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传统政治价值观的当代价值思考

摘要：通过梳理传统中国政治生活所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价值取向，探索传统政治价值观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政治价值观；传统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在历史上形成的传统政治价值观对民族国家的成长起过相当的作用和影响。在政治生活的不同历史阶段上，人们对政治生活的本原意义会做出不同的确定，政治价值观能够见证和反映历史的变迁。诸如在传统中国形成的“家国一体”、“伦常有序’的政治价值与当时的农耕文明密切相关；而在西方近代以后，伴随着市场经济和市民社会的成长和发展，政治生活被思想家们置于人与社会、人与国家的关系中来考察，其本原的意义通过“自由”、“平等”、“权利”、“幸福”等等概念来加以解说，这些概念也就成了不同政治价值的代名词。

政治价值观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人们的政治行为及其政治模式的选择，它是整合了一定社会的政治心理和政治思想，反映人们在政治生活和实践中相对稳定的观念取向，它是对现实政治生活的抽象，是一个民族在特定的历史发展进程中逐步形成起来的，它的形成及其传播应该有其内在的规律。

1、 一定的生产方式、社会结构是政治价值观得以形成和发展的生态土壤

正如马克思所说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的过程（马恩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第4卷732页）。政治思想是社会经济基础最直接、最集中的表现，传统政治价值观的形成和传播与一定的生产方式、社会结构有着密切关系。

从中国农耕文明的历史进程来看，在相当程度上，“家国一体”、“伦常有序”等政治价值的形成就与西周的井田制有内在联系。“耕者九一”的井田制是西周固有的土地制度，按照《孟子・滕文公上》的说法，井田就是将面积一平方公里的土地，划成“井”字形的九个方块，每个方块一百亩，正中的一块是“公田”，四周的八块是八家农民的“私田”。“公田”上的收获全部交给领主，“私田”上的收获归农民所有。井田制包含了重要的内容：一是“乡田同井”的村社集体所有制；二是“八家皆私百亩”的份地制；三是八家“同养共田”的劳役地租制。这种村社组织形式和土地制度形式，既是当时国家社会、经济的基础，同时也是宗族制下宗族大家庭组织的社会、经济基础。家庭和家族之所以能够维持一种稳定关系，完全凭血亲关系， 血缘如同一根纽带， 紧紧把家庭与家族联结在一起。国在家中， 家国同构。建立在血亲关系基础之上的家庭成为能够自主地组织生产和生活的基本社会单位和经济主体， 以此符合小生产经济存在和发展的内在要求。

毫无疑问，在传统中国，农耕文明进程中成长起来的经济生产方式和社会组织方式是传统政治价值观得以产生并发展的天然的生态土壤。

2、历代思想家们的理论推导、逻辑演证，使政治价值观得以形成并广泛传播

政治价值观的形成和传播，脱胎于现实的社会生活，来自于古往今来思想家们理论化、系统化的演证。儒家最早就是从主持仪式者那里发展起来的，儒家在本质上只是关于秩序的学问，而这种关于秩序的学问的基础，却是古代的巫师从主持各种仪式的知识中归纳，并由孔子阐发和发展起来的。从孔子开始，儒家不仅懂得象征家庭、宗族伦常秩序仪礼的种种规则，而且更加重视它表现的思想和观念，以及这些思想观念对于社会秩序的意义。“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为的是培养一种遵循礼仪的自觉习惯。孔子设想，当世上每一个阶层、每一个阶层中的每一个人都按照这种礼仪来规范自己的行为，那么社会就有了秩序。全社会都能各安其分，在儒家看来，这就是伦常有序的理想境界。他们用天地阴阳的宇宙观念比赋人际关系，天尊地卑， 阳尊阴卑。宋明学者更是把它们说成是“天理”。“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伦常观念， 规范和约束人们的日常思想和行为，也表达了儒家思想家们的共同政治理想。

不仅如此，政治价值观的形成和传播，也需要对不同流派的学说进行整合，从而尽可能多地得到人们的共识。在民本思想的研究和传播上，统治者、统治阶级代言人以及非主流学派等，纷纷从不同角度进行演绎和论证。早在先秦，思想家们便普遍主张“以民为本”，而在各种思想流派中，当然以儒家的民本论最为系统：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这是对《左传》中“民，神之主也”以及“社稷重于君主”的思想的进一步发展，把民提高到了政治生活的首要地位。儒家吸收了道家的“赤子”思想，把周代的“敬德保民”的政治思想发展到“爱民如赤子”和“父母官”这一层次。从“君轻民贵”的思想中，孟子还引伸出了“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 （《孟子・尽心下》）的结论。这一结论既是对以前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深刻地影响了后来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实践。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在孟子之后就成了人们的日常语言的一部分了，这是政在养民的一种表达方式。可见，历代思想家们普遍认识到民是国家政治的基础，他们的演证既为统治者的统治提供了理论依据，也为社会提供了评价政治生活的价值观念。

