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官方对中苏关系恶化的看法

苏联解体以后，1995年夏天，邓小平同志的女儿毛毛找我，说：“现在原苏联的档案馆对外开放了，能不能去莫斯科各档案馆查找老爷子(小平同志)20年代留学时期的资料?”我欣然答应。在俄罗斯原驻华大使罗高寿的协助下，我顺利地完成了毛毛的托付。

访问莫斯科期间，我多次拜访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苏联派驻中国政府的经济总顾问阿尔希波夫，请他回顾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中期中苏关系演变的过程。当时我准备了不少问题，还带了一部微型录音机。阿尔希波夫说，你不用录音了。接着他从保险箱里拿出三份文件，一份是关于苏中冲突的原因和过程的文件，一份是苏中冲突大事记，一份是他撰写的回忆录。他对我说，内部文件他从来不带回家。而这三份文件，前两份是在他主持下起草的，后一份是他自己写的。然后，他谈了这三份文件的由来。80年代末，受当时苏共主要领导人的委托，他召集苏联的一些中国问题专家，研究了苏联和中国关系恶化的原因和过程，并对计划中的苏中高层会谈涉及到过去的冲突如何表态提出建议。

我得到这三份文件后，立即和同去俄罗斯查档的赵仲元、邢书钢把文件译成中文。回国后，我把这三份文件的译文送给曾庆红同志，并附信说明这些文件是苏联派驻中国政府的经济总顾问阿尔希波夫交给我的。我在信中写道：“如果你认为有必要，请呈送泽民同志过目。”第二天一早，曾庆红同志给我打电话，说：“泽民同志就在旁边，他问这几份文件有没有俄文的?”我回答说：“有俄文的，我马上通过机要给你送去。”庆红同志又问道：“阿尔希波夫同志把这几份文件给你，是不是因为毛毛的缘故?”我回答说： “可能不是，阿老在中国工作的时候毛毛太小，可能不认识。”最后，庆红同志说：“泽民同志说，有什么问题，再找你面谈。”我说：“工作忙，我也没有更多的情况汇报，就不打搅了。”后来，听说指示国内的科研机构研究中苏关系恶化的缘由。根据的指示，中国社会科学院有关研究所主持召开了专题座谈会，对中苏关系破裂的原因、对20世纪60年代中苏大论战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2007年，我根据阿尔希波夫给我的回忆录，撰写了《听阿尔希波夫谈中苏关系》，刊登在《百年潮》杂志当年第11期上。现在，我再将阿尔希波夫送我的《苏中冲突的原因和过程(1958―1985)》中文译文发表出来，为研究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苏关系提供参考。

苏联与中国之间的关系是整个国际形势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它在许多方面决定着世界舞台上力量的总的配置和对比。苏联与中国在政治上互相作用的性质、内容和形式，是由国内政治、社会经济以及对外政策的诸多因素的复杂机制所决定的。

50年代前期，苏中两国观点、估价和内外政策的一致，以及它们在基本国际问题上的立场相吻合，首先是因为两国的经济过程与政治制度、经济管理形式和方法及其社会政治生活相同。中国革命胜利以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在许多方面采取了苏联管理制度的因素及其解决社会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的方法与实践，这是符合规律的。尽管苏中两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两国政治制度和文化各有特点，但它们对待建设社会主义的政策和实践问题的态度相同，就成了决定它们之间在国际领域内合作的基本和起主导作用的因素。

当时社会主义阵营同西方在政治上尖锐对抗，以及苏中在反帝反殖斗争中利益的一致，也促进两国加强在世界舞台上的合作与联盟。两国在对美关系上大体处于相同的境地。中国由于在经济和军事方面还很弱，在国际上被孤立，受到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与日本的经济封锁和政治抵制，而得到苏联的全面援助和支持，所以在50年代前期，中国实际上是在沿着苏联对外政策的轨迹走。毫无疑问，1950年签订的《苏中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在国际方面和对于两国的合作都具有重大意义。

