍兴等地相继出现了掩骼会。崇祯十四年，江苏太仓州遭遇严重旱灾，知州钱肃乐组织一命浮图会。其救助办法为：事先编纂《察举饥户册》，册中每页分三段，上段记施主姓名，中段书写“认救一命”，下段记录被救济者的姓名及救济日期。参加一命浮图会的人，根据财力，可一人救济多人，也可多人合救一人。从当年六月到九月，会员每隔十天向被救济者提供米五升和钱一百文，使其得以维持基本生活。救济活动结束前的九月十五日，参加者召开法会，诵读佛经，向佛祖报告施主和被救济者的姓名。一命浮图会也流行于明末的浙江宁波、绍兴一带。救生会（局）的基本运营模式，是由民间或政府出资雇佣水手，置备救生船，在容易发生事故的水面巡视。一旦发生船舶倾覆或有人落水的事故，救生船应迅速前往打捞。遇难者被救后，由救生机构发给衣被，提供食物和医药，并给予返家路费；若不幸死亡，提供棺木和墓地掩埋，并进行登记，以便家属前来认领。育婴社（会）是以收养弃婴为职能的慈善组织。救助弃婴的活动在中国出现很早，但大都由政府主持。严格意义上的民间育婴组织出现于明末。崇祯初年扬州即设有育婴社（会）。据称，这个由商人蔡琏举办的育婴机构，聚集爱心人士，收容路边弃婴，每人每月出银一钱五分，雇招乳妇，养育婴儿，以三年为期，届时招人领养[2]。育婴社在明末清初的战乱中毁败，清初顺治年间，仍由蔡琏在扬州小东门复建。扬州育婴社对各地产生了很大影响。约略与扬州育婴社同时，浙江绍兴人钱元登创办了名为保婴局的慈善团体，收养遗弃婴孩，雇老妇和乳妇喂养照顾婴孩，并准许家境贫寒的夫妇将子女寄养于局。被遗弃婴孩准人抱养，无人抱养者长成后，由局中代为女子择配婚嫁，为男子提供教育机会和生活出路。不过，明末慈善组织中影响最大的当属同善会。万历十八年，退休官僚杨东明在河南虞城县最早创立同善会，其后不久便被移植到江南地区。从万历后期到崇祯年间，江苏武进、无锡、昆山、苏州、松江、华亭、太仓，浙江的嘉善、杭州均设立了同善会。其中，高攀龙等创立的无锡同善会和陈龙正创立的嘉善同善会影响最大，最具典型。从高攀龙制定的无锡《同善会规例》和陈龙正所作《同善会式》中可以看出，劝善是同善会最主要的目的。这一方面表现为每当同善会聚会之际，都要由主会人公开讲演，向听众进行道德说教；另一方面表现为同善会的救济对象除贫困这一物质标准外，还有道德方面的要求，具体而言，贫困无依的孝子、节妇，属于优先救济的对象，至于“不孝不悌、健讼、酗酒无赖，及年少强壮、游手游食以致赤贫者”则不在救助之列[1]。清代的民间慈善事业出现了兴盛局面，这主要表现在：第一，慈善组织数量众多。明代各地的慈善组织机构的数量尚属有限，而清代的数量则大为增加。第二，慈善组织种类齐全。从施济内容看，有对贫民的施衣、施米、施粥等，有对病人的施药、诊治，有对死者的施棺、代葬及义塚；从施济对象看，有收容孤老贫病者的安济堂，有收容流浪者的栖流所，有收养婴儿的育婴堂、保婴堂、恤孤局等，有救济贞女节妇的恤嫠会、清节堂、儒寡会等，有管束不肖子弟的洗心局、归善局、迁善局等，有综合性实施救济的芹香堂、同仁堂、博济堂等。可以说，清代的慈善组织机构种类齐全、应有尽有，涉及到了慈善事业的各个方面。第三，慈善组织财力充足。明代的同善会经费极少，主要依靠会员的捐助，能用于救济贫困的金额极为有限。到了清代，慈善组织的经费来源扩大，金额大为增加，除了地方官员发起募金以外，他们还把没官田地划归善堂，许多士绅也捐建土地、房屋，从而使得慈善组织的不动产数量大增，经费较为充裕。第四，参与慈善事业的社会阶层更为广泛。清代以前，社会救助活动大多是由地方士绅主持的。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工商业的发达，工商业者开始成为慈善事业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办理善举成为会馆、公所的重要职能[2]。第五，慈善活动的经常化。明代的同善会都是定期举行救济活动，或一年二次，或一年四次。而清代的慈善组织则不受时间的限制，随时施行救济，活动趋于经常化了[3]。

四、明清社会保障事业的特点及其启示

