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20世纪50年代军事秘闻(二)

1952年4月，针对中方提出的在1952年为20个航空兵团提供飞机的要求，斯大林答复，根据中苏之间按中国空军发展计划达成的协议，并考虑到苏联的生产能力，计划在1952年底以前提供给中国15个团的飞机，即450架。有材料估计，朝鲜战争期间，苏联向中国出售的米格－15飞机大约有1000架。

苏联l 950年又试制出产了米格－15比斯(改进型)飞机，米格15比斯同F-86性能相近，互有优劣。当1952年美国把F-86大批投入朝鲜战场后，中国要求苏联提供米格-15比斯飞机。1952年8月苏联开始向中国出售米格-15比斯，到12月，中国空军共6个师改装了米格15比斯。按每个师60架飞机的编制，这批飞机大概是360余架，但这时距朝鲜战争停战只有半年时间了。

1949年苏联试飞了米格-17，1951年装备部队。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喷气式战斗机，但没有卖给中国。朝鲜战争结束后，1954年11月卖给中国首批米格-17飞机共96架，并于同年向中国转让米格-17图纸。中国1956年仿制出来，定名为歼5。

苏联1952年试飞米格-19(双发动机，超音速)，1955年装备部队，1957年停产，共生产4000架。1958年8月首批卖给中国8架，后又卖46架，并转让了米格－19飞机的制造图纸。中国在仿制的过程中因受“”思潮的影响，擅自修改原图纸，结果1960年首次试飞质量不过关。1961年重新试制，1963年定型投产，定名为歼6。

苏联米格-21飞机是1955年试飞，1958年装备部队的。1961年中苏关系一度好转，3月20日刘亚楼访苏，签订了购买并由苏联帮助制造12架米格-21飞机的协议。1962年11月购进苏联生产的12架米格-21歼击机，中国于1967年投产，定名歼7。这是苏联60年代卖给中国的最后一批歼击机，当时苏联已经研制了米格-23和米格-25歼击机。此后中苏关系再度恶化，米格23、米格-25及后来的米格-29系列，苏联没有再向中国出售。

除了歼击机，苏联也向中国出售轰炸机。1952年9月，、和金日成在莫斯科与斯大林商谈朝鲜停战谈判及战局。会谈期间，斯大林答应卖给中国60架伊尔28轻型轰炸机，另有3架教练机。这些飞机于当年10月飞抵中国齐齐哈尔机场，原装备图-2轻型轰炸机的空8师换装，组成了伊尔-28轰炸机师(三团制)。伊尔-28是苏联1948年制造的世界上最先进的喷气式轻型轰炸机，当时苏联尚无更新产品，因此，这是斯大林在世时给中国的唯一的苏联空军现役装备。

但与此同时，苏联也没有忘记推销其过时产品。在出售伊尔28的过程中，苏联国防部和总顾问团一再建议中国购卖4个师的图4重型轰炸机，以每师30架计，为120架。图－4是苏联1946年仿照美国B－29“超级空中堡垒”制造的活塞式重型轰炸机。1945年太平洋战争时期，一架美空军B－29飞机轰炸日本后降落在苏联海参崴机场，苏军扣下不归还，由工程技术人员分解后，迅速仿制出图4重型轰炸机，这曾使美国对苏联的仿制工业水平惊讶不已。但苏联在1952年已试飞了图－16中远程轰炸机，图4已被列入即将淘汰的装备。于是，苏联便提出将替换下来的图4推销给中国。事后得悉，苏联在1952年还试飞了一种洲际远程轰炸机一图－20／95型飞机，可载核弹，并在1954年正式投产。当时极力反对购买图－4飞机，他后来回忆此事时说，在喷气式飞机发展到超音速时代，这种螺旋桨式轰炸机是完全过时的和几平无用的废物，苏联这样做，是一种商人式的推销商品，而不是帮助兄弟国家的应有态度。按照苏联国防部和军事总顾问的意见，中国购买这些飞机至少就要花费2亿美金外汇，而且以后还要支付大量的维护及修理费用。后来考虑到维护中苏关系，也为了培养远程轰炸机飞行员，我国作为训练器材买了10架，1953年1月接收飞机，组建了一个独立图4飞行团。

