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新闻教育出了什么问题

问题之一：今天的新闻教育比过去进步了吗

基本上所有的人都会说进步了，因为历史总是在前进。这话当然不错。不过，具体问题需要具体分析。新闻的历史并不长。而新闻教育的历史就更短。具体到中国的新闻教育来说，新中国建立之前的新闻教育大概可以忽略不计。我们可以把新中国成立以后到改革开放之前视为中国新闻教育的过去，而把改革开放至今的新闻教育看成是现在，以此坐标来比较新闻教育的变化。

和过去相比，我们今天的新闻教育硬件已经有了巨大的改变，我们有了网络，分门别类更加清晰了，我们的学生数量有了极大的增长，我们的教师学历越来越高，越来越多的大学开办了新闻系甚至新闻学院，我们有了更开放的舆论环境，我们有了更多的学术成果，这些在过去都是很难想象的。

但是，在做比较的时候，通常我们需要有一个恰当的角度，既符合新闻教育的现实，又要有历史的考虑。目前，最流行的一个方式就是看人才培养的效果，也就是说，新闻教育培养出了多少优秀的新闻人才。

从过去的情况看，那时有新闻系的大学不多，就那么几所，培养的人数有限，不过，从投入产出的比例来看，效率是很高的，很多毕业生都在后来走上了新闻单位的领导岗位。当然，我们不应该完全以领导论英雄，但是，这可以说是当时为数不多的判断方法之一。

有人会说，以那时毕业生的年纪来说，他们后来也到了当领导的时候。长江后浪推前浪，按照这种理由，今天的毕业生也会按时走到新闻机构的领导岗位。这话听上去有道理，可是，这里涉及到一个容易被忽视的问题，就是大学新闻系和社会的接近程度。

大学和社会的关系一直就是一种非常有说服力的关系，大学通常被视为独立精神的代表，但是，大学又不能脱离社会。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如今我们的大学常常有人很羡慕西方大学的象牙塔特色，反过来，西方大学却时常有人羡慕我们大学的轰动效应。

就新闻教育而言，它几乎是一种很难远离社会的学科，从过去的新闻无学到如今的新闻通识化，新闻学始终是应用性极强的学科，虽然传播学给新闻学带来了很多理论色彩，但是，大学新闻专业和媒体的关系始终是最关键的因素，不仅仅是实习和就业，更重要的是，它们形成了教学和科研的循环关系。世界上仍然有一些国家没有把新闻教育放在大学，并且这些国家并非是贫困落后的国家。

尽管如今的大学新闻专业的学生越来越多，然而，如果仔细对比以往的新闻系和媒体的关系，就会发现，今天的大学新闻专业和媒体的关系比过去有所疏远，不仅仅是在大学生实习的环节上，还体现在大学新闻教育本身和媒体的链接程度上。

考察这种关系可以有几个指标。过去大学新闻教育常常被指责为纸上谈兵，也就是脱离实际，换句话说，就是在媒体要听领导的，而这一点和大学新闻系的教育是有脱节的。那么，今天在这一点上是否有进步呢?事实上，今天大学新闻专业的理论性更强了，这种理论性是一种纯理论性，不是时期的所谓理论挂帅。

新闻报道为什么不能有理论色彩?这是个不算新的话题，可能今天许多年轻记者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多年前，胡乔木曾经做过这种提倡，就是希望新闻能够具有一点理论色彩。这听上去好像是新闻记者学者化的翻版。中国的新闻报道是比较主题先行的。新闻报道的理论化是与新闻规律背道而驰的。

有一个研究观察了中国记者和英国记者的区别。有一个英国记者出身的学者告诉我，他们做了英国记者和中国记者的一个比较研究，发现中国记者的职业口号是很奇怪的，比如，中国喜欢号召记者做学者型记者，我记得当年艾丰就力挺这种提法。可是在英国记者看来，他们会认为如果你适合做学者，你就应该到大学去教书和做研究。

大学生实习当然也是一个指标。还有一个指标就是学生的就业方向，如今学传媒的学生数量是十分庞大的，这当然是一件好事，只是这么多的毕业生不可能都从事媒体工作，更不可能有这么多的新闻记者，所以，他们中间的很大一部分人会从事与信息相关的职业。

问题之二：我们的新闻教育需要有立场吗

这看上去是一个很奇怪的问题。过去大学的新闻教育通常是不讲究立场的，因为媒体的立场就是新闻教育的立场。这话听起来是不错的。不过，媒体的立场又来自哪里呢?

