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兴起中国城

中国向欧洲的移民并非新鲜事物，它可追溯至第一次鸦片战争时，当时，中国被迫向西方世界打开了大门。由此开启了通过中国苦力贸易体系和其他渠道，将契约工人招募到欧洲的过程。越来越多的外来劳工，尤其是水手，开始在欧洲北部落户——德国、荷兰和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超过10万名中国工人被征召去往法国和比利时挖战壕，但大多数中国劳工在之后返回了中国。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现了第二次中国向欧洲的大规模移民浪潮。数千名中国人——主要是来自香港——前往英国及周边国家，开起了中餐馆。这一波移民浪潮一直延续到1960年代乃至1980年代。

不过，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由于对于旅游和移民的严格限制，中国大陆很少有前往海外的移民。受益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中国的海外移民又获得了新的能量。新一波移民开启于1980年代末，与此前的历次移民浪潮相比，有着全新的特点。我们可以从中归纳出“推”和“拉”两方面的因素，一方面鼓励移民离开中国，另一方面又把他们吸引到欧洲。接下来我们将分析这些因素。

漂泊的下岗者

1990年代末进行国企改革之后，数十万中小型国企倒闭，或转型为私有或是合资企业，上千万员工不得不下岗。由此引发的后果在各个地区各不相同：作为中国重工业基地的东北，国企工人众多，是受到影响最为严重的地区。大多数下岗工人都不得不前往其他地区，或是找寻服务业的就业机会。不过，其中也有一部分人远走海外，尤其是欧洲，找寻工作机会。他们最主要的目的地是匈牙利及其东欧邻国，这部分是因为匈牙利当时的签证要求相对宽松，部分是因为中国和前共产主义匈牙利之间存在着政治联系。

中国在欧洲的移民地图也因此发生了部分改变。在欧洲的中国移民中，东北人的数量迅速上升，他们的影响力也渐渐超过了浙江和福建的移民，甚至是来自香港和印度支那的更早的移民。他们的劳动倾向也与具有企业家气质的浙江人和福建人不同，来自黑龙江、吉林、辽宁的东北人更愿意在东道国雇主手下工作，而不是追随同胞企业家的足迹。

做生意？去欧洲

伴随着中国在国际舞台的崛起，中国与欧洲之间全方位的联系与相互依赖也日渐加深。这其中包括了国际贸易和相互投资，这也为国际移民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并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在1999至2009年间，中欧之间的贸易额增加了5倍多，从681亿美元增加到了4270亿美元，增长速度比中国国际贸易总额的平均水平略快。欧洲对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相对平缓，在此期间只增长了15%。相比之下，从中国到欧洲的对外直接投资增速则要快得多，从2005年的5亿美元增加到了2009年的超过30亿美元，远高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的平均增速。

中欧经济合作在过去十年的飞速发展，推动了中国向欧洲的移民。首先，中国的崛起及随之而来的国际贸易的增长，为东道国的华人经济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华人经济开始不仅仅局限于传统的餐饮业，呈现出更为多样化的发展趋势，扩张到商业、制造业和个人服务业。有越来越多的商店向不断增多的游客和代表团提供商品和服务，范围从日用品到机器，从传统中药到服务业。其次，地方华人社区工作岗位的富余，也吸引了更多的华人移民。例如，欧洲许多小型华人企业——如意大利和法国的成衣和皮革制品制造业——员工几乎全部来自中国。

购买力的提升和不平等的扩大

中国在全球舞台重要性的上升不只源自中国经济的和对世界经济体系影响力的快速发展，还源自中国公民购买力的提升。中国公民——尤其是迅速兴起的中产阶级——收入的增长，刺激了对欧洲产品和服务的需求。

这一需求在两种新出现的现象中得到了反映。首先是海外旅游业的蓬勃发展。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游客前往欧洲游玩。2010年，赴欧旅行数约为310万，占中国海外旅行数量的超过20%。与出国游紧密联系的是奢侈品消费、投资移民，以及在伦敦、巴黎、米兰等地购置物业。其次，中国在欧洲留学的学生数量也飞速上升，而且，数量的增长并不局限于英语国家。

尽管中国公民大多数都或多或少地从中国的崛起中获益，但经济发展收益的分配是相当不均衡的，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经济和社会方面的不平等日益扩大。发展的不均衡导致了从乡村到城市人员流动的增多，对于国际移民而言，这导致了两个后果。首先，各种（例如，针对从农村前往城市的农民工）社会不平等和歧视，是促使一些中国人（包括城市居民，也包括农村居民）前往欧洲寻找经济机会的主要因素之一，他们甚至愿意动用非法渠道。其次，反映社会分层的收入鸿沟还影响到了欧洲华人社群的经济和社会结构，导致某些华人企业中出现了恶劣的工作条件和强制劳动的现象。移民工人几乎无法发出自己的声音，因为海外华人社群是被成功的商人主导的，他们建立起了各种各样的华人协会，但代表的是自己而不是中国工人的利益。