右面列表说明各种部队的装备和消耗等费用，可以看出，1个图4航空师的费用等于6个步兵师的费用。

苏联于1957年向中国出售图-16轰炸机，并转让技术资料。此前中苏两国于1956年签订协议，由苏联帮助中国建设中型轰炸机工厂。1958年10月致电赫鲁晓夫，请求苏联同意中国提前试制图16轰炸机，因为图-16轰炸机为喷气式重型轰炸机，可载火箭和核武器。中央军委在1959～1962年军队装备建设规划中，计划空军和海军都将换装图-16轰炸机，其中空军换装1 3个团，海军换装3个团(每团20架)。1959年，中国用苏联部件组装出第一架图16轰炸机，1963年开始仿制，定名为轰6。苏式伊尔28轻型轰炸机的图纸大概在50年代末转让给中国。60年代中国参照实物，自己研制开发，到1967年定型，称为轰5。

运输机开始是进口苏制里2型运输机。乘此种客机去莫斯科要用三天，第一天(中途在乌兰巴托加油)到伊尔库茨克，第二天到鄂木斯克，第三天到莫斯科。后又进口了伊尔－12和伊尔－14运输机，均是活塞式。50年代后期进口伊尔－18(涡轮喷气螺旋桨)中程客机，1965年6月到坦桑尼亚做国事访问，首次乘坐伊尔-18出国。但这种中程客机作洲际飞行，还显得航程太短，到非洲去，中途要在德黑兰、卡拉奇、巴格达、开罗、喀土穆等地降落加油。

至于军用石油制品，也主要依靠从苏联进口。1951年中国石油制品自给率为10％，1959年也只有20％，尽管当时已经发现大庆油田，但加工提炼技术和设备等问题尚无法自行解决，要达到自给还需经过一个较长的过程。石油制品中仅汽油、煤油、柴油、滑油4个系列就有几百个品种，50年代中国军民用燃油大概年需要量为30～40)5吨，军用燃油中，喷气式飞机用的航空煤油占60％。中国于1956年开始用玉门石油试制提炼喷气飞机航油，但后来在地面试验时发生严重烧蚀火焰筒现象，一直没有找到原因。1960年中苏关系明显恶化，苏联对中国供油加紧控制，中国石油部同有关单位组织专家攻关，终于在1961年6月发现，使用新疆产的原油提炼航空煤油应加入某种物质。接着用大庆原油试制，提炼出在零下60度不结晶的航空煤油。到1965年，中国军用油料实现了自给。

海军武器装备

海军舰艇的研制周期较长，材料装备也很复杂，它反映的是整个国家的科技和工业水平，需要有坚实的基础。按照上世纪50年代中国的工业水平，只有修补、改装渔船和商船的能力，至多能造一些巡逻艇。所以，中国自行研制海军舰艇在当时是不具备条件的，如同肖劲

光所说，“中国国内若干年是不可能和无力解决这些问题的”。为了保证具有诸兵种协同作战的能力，有效地保卫领海、领空，向苏联购买现成舰艇和通过转让方式引进技术进行仿造，就成为中国海军建设之初的当务之急和主要途径。

新中国成立前夕，组织渡海解放海南岛、台湾等战役是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军事目标。在苏联访问期间，刘少奇把有关舟山、台湾、金门、海南岛作战的材料都转到莫斯科，并于1950年1月11日致电：根据粟裕报告，如果没有空军的协助以及若干必要的海军协助，要进行渡海的两栖作战是不可能的，近日海南岛及金门的报告也证明了这一点。刘少奇提出的建议是，对这些战役都不能性急，要有相当长时间的准备。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和拟订将第一笔从苏联得到的贷款(12亿卢布)主要用于购买飞机和军舰，其中大约一半(6亿卢布)用来购买海军舰艇和装备。在此基础上，海军领导机关即根据中央军委总的国防建设意图，制订了海军建设三年计划，准备向苏联购买和在国内制造战斗舰艇205艘(55 300吨)、各种飞机420架，以及36个海岸炮连等装备。