所有这些因素都决定，两国间虽然存在某些复杂化的因素，首先是双方政治和经济往来上的明显的不平等现象(即“老大哥和小兄弟”的关系、苏联在中国的“特殊利益”地区、卢布对人民币兑换率偏高、向中国派遣低水平的专家、关于合营公司的冲突、对中国各级领导人态度傲慢和人身欺侮、吵闹、施加压力等等)，但两国关系总的来说是在全面合作、互利互助的健康基础上发展的。应当指出，约・维・斯大林逝世后苏联新领导采取了一系列步骤来消除在此前时期积累下来的不平等和令人气愤的因素，从而进一步加强了苏中合作。苏中间的军事政治联盟与经济合作，成了当时正在形成中的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和社会主义国家大家庭的核心与骨干。

50年代后期，情况开始发生变化。

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苏中两国间在许多对内对外政策上产生分歧和进行论战，这无疑是由一些客观因素促成的，但这些客观因素又多次为某些主观因素所加强。其中，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一些领导人的性格和特点所加强。

苏中两国间所以会出现种种分歧，分歧产生的土壤并随之造成冲突的客观上最重要的经济因素和政治因素，可以归纳为下述各点：

1　两国的过去历史、革命斗争性质和形式、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社会主义建设所处阶段不同，以及由此产生的经济发展方法和形式、国家和社会生活的组织形式与领导方法，均有不同；与上述有关，两国对这些或那些政治方针和措施的评价标准、领导干部的文化特点和民族性格，也都有差异。

在苏联，已经基本上实现了工业化，建立起强大的重工业，构成整个国民经济综合体的基础，建成现代化国防工业，基本上消除了卫国战争的后果。在此基础上，于50年代后期，苏联提出了加速提高人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的任务。其办法是：将重心由发展重工业转到发展消费资料生产，同时相对降低国民收入中用于积累的部分，通过下放经济管理权来广泛开发利用地方上的资源。在我国(指苏联――编者注)的实践和宣传工作中，把重点放在利用经济刺激和物质利益原则等；采取措施来谴责个人迷信和克服其后果；社会生活民主化的初步趋势得到发展。总的来说，苏联在内政方面开始由“斯大林主义”向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新的管理形式转变。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50年代末的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发展趋势正好相反。国内虽然在现代工业尤其是军事工业的创建方面有巨大进展，但它实际上尚处于过渡时期的最初阶段；经济为多种成分；中国实际上只是着手实施广泛的工业化纲领，着重于发展重工业和能源的基础部分。这就要求通过抑制消费和从轻工业挤出资金投入重工业，来提高国民收入中的积累份额，要求加强对现有资源和整个经济的集中管理，以及集中国内政治权力(对个人迷信倾向的加强是一种表现)。在实际工作与宣传上，强调节约消费、提高劳动热情，强调主要靠精神、政治手段刺激劳动，批判物质利益原则，强调靠传统工艺技术

和劳动组织方法来跃进式地发展经济。其极端表现就是成立和实行“”的方针。

总的来说，对于50年代末中国的国内政策来讲，有代表性的，仍然是苏联20年代、40年代和50年代初期在某种程度上所固有的那些原则、方法、形式与方针。在这种条件下，在苏联所推行的措施，首先是谴责个人迷信，在中国被看成是对中共领导和中国政府的内政方针的破坏和问接批评。同时，中共领导上推行的在国内加强权力集中和对个人迷信的方针，看来被苏共领导视为公开或隐蔽对抗苏联消除个人迷信及其后果的路线。

由于苏联国民经济开始滑坡，发展速度下降，七年计划有完不成的危险，苏中之问的上述分歧更为加剧。在这种情况下，苏联一些单位因必须完成同中国签订的合同义务而出现十分复杂的情况。加之，由于中国开始搞“”，中方则提出提前供应复杂技术设备、签订新的协议，尤其是国防工业部门的协议等问题。当然，在此应当看到，中方一直是按期支付苏方全部供货的款项，甚至连购进大型工业企业的成套设备也未动用贷款。