新闻教育固然需要好的教材，需要会讲课的老师，需要精彩的课堂效果，需要师生的互动，需要现代化的教学设备，需要优秀的学生。但是，除了这些条件以外，大学的新闻教育还需要立场，需要一种视野开阔的理念。为什么?

首先，没有立场的新闻教育常常会使学生随波逐流，缺乏国情意识。实际上，立场并不是依靠简单的说教来建立的。有一个例子是比较明显的，现在大学里的政治公共课对大学生树立国情意识并不是特别有效。普通的道德伦理课的效果也不是很好。这似乎是一个悖论，政治课没有有效地加强大学生的政治意识，道德伦理课没有有效地提高大学生的伦理意识。对于新闻系的学生就更是如此。

政治课与政治热情之间似乎存在着更复杂的关系。如今大学有一个怪现象：政治课越来越多，而很多学生反而越来越不关心政治。似乎政治只是政治家的事。这就好比我们设了很多的道德伦理课，可是许多学生却没有什么道德追求。可见政治和文学有类似之处：都不是仅仅靠学校的课程就能培养出来的。它需要和社会现实的接触。

其次，在目前新闻学如雨后春笋般多起来的时候，就更需要立场。实际上，现在立场这个词汇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被异化了，或者说被妖魔化了，好像一说到立场，就只有政治立场。为什么不能有学术立场和文化立场呢?在这里所谓立场也可以视为一种办学态度和学术主张。人云亦云的新闻教育是没有什么竞争力的。

再有，今天的新闻教育和过去的新闻教育的不同之处，有一点是非常明显的，就是媒体的丰富性给新闻教育带来了挑战，如果说我们跟着媒体跑，应该跟着什么样的媒体跑?特别是在网络时代，新媒体影响着旧媒体，媒体的立场也变得多样化了，这个时候就更需要大学的新闻教育有自己的立场和判断。

比如，我们会经常听到耸人听闻的教育忠告。我记得刚刚做老师的时候，听到的最有压力的说法就是，学生在大学里学的东西到毕业的时候差不多就过时了，这就意味着老师应该提供给他们超前至少五年的所谓知识。这种恐怖就好像是我做记者时听到的一个忠告，就是新闻记者出名要趁早，30多岁以后就没机会写出有影响的报道了。这种忠告会误人误己。

让我们再看看大学和媒体的关系。我上大学时，那是中国的大学地位很弱的时候。学新闻的学生到媒体以后的反应经常是抱怨，意思是大学学的东西没什么用，因为在媒体就是听领导的。后来，我到媒体做过编辑和记者。现在我在大学教课，大学的地位有一点提高，

我们可以反思，媒体都是对的吗?大学需要坚持什么?

问题之三：我们的新闻教育方法有什么问题

现在有一些说法，比如，新闻系毕业的学生有的连消息都不会写。这是比较极端的说法，其实现在大学生的写作水平已经整体滑坡，因为有电脑以后，学生似乎越来越少写作了。

事实上，这是全世界的问题，大学生的写作水平呈现整体下降的趋势。所以，今天很多大学新闻系都在加强写作的训练。比如，中国传媒大学电视系就给学生开了很多写作的小灶，加大了写作课的比例。特别是考虑到学电视的比学报刊的文笔可能差一点，因此，增加写作训练是正确的方向。不过，现在很多大学新闻系的写作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很难有的放矢，换句话说，在目前大学生实习机会越来越少的情况下，大学生的写作经常是一种纸上谈兵。

我曾经在加拿大多伦多一所大学的传媒学院看到他们的写作训练，完全是实战型的，学院自己办了报刊，老师带着学生开编前会，他们的传媒杂志是公开发行的，学生敢于对加拿大全国的传媒状况说三道四，主编都是学生。反观中国的新闻教育，我们的大学电台和电视台以及学校办的报刊都是局限于校园之内，如同企业报不能出企业的院墙。

我有时在想，如果郭玲春来写现在的地震报道会怎么样?郭玲春是新华社的优秀女记者，现在的很多年轻记者未必知道她。她曾经用散文化的笔法写消息，对传统的新华体报道有冲击，当时刚刚结束，她是我们新闻系学生的偶像，她的报道就是我们的范文。现在看她那时的报道就显得有唯美主义倾向，有一点形式主义。