这里说一下海军建设方针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曾有一些分歧意见。在苏联顾问的协助下，1950年8月海军拟订了三年(后改为五年)建设计划，并确定海军兵种发展建设方针是以海军航空兵、潜水艇、鱼雷快艇为重点。1952年7月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后，认为海军的“空、潜、快”建设方针应改为以“潜、快”为重点，先艇后舰。认为中国海岸线很长，帝国主义入侵主要来自海上，所有空军都应熟悉海上空中作战，否则将犯大错误。因此，海军只拥有海军作战必要的航空兵就可以了，不宜作为重点，应以潜艇、快艇为重点。但海军党委在1956年6月9日至19日的第一届党代表大会上，仍提出以“空、潜、快”为建设方针。直到1959年6月15日至7月22日海军党委第一届六次全会，才同意了的建议方针。被罢官后，上台，仍然继续执行海军以潜艇、快艇为重点的建设方针。

由于朝鲜战争爆发，为了把有限的愤金用于朝鲜战场，支援志愿军出国作战，中国决定把贷款主要用于购买空军的飞机，从而减少了海军订货。至于海军所需的舰艇，则寄希望干由苏联提供技术，中国自己建造。1950年10月8日，以中央政府名义写信给斯大林，除提出195i年所需供应的舰艇、飞机、武器装备、雷达通信设备、航海仪器、工程器材以及后勤所需各种车辆，扩大苏联顾问与教官数量等问题外，重点是要求苏联提供建造海军舰艇的器材、部件和技术。

美国第七舰队陈兵台湾海峡后，的战役被迫推迟，但同时海岸防御任务也加重了。为此，于1950年10月28日致电斯大林：鉴于目前中国军事形势的发展，我们急需苏联提供下列海军武器装备：鱼雷快艇、漂雷、装甲舰、猎潜艇、扫雷器材、海军岸炮和鱼雷歼击机。提议派海军司令肖劲光、参谋长罗舜初、后勤部副部长秦亦津和苏联顾问库兹明一起乘飞机赴莫斯科，以便就购买上述武器装备问题及中国海军未来建设问题同苏联海军部门进行谈判。斯大林回电同意后，肖、罗等人于11月赴苏谈判。然而会谈并不顺利，11月28日致电肖劲光、罗舜初说：“为了更快地与苏方商定我海军建设计划，同意你们再直接与布尔加宁一谈。”还指出，“如果三年计划一时不易谈定，最好只谈明年度最少限度的并只能车运的海军设备”。关于这次谈判的结果，以及中国拟订购买的海军装备清单，目前尚无详细资料。不过，从的电文可以看出，海军建设的整体计划恐怕没有谈妥，而苏联能够提供的海军装备只能是通过陆路运输的小型舰船及器材。这大概主要是担心刺激美国的神经，因为水面舰艇从海参崴到旅顺港，再从旅顺到青岛(中国海军主要基地)，虽然海路畅通，但无法避开美军的侦察监视。实际上，中国海军首批购买的只是一些小型舰艇。1950年8月，中国购买的第一批6艘鱼雷快艇抵达青岛。1951年又进口了36艘，共42艘，组建了4个鱼雷艇大队。

当然，由于资金紧张，中国海军当时也无力购买大型舰艇，即使肖劲光最初确定的少量装备，中国都无法一下子接受。1951年3月27日，告诉斯大林，因朝鲜战争的发展，中国订购军用物资的总价值已经超过了军事贷款额，所以，军事贷款只能完全用于购买必需的军用物资，而对于超过军事贷款的部分，将用外贸的方法弥补开支。为此，特别提出，肖劲光与苏联海军部所确定的向中国海军提供必需设备的计划，从1951年起开始分三年完成。开列的1951年供货清单中，只有鱼雷快艇12艘及其所需的弹药和设备，部分岸炮和舰炮，飞行技校用的飞机，声纳员练习所需教学设备和教学仪器等。从事后看，肖劲光，罗舜初同布尔加宁进行商谈的结果，大概包括1951年买到的36艘鱼雷快艇和63个海岸炮兵连火炮252门，以及派275人到旅顺苏联海军基地学习掌握潜水艇等。