2　关于苏中关系复杂化的对外政策因素，首先是苏中两国所处国际地位有很大区别，以及由此而产生双方优先考虑的对外政策重点有很大不同，无疑也起了巨大作用。这首先表现在：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苏联采取了坚定步骤停止同西方首先是同美国之间的“冷战”，并推行了彻底贯彻和平共处的方针。结果，苏联同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关系发生了重大的积极进展，东西方的紧张局势趋向缓和，出现了就禁止试验原子弹和不扩散核武器、放松贸易限制、扩大科技交流等问题达成协议的前景。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中国同美国的关系保持着高度的紧张，其根源是美国人对中国继续施加军事政治压力与威胁，他们的集团，对中国实行军事和经济封锁，进行武装挑衅，美国拒绝在政治上和外交上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反对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权利。

两个社会主义国家问这种客观情况的不同，则表现为双方领导在国际局势的估计上，在其对外政策策略、军事政治措施和对各国的政策上，在其对外宣传的反帝尖锐程度上都出现了重大分歧。与苏联不同，中国领导人在对外政策领域中继续坚持同美国尖锐对抗和径直反美立场。双方因对于国际关系和对外政策的估计、态度上的不同(所造成的裂痕)，由于苏联对外政策转向西方、缓和了同美国的军事政治紧张关系，在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更加深了。当时的中国领导将这视为苏联背离了共同商定的对外政策路线，视为向美帝“投降”、“妥协”，视为“现代修正主义”。

总之，截至50年代末，苏中关系总的情况是：苏联已经开始改变其对内和对外方针，而中国则因客观条件与原因仍在继续沿着先前的方向走，因而两个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也就产生了利益、目的、对外政策方针和行动上的区别、矛盾、对立与冲突。

苏共历届代表大会和苏共中央历届全会的决议、苏共中央的信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文件，都对50年代末和60年代对于中共和中国领导实际奉行的特殊方针及其在中国对内对外政策中的错误和歪曲做出了原则性的评价。这些评价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有效，何况上述指出的错误和歪曲中许多(诸如“”、成立的方针、对的个人迷信、“”及其过火行为等)也都受到中国新领导的谴责。实际生活已经证明，苏共在就防止火箭核战争、巩固和平共处和国际安全、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同西方发展经济联系、争取限制军备竞赛和裁减军备尤其是签订关于不扩散和禁止试验核武器、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等问题进行争论中所持的立场，就其实质来说是完全正确的。

应当强调指出，苏联和中国的经济情况、社会情况以及两国在国际上所处的地位的不同，甚至双方对于一些国内国际政策的看法不同，也只是为出现分歧提供了可能性，但绝不意味着两个社会主义国家之间注定地必要发生尖锐的政治冲突。

业已产生的分歧以及由此而来的争论与冲突，是不能用外交上、宣传上、经济上和军事上施加压力的方法予以解决的。看来，只能借助于政治手段“逐步化解”，在实际考虑当时中国的利益与立场的基础上消除或者最大限度地缓和矛盾的尖锐程度，通过内部的同志式的讨论、经常地甚至是个人之间不断进行接触与协商的形式，耐心地解释我们的基本立场和路线的正确性。

如果当时存在一种机制和做法能够经常进行平等协商、协调在国际领域的政策，尤其能够事先通报情况和协调双方拟定采取的这一或另一对外政策行动，苏中之间的冲突本来是可以防止的，或者说至少是可以缓和的。

苏共和中共、苏联和中国之间所产生的尖锐分歧，要求我们双方，尤其要求我方(考虑到中国作为我们的伙伴和同盟者的分量)，要表现出更大的沉着和耐心、更大的谨慎、更大的灵活和更大的分寸与委婉，在提出和解决有争议的问题时甚至更大的让步，在高层次内部会谈时更多的耐心解释，更多地考虑中国的特殊利益，不容许诉诸于其他各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组织它们对中国领导施加集体压力，尤其不容许为此而利用诸如收缩经济合作，采取宣传手段和军事手段施加压力。然而，实际上一切都沿着相反的、恶劣的道路走下去了。