新闻发现学能成立吗?多年前，武汉报人潘堂林就提出建立新闻发现学。因为他觉得现在的中国大学新闻系都没有这门课，而学新闻的学生到媒体工作后，通常缺乏对新闻的发现力。专业上叫第二落点。他们只会拿起会议请柬，发会议通稿。我个人认为，这不能全怪学生。新闻发现学在学术上是不成立的。它是中观问题，理论是宏观问题，写作是微观问题。

那么，有关清华新闻学子的传闻又说明了什么?“围脖”里，去年有人说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很多学生喜欢研究媒介的议程设置，这种喜好被一些传媒人所不屑。我也听到过一个传闻，说清华大学的一个学生到某中央主流大报实习，编辑说她写的稿子好像是给纽约时报写的。这看来是一种矛盾，因为清华大学的李希光教授被视为妖魔化概念的首创者，既然说西方新闻妖魔化中国，为何学他们?

还有一种说法，就是大学的新闻教育很难培养出专业记者，因为大学的新闻教育是综合教育，培养的是杂家，不是专家，是没有专业的专业。实际上，这也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全世界的大学新闻学院都在力图解决这个问题，有的是通过双学位的方式来对应这种挑战，还有的是在研究生层次来解决这种问题，就是从别的专业选择一些学生来补新闻的课。

当然，在中国我们也能够看到应试教育的弊端。例如，在中国传媒大学选拔和培养国际新闻传播后备人才时，就能在一定程度上看到应试教育的遗留影响，因为很少看到有热衷于国际关系和政治的学生，要知道他们是研究生，看来本科阶段的课外兴趣小组之类的探讨对他们好像没起多大作用。应试教育如同标准化生产，善于考试，不大鼓励兴趣。

今天看，大学的新闻教育可以说是一个社会的媒介素养培养的基础。在我们的大学新闻教育越来越快地扩大招生的时候，我们是培养精英记者还是更注重学生的整体媒介素养?目前，有的大学就提出培养高端新闻人才，什么是高端?明眼人知道就是指新闻管理人员。问题是，当大学生的就业越来越成为一个社会问题的时候，当大学新闻教育越来越多地融入了公共关系课程的时候，当社会的媒介素养越来越变成一个问题的时候，我们的大学新闻教育究竟应该扮演一个什么样的社会角色?或者更具体地说，我们的大学新闻教育在普及并且提高全社会媒介素养的过程中应该起到什么作用?我们的新闻教育出了什么问题

刘宏

问题之一：今天的新闻教育比过去进步了吗

基本上所有的人都会说进步了，因为历史总是在前进。这话当然不错。不过，具体问题需要具体分析。新闻的历史并不长。而新闻教育的历史就更短。具体到中国的新闻教育来说，新中国建立之前的新闻教育大概可以忽略不计。我们可以把新中国成立以后到改革开放之前视为中国新闻教育的过去，而把改革开放至今的新闻教育看成是现在，以此坐标来比较新闻教育的变化。

和过去相比，我们今天的新闻教育硬件已经有了巨大的改变，我们有了网络，分门别类更加清晰了，我们的学生数量有了极大的增长，我们的教师学历越来越高，越来越多的大学开办了新闻系甚至新闻学院，我们有了更开放的舆论环境，我们有了更多的学术成果，这些在过去都是很难想象的。

但是，在做比较的时候，通常我们需要有一个恰当的角度，既符合新闻教育的现实，又要有历史的考虑。目前，最流行的一个方式就是看人才培养的效果，也就是说，新闻教育培养出了多少优秀的新闻人才。

从过去的情况看，那时有新闻系的大学不多，就那么几所，培养的人数有限，不过，从投入产出的比例来看，效率是很高的，很多毕业生都在后来走上了新闻单位的领导岗位。当然，我们不应该完全以领导论英雄，但是，这可以说是当时为数不多的判断方法之一。

有人会说，以那时毕业生的年纪来说，他们后来也到了当领导的时候。长江后浪推前浪，按照这种理由，今天的毕业生也会按时走到新闻机构的领导岗位。这话听上去有道理，可是，这里涉及到一个容易被忽视的问题，就是大学新闻系和社会的接近程度。

大学和社会的关系一直就是一种非常有说服力的关系，大学通常被视为独立精神的代表，但是，大学又不能脱离社会。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如今我们的大学常常有人很羡慕西方大学的象牙塔特色，反过来，西方大学却时常有人羡慕我们大学的轰动效应。