3、政治价值观进入实际的政治系统，在广泛的政治实践中，政治价值得到了制度化的推广和运作，这是政治价值观形成传播的重要保障

在传统中国的政治变迁中，家国一体、伦常有序等政治价值被紧密溶入了政治系统和过程，上升为现实的政治制度，成为社会的基本政治原则，对人们的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政治统治制度和宗法制度直接混合在一起，统治者之间既是政治上等级尊卑不同的君臣关系，又是家族血缘关系中亲疏不同的长辈与晚辈、大宗与小宗的伦理关系。通过这种家国同构的政治运作， 君臣关系和父子关系重叠，家族事务管理和国家政治管理交错，在政治体制中充分体现了家国一体、伦常有序的价值观念。

同样，大量历史事实也表明，民本思想对历代王朝的制度设置、统治方略、施政原则及其实际政治过程具有深刻影响。例如，在历代王朝的政治体制中都有负责采集民意的机构；在朝堂议政和国家政令中，民本思想也经常被引用，许多君主规范、官僚规范与民本思想的有关。汉初的“扫除烦苟”、“与民休息”的一些政策，如晁错推行的“贵粟养民，垦患减租、入粟拜爵、三十税一”等具体措施实质都是民本思想的要求。唐太宗在唐朝之初实施了完善的均田制，使平民各有可耕之田，减轻赋税。大灾之年，唐太宗还开仓赈民，裁减冗员，朝官由2000多人锐减到643人，放宽刑律，减轻刑罚，等等。到贞观4年，斗米不过三、四文钱，全国被处死刑者仅29人，出现了“牛马布于野，外户不闭”景象。正是因为在唐朝能够把民本由思想变成政策，由政策转化为具体的运作，而且实施得较历代都更为充分，所以才有举世无双得盛唐局面。

4、政治价值观积淀为世俗文化，形成普遍的社会文化心理，为社会成员共识和传承

家国一体、伦常有序等政治价值观念不仅融于制度，还进一步化入民俗，积淀于民族文化心理之中。维持“家”和“国”的秩序，不能仅仅依靠存在于心灵中的“观念”，也不能仅仅依靠存在于文字中的“规定”，而且必须有一套赋予它合理性的“仪式”。古代中国从殷周时代起就有各种复杂的仪式。在仪式中，用丰盛的祭品、庄严的音乐、严肃的承诺来进行沟通，每个人在仪式中确认自己的血缘来源、家族归属，仪式是“古代国家”获得合法性和合理性的重要来源。在儒者看来，仪式不仅是仪式，而是一种暗示和象征，通过仪式和象征，反映社会对秩序的确认。儒学正是把这一套用礼仪区分远近亲疏、长幼尊卑的知识发展为关于社会秩序的“礼”。贵贱有等，长幼有别，上下尊卑的政治价值观得到了儒学全方位的维护。各安其位，各奉其事的伦常秩序作为一种普遍的社会规范，也一再被强化为社会控制的重要手段。

不仅如此，孔子除了用礼和名作为稳定和谐社会的秩序和象征外，还进一步探索了保证社会秩序的道德伦理的价值依据和心理本原，寻找一个可以为社会成员共同认可的标准，而这个标准又是无需前提、论证和怀疑的，这就是“仁”。“仁”就是《论语・颜渊》中说就是“爱人”，“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孔子把人的性情的善根善因，也就是爱人之心追溯到血缘亲情，从血缘中自然生出来的真性情引出真感情，这种真感情就是孝、悌，这是建立一个国家秩序和理性社会的心理基础。

这样，传统社会中的血缘认同被持久深入地融合在人们的政治观念和意识之中，诸如君父、臣子、子民、父母官等级明显带有血缘认同的成分，把君臣政治关系看成夫妻、父子血缘关系在社会政治发展过程中的自然延伸。在君父和臣子的政治角色中，也依然保留了父与子的行为模式。血缘认同为国家权威的合法性提供了恰当的社会心理基础，使个人与国家在心理和意识上自然而然地融为一体。伦常神圣的价值准则融贯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为人们服从权威和遵守政治秩序提供了道德规范，使人们在日复一日的道德教化中形成普遍的服从权威的群体意识，从而为君主政治的稳固提供了社会保障。这样，政治价值观化为世俗文化，通过道德教化，形成普遍的社会文化心理，积淀和传承，逐渐成为社会全体成员的共识。

传统政治价值观凝结了历史演进中丰富的政治文化财富，对于当下推进政治发展，是有借鉴意义的：

其一、在全球化背景下，我们有必要加强民族国家意识，关注国家的整体利益，树立民族大局观。通过政治价值的自我认同和文化归属，维护民族尊严和国家统一，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巨大动力。

其二、发挥政治精英对政治价值的传播和引领作用，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观的过程中，善于整合多元价值评价体系，增强社会民众的政治认同度。

其三、政治价值的创新需要制度保障。重视民本思想的制度保障，民本思想不仅仅是治国之道，更应该是制度规范。加强政治实践的运作和检验，让“以人为本”落到实处。

我们有必要进一步研究传统政治价值理论，了解它形成和传播的规律，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立足于中国国情，树立社会主义的政治价值观，促进中国的政治发展。

（作者单位：上海应用技术大学，上海 2014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