苏联领导(尼・谢・赫鲁晓夫)从根深蒂固的简单化的认识出发，认为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应自动地支持苏联的任何对外政策倡议与行动，没有打算在对外政策领域同中国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此种平等的经常的协商和协调行动。

50年代后期，我们方面对于中共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犯了不少策略性错误和失误。这首先表现为在同中国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上，我们的出发点总是认为苏联在一切方面都是“领导”国家，而中国则是“被领导”国家。在此，我们显然没有足够估计，中国是一个大国，领导中国的是一个到1960年为止已拥有数千万党员的中国共产党，它有着40年领导革命运动的丰富经验，包括30年的武装斗争，有着强大的理论队伍，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取得革命的胜利，而且在组织上和理论上都很强大。

形式上，我们承认所有党都是平等的、具有同等的权利，但我们却把中共同其他小得多的、政治上不够成熟的一些共产党和工人党置于同一行列。而忽视中共理应受到苏共领导特殊关照的权利，并且，对于有必要同中共领导经常进行平等协商和协调政策估计不足。

对于中国国内外政策的特点主观上不理解或者理解得不对，加上在处理各种问题时对于出现不同意见和多元考虑的可能性认识不足，而这又由于尼・谢・赫鲁晓夫个人傲慢和不能自制而变本加厉，于是感情用事，大发雷霆，结果主次颠倒，把同中国领导取得彼此谅解、保持友好联系，保持苏中两国人民之间的合作与友谊，在两个社会主义大国间保持协作与同盟放到了第二位。

苏共和中共关系上具有腐蚀性甚至毁灭性的因素，就是由来已久的在政治上对中共领导的不信任。此种不信任也扩大到国家关系上，无疑中方对于此种不信任是经常感受到的。作为“回报”，中方对于苏联领导的不信任与疑心也就逐渐积累和发展起来，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情绪加剧。

如果说是谁“主动”展开公开论战，并把分歧扩大到国际论坛和报刊上，那么在这方面采取决定性步骤在较大的程度上是苏方，而且是因尼・谢・赫鲁晓夫个人所决定或坚持的。总的来说，苏共和中共领导间分歧的产生、加深和加剧，两国政府间冲突的发展规律，实际上与同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以及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冲突相同。

当时的苏联领导(尼・谢・赫鲁晓夫)总是竭力想“坚决反击”中国人的“特殊观点”与“分裂活动”，为此就先是对中国施加精神和政治压力，然后施加经济压力，以迫使中国领导人接受我们关于社会主义建设形式与途径、关于国内国际政策的观念和观点。最初是在个人会见时的谈话中这样做，然后在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论坛上这样做，随后又通过采取外交行动和通过报刊这样做，终于展开公开论战，并日趋尖锐。结果，冲突“公开化”，引起全世界各种政治势力的注意，认为是两个“共产主义巨人”之间的关系“破裂”。

西方各国的大众传媒工具和外交界出于挑拨目的，都竭力渲染夸大苏中“分歧”与“分裂”，总是在苏中两国之间“发现”越来越多的“矛盾”，卖力地使用政治造谣手段来加深两国间的不信任，并加剧它们的矛盾。毫无疑问，西方情报部门不会不积极参与此事。

在加剧苏共、中共两党问和苏联、中国两国间的分歧、矛盾和政治斗争方面，苏联外事机构和苏驻华使馆的工作人员，以及按照相应方针工作的学者和评论家也都起了不小的作用，因为他们向领导提供了带有偏见的材料，激化论战，甚至在没有分歧之处也找出分歧，神经过敏地强调、突出和夸张个别的事实与现象，将中共“革出教门”，“开除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社会主义，宣布中国的政治制度为“小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制度，进而甚至宣布为“军事官僚”。这些都使局势不断恶化，在两国关系上制造严重芥蒂，为争论和政治斗争之“火”添加激情之“油”，过度激化了冲动。由于双方领导人都感情用事和自命不凡，以及他们周围的野心家们的卖力相助，发生冲突的问题和过程简直犹如雪崩似的向前发展。