就新闻教育而言，它几乎是一种很难远离社会的学科，从过去的新闻无学到如今的新闻通识化，新闻学始终是应用性极强的学科，虽然传播学给新闻学带来了很多理论色彩，但是，大学新闻专业和媒体的关系始终是最关键的因素，不仅仅是实习和就业，更重要的是，它们形成了教学和科研的循环关系。世界上仍然有一些国家没有把新闻教育放在大学，并且这些国家并非是贫困落后的国家。

尽管如今的大学新闻专业的学生越来越多，然而，如果仔细对比以往的新闻系和媒体的关系，就会发现，今天的大学新闻专业和媒体的关系比过去有所疏远，不仅仅是在大学生实习的环节上，还体现在大学新闻教育本身和媒体的链接程度上。

考察这种关系可以有几个指标。过去大学新闻教育常常被指责为纸上谈兵，也就是脱离实际，换句话说，就是在媒体要听领导的，而这一点和大学新

闻系的教育是有脱节的。那么，今天在这一点上是否有进步呢?事实上，今天大学新闻专业的理论性更强了，这种理论性是一种纯理论性，不是时期的所谓理论挂帅。

新闻报道为什么不能有理论色彩?这是个不算新的话题，可能今天许多年轻记者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多年前，胡乔木曾经做过这种提倡，就是希望新闻能够具有一点理论色彩。这听上去好像是新闻记者学者化的翻版。中国的新闻报道是比较主题先行的。新闻报道的理论化是与新闻规律背道而驰的。

有一个研究观察了中国记者和英国记者的区别。有一个英国记者出身的学者告诉我，他们做了英国记者和中国记者的一个比较研究，发现中国记者的职业口号是很奇怪的，比如，中国喜欢号召记者做学者型记者，我记得当年艾丰就力挺这种提法。可是在英国记者看来，他们会认为如果你适合做学者，你就应该到大学去教书和做研究。

大学生实习当然也是一个指标。还有一个指标就是学生的就业方向，如今学传媒的学生数量是十分庞大的，这当然是一件好事，只是这么多的毕业生不可能都从事媒体工作，更不可能有这么多的新闻记者，所以，他们中间的很大一部分人会从事与信息相关的职业。

问题之二：我们的新闻教育需要有立场吗

这看上去是一个很奇怪的问题。过去大学的新闻教育通常是不讲究立场的，因为媒体的立场就是新闻教育的立场。这话听起来是不错的。不过，媒体的立场又来自哪里呢?

新闻教育固然需要好的教材，需要会讲课的老师，需要精彩的课堂效果，需要师生的互动，需要现代化的教学设备，需要优秀的学生。但是，除了这些条件以外，大学的新闻教育还需要立场，需要一种视野开阔的理念。为什么?

首先，没有立场的新闻教育常常会使学生随波逐流，缺乏国情意识。实际上，立场并不是依靠简单的说教来建立的。有一个例子是比较明显的，现在大学里的政治公共课对大学生树立国情意识并不是特别有效。普通的道德伦理课的效果也不是很好。这似乎是一个悖论，政治课没有有效地加强大学生的政治意识，道德伦理课没有有效地提高大学生的伦理意识。对于新闻系的学生就更是如此。

政治课与政治热情之间似乎存在着更复杂的关系。如今大学有一个怪现象：政治课越来越多，而很多学生反而越来越不关心政治。似乎政治只是政治家的事。这就好比我们设了很多的道德伦理课，可是许多学生却没有什么道德追求。可见政治和文学有类似之处：都不是仅仅靠学校的课程就能培养出来的。它需要和社会现实的接触。

其次，在目前新闻学如雨后春笋般多起来的时候，就更需要立场。实际上，现在立场这个词汇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被异化了，或者说被妖魔化了，好像一说到立场，就只有政治立场。为什么不能有学术立场和文化立场呢?在这里所谓立场也可以视为一种办学态度和学术主张。人云亦云的新闻教育是没有什么竞争力的。

再有，今天的新闻教育和过去的新闻教育的不同之处，有一点是非常明显的，就是媒体的丰富性给新闻教育带来了挑战，如果说我们跟着媒体跑，应该跟着什么样的媒体跑?特别是在网络时代，新媒体影响着旧媒体，媒体的立场也变得多样化了，这个时候就更需要大学的新闻教育有自己的立场和判断。

比如，我们会经常听到耸人听闻的教育忠告。我记得刚刚做老师的时候，听到的最有压力的说法就是，学生在大学里学的东西到毕业的时候差不多就过时了，这就意味着老师应该提供给他们超前至少五年的所谓知识。这种恐怖就好像是我做记者时听到的一个忠告，就是新闻记者出名要趁早，30多岁以后就没机会写出有影响的报道了。这种忠告会误人误己。

让我们再看看大学和媒体的关系。我上大学时，那是中国的大学地位很弱的时候。学新闻的学生到媒体以后的反应经常是抱怨，意思是大学学的东西没什么用，因为在媒体就是听领导的。后来，我到媒体做过编辑和记者。现在我在大学教课，大学的地位有一点提高，我们可以反思，媒体都是对的吗?大学需要坚持什么?