明清时期，由于政府重视，传统社会保障事业得到较为快速的发展，社会保障的内容更为丰富，制度渐趋完善。与此同时，民间慈善事业趋于兴盛，在社会保障事业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可以说，明清时期是中国传统社会保障事业的兴盛时期，也是中国传统社会保障制度的集大成时期。要而言之，明清时期的社会保障具有如下特点：第一，社会保障的制度体系更加完备。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且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中华文明的发展从未中断，而是历代相承，绵延不绝。与此相应，明清社会保障制度在借鉴和吸收前代经验的基础上，得到了继续发展和完善。这主要体现为两方面，一是前代已有制度得到进一步补充和细化，二是民间慈善事业也逐渐被政府纳入制度体系，成为社会保障制度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第二，社会保障事业以政府为主导、各种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现代社会保障往往强调国家的保障责任，乃至有学者认为只有国家才能作为社会保障事业的主体。但在明清时期，社会保障事业得到了政府和民间的共同参与，各种官民合办和民间主持的社会保障事业普遍存在，使得明清政府可以广泛地利用各种资源，各有侧重地开展社会保障活动。第三，社会保障的层次仍然较低，多属社会救济的范畴。无论是政府采取的救灾备荒、收养孤残的政策措施，还是民间社会主持的慈善事业，大都集中于对各种社会弱势群体的收养，使其不致冻饿致死而已。这固然与中国传统社会的性质密切相关，但也与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不高的实际状况相适应。第四，社会保障具有鲜明的恩惠色彩。现代社会保障通常基于社会公正的原则，视受保障为社会成员应得的权利。但明清社会保障的思想基础则比较复杂，有民本主义思想、儒家仁义学说、佛教的慈悲观念与善恶报应学说、民间善书所反映的道教思想、宗族观念等不同来源，但无论何种思想学说，均将施行社会保障视作对社会弱势群体的恩惠或怜悯，反映出传统社会保障事业的局限。由于政府重视和社会力量的共同参与，明清时期社会保障事业取得的成果是显而易见的。其成功经验和显著成效，为现代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借鉴。但不可否认，在此过程中也有不少的弊端，教训也是深刻的。历史的经验和教训给了我们深刻的启示：政治的稳定和良好的社会环境，是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的前提。一般说来，王朝初创或者在政治清明的时候，统治者注意总结吸取历史经验，比较关注民生，因而大多能制订并推行社会保障政策措施，社会保障事业能得到较好的发展。反之则不然。可见，政治的稳定和良好的社会环境，是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的前提。而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又能营造更为和谐的社会关系，有利于社会的安定。经济发展是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的基础。没有一定的经济实力，统治者即便有心，也很难实行并推动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从明清两朝的历史看，社会保障成效显著的时期，往往是经济发展水平高、国家财政较为充裕，也即盛世时期。在这样的时代，民间资金也较为富裕，可以更多的用于慈善救助事业。各级官员的个人素质决定了社会保障事业的成败。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人治社会，这一特点延续了几千年。在这样的社会大背景下，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与各级官员的个人素质密切相关。因为中央政府的政策，要依靠各级官员去推动、去执行、去落实。官员个人素质好意味着吏治清，吏治清则官吏实心任事，社会保障制度能够得到切实执行，效果自然显现。官员个人素质不好意味着吏治浊，吏治浊则官吏视制度为具文，甚至借机中饱私囊，社会保障制度往往名存实亡，成效不著。明清时期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之所以不稳定，与官员素质、吏治清浊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作者：王卫平单位：苏州大学社会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