结果，论战很快就扩展到苏中两国间的政治关系然后是经济关系及其他领域，发展成为日趋尖锐的政治斗争，而且使用宣传、外交、经济和其他种种手段，以至包括使用军事措施，从而终于导致在边境上发生武装冲突。

意识形态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上，基本上也是出于苏方主动。在此，我们从一开始就明显失算：过高估计了苏联对中国施加影响的可能性，而低估了中方抗拒对其施加压力的能力。

客观地讲，应当指出，在最初阶段，中共和中国领导表现了相当大的克制，但随后则进行抵抗，其规模越来越大，越来越尖锐，越来越愤恨。这场逐渐尖锐化的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的逻辑，使用宣传和外交手段业已无效和毫无结果，则促使采用越来越“强大的杠杆”如经济贸易的、国际政治的、进一步是军事的杠杆，来对中国施加压力。这些步骤越来越扩大了意识形态斗争和政治斗争的阵线。被日趋积极卷入这场斗争的不仅有其他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而且也有被迫对冲突双方采取这种或那种立场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尖锐的斗争扩大到了中国同华沙条约组织和经互会成员国的关系上，并且扩及世界政治领域。

我们认为，1958年至1985年苏中两国关系的发展过程，可以划分为两个有质的区别的主要阶段：第一阶段从1958年至1966―1969年；第二阶段为1969年以后。

在第一阶段上，即中国“”和珍宝岛武装边境冲突以前，苏方立场是进攻性的。在这个阶段上，它的基本目的是施展宣传、外交、经济、军事手段和施加其他影响迫使中国领导改变其在国内国外政策上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方针相抵触的立场、观点和路线，迫使中共回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方针和立场上，迫使中国政府在国际问题上回到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相同的立场上。

至于说中方，在第一阶段(“”以前)，它的立场和行动基本上带有防御性，抗拒对它施加的政治、意识形态、外交和经济压力。而且正是中国由于这场冲突遭受了最大的损失，因为它在受到资本主义各国的国际政治孤立与经济封锁的情况下，失去了苏联的政治支持、经济和军事援助，在其经济发展中受到重大损失。

为此，中方动用其在国内和国外一切相当强大的手段，把苏联的路线描绘成是敌视中国的路线、威胁中国独立自主、有利于帝国主义的路线，说成是“俄国沙皇政策的继续”等等。

在中国“”时期，苏中关系实际上已经瘫痪。1969年边境武装冲突事件是苏中关系历史上危机点、转折点，也是其第二阶段的开始。在这些武装冲突事件之后，我方对于中国施加影响的一套措施都无济于事了。1969年后，苏联对于中国采取的立场和路线，基本上已失去了积极的进攻性质。苏联外交在苏中冲突问题上日益转向消极的防御立场，或者是声称愿意同中国和解，但它做得有头无尾、不彻底、不坚决、不考虑中国实际情况和利益，提出中方不能接受的种种建议，其目的基本上是“揭露北京”，未能使苏中关系有重大好转。相反，中方在1969年以后则采取积极进攻的敌视苏联的立场，越来越扩展反苏运动的规模。

在苏中冲突发展的上述两个主要阶段的范围内，可以分为几个具体时期，兼及我方采取的相应行动：

1　1958--1960年：苏共和中共两党领导间在对内对外政策问题上产生分歧和矛盾，开始出现严重分歧的时期；

2　1961―1964年：就战争与和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战略与策略问题开始公开论战，苏方采取进一步措施缩小苏中两国间的经济和科技合作与贸易的时期；