问题之三：我们的新闻教育方法有什么问题

现在有一些说法，比如，新闻系毕业的学生有的连消息都不会写。这是比较极端的说法，其实现在大学生的写作水平已经整体滑坡，因为有电脑以后，学生似乎越来越少写作了。

事实上，这是全世界的问题，大学生的写作水平呈现整体下降的趋势。所以，今天很多大学新闻系都在加强写作的训练。比如，中国传媒大学电视系就给学生开了很多写作的小灶，加大了写作课的比例。特别是考虑到学电视的比学报刊的文笔可能差一点，因此，增加写作训练是正确的方向。不过，现在很多大学新闻系的写作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很难有的放矢，换句话说，在目前大学生实习机会越来越少的情况下，大学生的写作经常是一种纸上谈兵。

我曾经在加拿大多伦多一所大学的传媒学院看到他们的写作训练，完全是实战型的，学院自己办了报刊，老师带着学生开编前会，他们的传媒杂志是公开发行的，学生敢于对加拿大全国的传媒状况说三道四，主编都是学生。反观中国的新闻教育，我们的大学电台和电视台以及学校办的报刊都是局限于校园之内，如同企业报不能出企业的院墙。

我有时在想，如果郭玲春来写现在的地震报道会怎么样?郭玲春是新华社的优秀女记者，现在的很多年轻记者未必知道她。她曾经用散文化的笔法写消息，对传统的新华体报道有冲击，当时刚刚结束，她是我们新闻系学生的偶像，她的报道就是我们的范文。现在看她那时的报道就显得有唯美主义倾向，有一点形式主义。

新闻发现学能成立吗?多年前，武汉报人潘堂林就提出建立新闻发现学。因为他觉得现在的中国大学新闻系都没有这门课，而学新闻的学生到媒体工作后，通常缺乏对新闻的发现力。专业上叫第二落点。他们只会拿起会议请柬，发会议通稿。我个人认为，这不能全怪学生。新闻发现学在学术上是不成立的。它是中观问题，理论是宏观问题，写作是微观问题。

那么，有关清华新闻学子的传闻又说明了什么?“围脖”里，去年有人说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很多学生喜欢研究媒介的议程设置，这种喜好被一些传媒人所不屑。我也听到过一个传闻，说清华大学的一个学生到某中央主流大报实习，编辑说她写的稿子好像是给纽约时报写的。这看来是一种矛盾，因为清华大学的李希光教授被视为妖魔化概念的首创者，既然说西方新闻妖魔化中国，为何学他们?

还有一种说法，就是大学的新闻教育很难培养出专业记者，因为大学的新闻教育是综合教育，培养的是杂家，不是专家，是没有专业的专业。实际上，这也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全世界的大学新闻学院都在力图解决这个问题，有的是通过双学位的方式来对应这种挑战，还有的是在研究生层次来解决这种问题，就是从别的专业选择一些学生来补新闻的课。

当然，在中国我们也能够看到应试教育的弊端。例如，在中国传媒大学选拔和培养国际新闻传播后备人才时，就能在一定程度上看到应试教育的遗留影响，因为很少看到有热衷于国际关系和政治的学生，要知道他们是研究生，看来本科阶段的课外兴趣小组之类的探讨对他们好像没起多大作用。应试教育如同标准化生产，善于考试，不大鼓励兴趣。

今天看，大学的新闻教育可以说是一个社会的媒介素养培养的基础。在我们的大学新闻教育越来越快地扩大招生的时候，我们是培养精英记者还是更注重学生的整体媒介素养?目前，有的大学就提出培养高端新闻人才，什么是高端?明眼人知道就是指新闻管理人员。问题是，当大学生的就业越来越成为一个社会问题的时候，当大学新闻教育越来越多地融入了公共关系课程的时候，当社会的媒介素养越来越变成一个问题的时候，我们的大学新闻教育究竟应该扮演一个什么样的社会角色?或者更具体地说，我们的大学新闻教育在普及并且提高全社会媒介素养的过程中应该起到什么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