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奇中的特工武器

由一则新闻说开去

前些日子，在台湾报纸上看到一则新闻，说的是“精美小巧，抗战时期敌后情报人员使用的‘情报钢笔手枪’，昨天被一名退休马将军遗孀张老太太在整理将军身后遗物时发现。这名已故将军抗战时从事敌后情报作业多年，他和妻子已经两度报缴枪弹，这次将军的遗物意外现身后，将军夫人也拿出来报缴。由于他们已经第三次报缴枪弹，工作人员问起家里是否可能还有没发现的其它枪支，张老太太连说：‘不可能，不可能，应该没有了’。已经80岁高龄的张老太太回想这把枪时红了眼眶，脸上显露思念先生之情。老太太说，先生曾经自己报缴一把手枪，随后政府又配发给一把步枪，当先生过世后，步枪曾用来打猎，不久因儿子要出国念书，认为枪支放家中并不好，便将枪支报缴。这几天张老太太在整理马将军留在床底下的一只大木箱时，想起先生昔日同僚曾告诉儿子，马将军生前曾有一把钢笔手枪随身。经翻查，果然在一个印有‘勤俭建军，节俭储蓄’的信封袋内，找到一把钢笔手枪与48发子弹。”

这则新闻引起了笔者的兴趣，钢笔手枪，是一种我们经常可以在诸如007一类间谍小说中见到的武器。在今天北京的军事博物馆中，我们依然可以看到展出的钢笔手枪，这些武器大多是解放后从特工人员手中缴获来的。

不过也许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最初这种武器并不是为间谍设计的。最早的钢笔式手枪出现于19世纪，是俄罗斯制造的一种前膛枪，颇为笨重，钢笔手枪变得轻巧是装填无烟发射药的现代子弹出现后的事情，它的口径和体积都因此大大缩小。20世纪前期，钢笔手枪常常被一些大人物作为防身武器，属于武器与艺术品的结合，更像是一种收藏品。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各国特工机关纷纷看中这种武器的隐蔽性，于是大量的钢笔手枪被生产出来，并提供给特工人员使用。

这中间生产量最大的是英国的哈顿式“毒针”钢笔枪，这是英国谍报部门M19的高级技术军官哈顿少校发明的秘密武器之一，这种貌似钢笔的武器只有一颗涂有剧毒的针状子弹，采用压缩空气发射。美国方面也不甘落后，1942年6月13日，在美国正式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仅仅6个月，在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下建立了针对国外的情报机构战略情报局(OSS)，即今天中央情报局的前身。这个部门由绰号“野牛比尔”的威廉・多诺万上校领导，在二战的情报活动中十分活跃，不但和政府联手建立中美合作所等谍报合作机构，也曾经派遣杜伦上尉等到延安和冀中与共产党取得联系，寻求合作可能。OSS的研究发展部发明了大量用于特工战的秘密武器，包括无声手枪，火柴盒相机，自杀药物，致幻剂，用蝙蝠携带的微型燃烧弹等，也曾研制多种型号的钢笔手枪供前线特工使用。

二战曾因在希腊和巴尔干地区的传奇活动而闻名的美国战略情报局特工哈里斯・丹德拉凯斯在他的著作《间谍是怎样炼成的》中描述，当时就活动在德国占领区的美国特工而言，最为青睐的随身武器是9毫米口径手枪，手榴弹和钢笔手枪。

我国的钢笔手枪最初来源于德国，现在已十分罕见，仅仅由北京和重庆警方各收藏一支。这两支德制钢笔手枪都是来自毛瑟厂，造型精美别致，配有华贵的装饰，更像一种礼品。我国从清末开始，就大量从德国毛瑟工厂进口武器装备，所以据推测，这些钢笔手枪或为当时德国厂商赠送的礼品。

前面说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战略情报局(OSS)曾与中国情报机构建立广泛的合作关系，并向中国提供过大量相关物资，也包括“蝎子”、“毒刺”、“超级毒刺”等钢笔手枪。这些武器除了在抗战中有所使用外，在解放战争和解放后，也广泛为特工所使用。这位马将军使用的钢笔手枪，如果象报道所说是抗日战争时期在敌后使用，很可能就是那个时代的遗物。由于“蝎子”和“毒刺”都是不能重新装填的一次性武器，这支带有48发备用子弹的钢笔手枪，很可能是一支“超级毒刺”钢笔枪。

钢笔手枪射程很短，一般在十米左右，威力不足。需要使用这种防身武器时特工往往已经处境艰难，大多来不及动用它，所以实战中钢笔手枪真正的战例反而不多。

错误的推测

从这篇新闻报道的内容，我试图推测出这位收藏钢笔手枪的将军到底是何人。

从报道中可以看出，这位将军姓马，属于系统，解放战争后逃到台湾。他的职位较高，曾在抗战中到敌后活动。同时，他应该与军统局或后来的保密局关系密切，因为当时OSS援助的特工器材均由军统接收，如果这位将军与军统局无关，很难在抗战中使用这批物资中的钢笔手枪。最后，他应该是在1973年去世。符合这样条件的人并不多。笔者一度几乎肯定地推测，此人是原忠义救国军总司令马志超。