不仅仅是中餐馆

过去的二十年见证了新的华人经济部门在欧洲的兴起。他们不再局限于历史悠久的餐饮业，地位也愈发巩固。其中包括成衣制造与销售、皮革制品生产（尤其是针对时尚业）、中国进出口企业的兴起，以及中国制造产品的批发销售。这些行业为就业和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许多新机会，也为华裔的工人和小企业主的流动创造了机遇。

来自浙江省温州和青田地区的中国移民早在1990年代初就来到了意大利，他们建立起了小型的制造业工场。最初，他们需要与同一部门的意大利公司进行合作。不过，随着中国企业的壮大，他们的商业活动也不断扩展，直到统治了该部门的整个供应链条。至于时尚业，华裔商人成功地利用了“意大利制造”这一标签在全欧洲的吸引力，并顺利地在那不勒斯和普拉托等地占据了一席之地。类似的活动在法国同样存在，不过近年来，中国的时尚制造业愈发集中于意大利。在巴黎、马德里和米兰，中国的进出口和批发业经历了类似的发展轨迹。从玩具到服装、从鞋到日用五金，廉价中国商品在欧洲大受欢迎，

从非法移民到留学白领

从1990年代到2000年代初，非法移民网络的发展令中国人能够更为便利地非法进入欧洲。福建、浙江等省的“蛇头”通过途经中东、东欧，甚至非洲、南美的路线，将移民偷偷运进欧洲。为了在目的地获得一份工作和住处，偷渡者必须预先支付一大笔金钱，或是用到达后的收入偿还债务。

通过非法移民途径进入欧洲并不容易，对于偷渡者而言，面临着巨大的风险和危害，包括：“蛇头”团伙的剥削，漫长的海陆旅途可能以死亡告终，即使顺利到达，也仍然面临着被当地政府发现并遣返的危险。不过，对于贫穷的中国人而言，这些“蛇头”团伙总算是绕过了法律要求和程序，提供了之前不存在的机会。

不过，自2000年代晚期以来，来自中国的非法移民数量呈下降趋势，这也许与合法的、更安全的入境方式的增多有关。对于移民政策的放松，以及对非法移民的大批赦免，鼓励了中国人移民欧洲，并提供了更为便捷的方式。过去20年间，西班牙共六次赦免了非法移民，2005年的最近一次赦免，吸引了超过70万申请者要求合法的地位，这一数字比起首次赦免时的申请人数上升了15倍。此外，定期的赦免还从其他国家吸引了非法移民，也为非法移民带来了在未来获得合法地位的希望。

对于中国移民来说，不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依靠家庭和同乡网络以求在异国他乡安家落户并非新鲜事。考虑到1990年代以来欧洲中国移民数量的急剧增长，这些关系网更为完善和巩固了，为初来乍到者提供了更加优良的支持。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取代了1990年代和2000年代初盛极一时的“蛇头”的作用。

过去十年间，赴欧盟国家留学的中国学生数量大幅上升。2010年欧盟国家的中国留学生数量差不多是2000年时的六倍。很难给出具体的学生数量，但欧洲委员会和中国教育部的统计表明，目前大约有12万中国留学生在欧盟，分布大致为：英国占40%，法国占23%，德国占20%，荷兰占4%，意大利、爱尔兰和瑞典各占3%，芬兰、塞浦路斯和丹麦则在1%到2%之间。

这些留学生几乎全部来自中国新兴的中产阶级，现在他们拥有了足够的可支配收入，足以让孩子在海外上学。许多留学生选择回到国内完成学业，不过欧盟就业机会同样吸引了很多人留下。于是，中国移民数量的上升也推动了受过高等教育和白领移民数量的上升。

融入欧洲的难题

中国移民在数量和结构上的变化，给欧洲同时带来了机遇和挑战。在这一背景下，各国与中国相关的移民政策需要密切重视当地的特殊环境和华人社区的具体情况。欧盟的政策应该鼓励中国移民融入所在国家，但不能将预先存在的“理念”强加在中国移民之上。

与年轻的、第二代中国移民的交流是至关重要的，在这方面，欧洲应当更好地利用华语新媒体的优势。考虑到移民融入造成的严重社会问题，这一措施就更具价值了。对新媒体的运用需要所在国和当地华人社群从内外两个方向共同努力。

最后，欧盟应该定期地开展和支持推动华人社区发展的圆桌对话。这需要各国政府与利益相关各方——包括中国大使馆、中国海外事务办公室，以及相关公民社会组织——密切合作，交流观点，寻求彼此能够达成共识的解决问题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