1951年年中，朝鲜战场进入僵持局面，战线胶着在三八线附近。志愿军后方线延长，特别是东西两边狭长的海岸线需要加强防卫。斯大林两次致电，建议中国加强海防，提出苏联可以向中国提供海军装备援助。于1952年3月28日给斯大林回电说：“为了加强中国的海岸防御，我们完全同意您在1951年12月22日和1952年1月28日的电报中所作的指示。根据这两份电报所提出的计划，我们进行了初步计算并得出结论，需要向苏联订货的总额约为18亿卢布。为了完成中国海军人员训练计划，上述订货必须在1955年底以前全部到位”，并表示中国政府在这3年内无力偿还这笔外汇，希望苏联给予贷款援助。这次提出的订单包括舰艇227艘(613万吨)，18个飞行团的飞机，82个海岸炮兵连的火炮等。4月9日斯大林回电，同意关于岸炮、护卫舰及其他海军武器和物资的订货，但提出交货期必须延长2～3年，1955年年底前全部交货是不可能的。斯大林同意中国海军派代表前往莫斯科商谈。

4月24日，肖劲光、罗舜初再次抵达莫斯科，双方代表举行了会谈。肖劲光从海军建设的战略方针、五年建设计划的主要内容，谈到当年的订货和今后几年内需要购置的武器装备和希望得到的转让技术，非常坦率。谈判中，苏联减少和延长了部分订货，最后达成的协议是，苏联1952～1957年向中国提供舰艇255艘(驱逐舰8艘，中型潜艇12艘，小型潜艇8艘，教学潜艇1艘，鱼雷快艇120艘，基地扫雷艇12艘，猎潜艇24艘，江河扫雷艇30艘，海洋巡逻艇40艘)、18个飞行团的飞机、50个海岸炮连的火炮。但在付款问题上双方仍然僵持不下，苏联方面坚持要外贸现汇，中国因抗美援朝战争仍在进行，无力拿出这笔钱，要求以贷款形式供货，苏联坚决不同意。结果是协议搁浅，肖劲光、罗舜初空手回国。同年9月，罗舜初再次赴莫斯科，督促苏联海军部尽快落实1952年和1953年的订货。苏联答应尽快解决1952年的订货，而对中国所需要的建造各种舰艇的蓝图，表示当年只能转让一部分。至于1953年的订货，需待1952年订货解决以后再考虑，并且要等到研究中国的五年海军建设计划时一并解决。

板门店谈判久拖不决，1953年初有情报说，美军可能在安东至平壤一线的朝鲜西海岸地区实施登陆战役。为加强海岸防御，1953年1月7日致斯大林电提出，中国准备派出海军志愿军，并请苏联政府在1953年2月根据1952年海军器材申请单提供相关武器。1953-年1月27日斯大林答复，已经下达指示，于第一季度向中国提供的海军装备有：10艘鱼雷艇、83架飞机(其中图2型轰炸机32架，拉-11型歼击机35架)、26门37毫米火炮和8门130毫米火炮，以及适用于这些火炮的弹药。鱼雷、水雷、空投炸弹及其他军需品均按中方电报拨给。

尽管数量比要求的少一些，但这是苏联第一次大批量向中国海军提供武器装备。由于到货时朝鲜战争已经结束，这批装备后来大都用于国内海防了。1954年5～6月视察山东海岸防务时，青岛基地已有的63个海岸炮连，就是苏联提供的装备，其中绝大多数是美国的76.2毫米高平两用海岸炮，部分是苏联造的45毫米火炮，只有极少数苏制130毫米海岸炮。76.2毫米海岸炮是二战期间美国给苏联的租借物资，战后双方多次谈判偿还问题，但苏联一直拖欠未还，这时去Ⅱ把其中相当一部分装备卖给了中国。由此可见，苏联在军事合作中是很有商业头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