3　1964―1969年：由于中国的“”和苏中边境上的武装冲突发生后，苏方采取模棱两可的不彻底的步骤来制止苏中关系的进一步激化和重新紧张起来的时期；

4　1969--1982年：苏中关系有某种缓和，随后又陷于普遍停滞的时期；

5　1982--1985年：我方开始实际寻求同中国关系正常化的途径时期；

6　1985年至今(指文件起草时――编者注)：苏联在一切领域使苏中关系正常化和发展方面开展积极的“和平攻势”，并在这方面取得很大的积极进展。

关于苏中冲突的各发展阶段上的事件，另附较详细的材料。

总的来说，1969年至1970年时期，在对与中国的关系上，以最大规模和最尖锐形式，体现了早在50年代我国对于各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很大

程度所具有的那种霸权主义和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共产党的倾向。

苏中两国间的冲突并不是注定不可避免的。相反，中共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改变其对外方针政策、转上新的(类似于当前的)立场，则是不可避免的。然而，这只能是中国本身内部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以及中国周围的国际形势发生变化，中国领导人根据其切身经验逐渐认识到必须转而采取新方针的结果。企图用强力从外部影响中国领导，更何况是用根本不恰当的方式方法，正如现实生活所表明的那样，只能给这一进程增加困难，加大中共领导和中国政府对于接受时代要求的抗拒。

即使苏联在同中国争论的重大问题上的方针和立场实质上是正确的，但是实践已经证明，我方用于影响中共和中国领导的政策所使用的方式方法，其本身就背离了各党之间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健康的同志式关系的准则，因而是明显无效的，甚至是起反作用的。采取此种方法，结果是违背了苏联的利益。它们不仅没有解决问题，反而造成苏中两国关系上不能容许的冲突局面的尖锐化，从而不仅给中国，而且与其说是给中国不如说是首先给苏联本身，给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了巨大损失，其中包括经济损失，并且引起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事实上的分裂。

苏联在对中国的政策上的失算和错误，导致伟大卫国战争后我国对外政策的最大的主要的失败，即同苏联的主要盟国、同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中国发生了冲突。这给我国带来了最沉重的经济和政治后果。这场冲突的结果，最大的赢家是美国、西欧和日本。苏联前领导在对中国的关系上的失算和错误，其结果使苏联失去了中国这个最重要的战略同盟国，而美国以及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则因同中国接近获取了巨大的政治和经济优势。

截至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我方态度的消极、防御性和不连贯性，随着我国经济停滞不前和危机的增长与中国经济和军事潜力的加强及其国际威望的提高、它的对外政治联系首先同美国、日本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联系扩大，表现得越来越明显。80年代初，苏联本身在对外政策上陷于大范围孤立的前景已经显示出来了。到这个时期，实际上已经很清楚，苏联领导在苏中冲突第一阶段上提出的目标，不仅不实际，而且我们自1960年起对中国所奉行的方针整个是错误的。

为了使得苏中关系完全正常化，为了恢复苏共和中共之间的友好关系，必须彻底抛弃直至现在仍使我们两国的关系步履艰难的那个沉重的芥蒂和包袱。重要的是，目前正在发展中的恢复与改善苏中关系的过程，不要局限于表面上的正常化，而是使其带有不可逆转的性质，变为苏中两国全面平等的政治合作、亚洲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一体化的过程。

目前，中国领导人声称，不宜回过头去讨论过去构成争论和冲突的那些问题。

如果今后中国方面还提出或者以某种形式涉及这些问题，看来，不必陷于论战，可以表示不要再陷入过去的争论，非搞清“谁先开始的”、“谁过错最大”等等。应当强调指出，必须向前看，向未来看，致力于使苏中两国、苏中两国人民间的合作关系正常化并得到发展。

同时，如果有必要的话，可以一般地表示要划清我们与过去错误行动的界限，指出它们是过去苏联领导人作出错误决定的结果；表明我们对于60年代至70年代我们同中国的关系中所发生的事情表示遗憾，我们现在不想再回忆那时的事件。

或许还可以表示：有必要今后成立包括苏中双方有权威的历史学专家的工作小组，委托他们深入、客观地研究1958年至1982年时期的苏中关系，并对上述时期内的事件和双方行动共同作出协商一致的相互均可接受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