马志超，陆军中将，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一期，他是军统局中罕见的黄埔一期生。1934年，因戴笠的军统局缺乏军事人才，经胡宗南推荐，在80师任团长的马志超进入军统，并被戴笠设法调动为西安市警察局局长，负责监视张杨等西北将领。

但是马毕竟出身于军旅，对特工属于外行。在西安期间，他将军统局明暗两套系统放在一起办公，结果西安事变发生时被一网打尽，以至于此后军统方面几乎无法得到当地情报。因此，马一度被追究责任关押，抗战开始后释放并回到军中任职。1943年，马被戴笠调到皖南敌后，担任特务武装“忠义救国军”总指挥。1948年6月调任南京国民政府第一交通警察总局副局长，指挥由“忠义救国军”改编的交警总队。后随败军退到台湾，1973年9月4日病逝于台北。

从上面的信息来看，马志超曾担任军统方面的职务，并在抗战期间到敌后活动，有条件获得钢笔手枪。同时其经历和卒年也与文章相符，所以我认为马志超很可能就是这篇新闻中提到的将领。

不过，这个推断也有漏洞，因为马志超的最终军衔为中将，而非少将。最终，根据和台湾友人的核实，证明我的这个推测是错误的，那位呈交钢笔手枪的，是将领马用之的夫人。

马用之，曾任军整编第66师少将参谋长，毕业于黄埔军校武汉分校，1944年奉命作为情报军官潜入敌后活动，为盟军在青岛等地的登陆作准备，这支钢笔手枪就是他在敌后活动时用于防身的。此后，马用之随退到台湾。由于马到敌后活动是配合盟军的作战，所以他的钢笔手枪是来自千配合行动的军统机关，还是美方情报部门赠送的，还不得而知。

手套手枪――从侯殿坤的秘密武器说起

曲波的《林海雪原》，作为一部脍炙人口的纪实文学作品，在我国读者中的魅力一直长盛不衰。至今，谈起智取威虎山等经典段落来，依然有很多人能津津乐道。不过，要是猛然问一句《林海雪原》里土匪中级别最高的是哪个?可能

很多读者就会迷茫了。

在这部小说中，土匪里面级别最高的，是被座山雕称作“侯专员”的滨绥图佳党务专员，军统特务侯殿坤。从名义上说，无论座山雕还是许大马棒，都是他手下的保安旅旅长。侯殿坤在整部小说中虽然穿针引线，却很少露面，真正到他图穷匕见的时候，小说已经到了尾声。但是，侯殿坤在最后一战中，却依靠军统特工的“独门暗器”击伤了剿匪小分队中的大将栾超家。这个大土匪兼老特务在绝境中的最后一搏，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栾超家绰号“猴子”，在少剑波的小分队中是最为机警灵活的人物。在最后的李鲤宫之战中，侯殿坤已经成了孤家寡人。这样优势的情况下，作为一个富有经验的老侦察员，栾超家怎么会伤在侯殿坤的手上呢?从小说的描写中我们可以看到，原来栾超家吃亏，第一在于轻敌，第二在于侯殿坤使用了秘密武器――无声手套手枪。

《林海雪原》的作者曲波亲自指挥过在牡丹江地区的剿匪作战，小说中的杨子荣、栾超家、座山雕、马希山等都是当时剿匪作战中双方的真实人物。小说中的战斗，虽然并非完全写实，却大多半提炼自当时真正的交锋。所以侯殿坤用手套上的特务手枪击伤栾超家这一情节，背后有着作者独具匠心的人物描写目的，其真实用意在于突出侯作为军统老特务的身份。作者曲波很可能在剿匪作战中对军统特工的装备和特点作过研究，否则不会想到让侯殿坤使用“无声手套手枪”。这是因为，这种特殊的特工武器，其来源颇有故事，非老牌的军统特工，很难有机会接触和得到这种武器。

有故事的手套手枪

所谓“无声手套手枪”并非国产，而是美国海军情报部研制的装备，在世界特工兵器发展史中也占有一席之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海军情报部人员往往需要到接近前线的地区或敌后活动，执行这类任务的特工人员经常会遇到各种危险，非常需要一种隐蔽而可靠的近距离自卫武器。“无声手套手枪”因此应运而生。

世界谍报技术权威凯茨・密尔顿在其作品《秘密战争》中曾描述过这种奇妙的特工武器：“无声手套手枪”没有枪柄，枪身由两根连接在一个金属扁盒上的柱状体组成，较长的一根为击发装置，较短的一根为枪管，金属扁盒内为压缩空气，造型有点儿像打火机。由于这种手枪凭借压缩空气发射弹丸，因此发射音很轻。它可以用螺丝附着在皮革手套的背面，一般有两种安装方式。

第一种，枪管与中指平行，击发装置与无名指平行。需要时可以平举手臂，以中指指向对方，用小指扣动扳机击发。第二种，枪管与小指平行，击发装置与无名指平行，射击时以小指指向对方，以中指扣动扳机击发。这两种射击方式都巧妙地借用了手臂担当枪托的作用，可谓匠心独运。但是，它的击发装置位置古怪，需要特定手指动作才能射击，不经训练很难使用。从小说中侯殿坤的动作来看，他显然受过这方面的训练。

之所以这种武器把击发装置设计得如此奇特，一个重要目的是当特工处在危险环境，比如被人用枪顶住的情况下，可寻机以手套接触对方身体，当较长的击发装置顶及对手身体时，就会击发射击，致敌于死地。持这种手枪的特工也可用同样方式实施暗杀行动。

不过，这种枪因为体积的原因，压缩空气只够发射一颗子弹，重新装填需要特种工具和气瓶。侯殿坤第二次向栾超家射击，应该是准备使用另一只手套上的手枪。

既然这种手枪是属于美国海军的产品，为何会落入军统特工手中呢?这就要从二战中美国情报机构与中国的合作说起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特工有着很出色的表现。美国在参战后，才忽然发现中国曾经警告和预测了珍珠港事件，但未引起美国军方的重视。基于这种原因，美国情报机构主动与中国联系，希望建立合作关系。

这中间最成功的，莫过于美国海军情报官员梅乐斯与中国军统局负责人戴笠之间的合作了。1942年5月，任海军中校的梅乐斯以美海军联络官身份来华，谋求美国海军与中国情报界的合作。戴笠嗅觉灵敏，立即从海军部长陈绍宽手中先行夺取招待梅乐斯的权利。梅乐斯并非职业情报人员出身，急需有经验的特工人员协助在华开展对日情报工作，戴笠掌握着庞大的军统局，却急需美国方面的资金、器材、技术支持，双方一拍即合。1943年4月15日，由戴笠担任主任，梅乐斯担任副主任的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正式成立，双方签订了协作合同，主要内容包括双方交换军事情报，允许美方派人在中国沿海布雷测量，双方共同在沿海和主要城市设立无线电台等情报设施，美方为中方提供武器、器材、经费，帮助军统局培训特务武装等。合同签订之后，双方合作顺利。梅乐斯不断通过军统方面获得重要的对日作战情报，而军统方面也在美国海军的资助下日益发展。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尽管江姐等革命烈士牺牲的白公馆、渣滓洞大屠杀也被笼统地称为“中美合作所大屠杀”，但实际上中美合作所早在1946年1月就已结束，当时江姐尚未被捕。这样称呼的最主要原因是这两座集中营所在地都属于中美合作所原址所在地。白公馆，渣滓洞等集中营与中美合作所没有隶属关系。中美特种技术所合作协议第一条是这样写的：“为中美两国共同对日作战，组织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简称中美所)，交换日军海陆空军事情报和搜集中国大陆气象情报，训练游击队，挺进日军后方，协助美军在中国沿海登陆作战，共同迅速歼灭日寇。”这是一个基本因对日作战而产生，随对日作战结束而结束的机构。

然而，中美合作所颇有恶名也自有原因――在中美合作所期间，美国方面训练了数万名武装特工和专业人员，并运进了数千吨各种物资，这些人员和器材，后来大多被方面使用于内战之中。因此，费正清曾说：“中美合作所的弊端在于，当1945年国共内战爆发时，它提供的美援全部用在了一边。这就在客观上意味着美国‘过早地’加入了反对共产党的活动。”而这些物资中，就包括这种特工用“无声手套手枪”。解放战争中，这种武器曾经被多次缴获，至今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中，还有一只被当作展品展出。

然而，这里面有个有趣的事情。中美的情报合作，早期虽然是美国海军方面捷足先登，但后期却是战略情报局占据重头。由于战略情报局局长“野牛”多诺万出身陆军，戴笠和梅乐斯最初对其十分抵触。但战略情报局的实力和影响，远不是海军方面，特别是梅乐斯这样的小人物所能抗衡。最终，梅乐斯被调回美国，据说还受到了军衔降级的处分。在这种情况下，海军系统研制的“无声手套手枪”只有中美合作所前期梅乐斯当政时可能运进中国，提供给军统特务使用。

曲波在《林海雪原》中让军统特务身份的侯殿坤使用这种武器，其实潜台词就是在说明，侯殿坤应该是早在中美合作所前期就已经加入军统的老牌特务，并且很可能受过梅乐斯时代的特工训练!

在文学作品中，对当时的特工武器会出现如此真实的描写，也反映了作者对于军事生活的熟悉，这是任何闭门造车都无法代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