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文艺地图

在任何一个有阳光的午后去成都人民公园转一转，总会让人恍惚时间是否就此停滞，喝茶、听戏、采耳，人们在这里，快乐不知时日过。这建立起了人们关于成都最笼统的印象，但一座城市的丰富，又并非两个词语所能够概括，比如它的文艺。

在这个城市，滑板少年很容易就能在市中心找到练习场地，设计师的工作室也开进了彩色集装箱，山水间有艺术家的画布展，文艺青年寻找书店的脚步走得到最繁华的商场，也走得到最隐秘的小区。当然，还有人能把爱好开成博物馆。

成都的文艺，远不止熊猫，也远不止那条“宽窄巷子”，它的辐射范围到达了距离市中心近百公里的乡镇。

这一切多少源自成都在建设西部文创中心方面的努力。2016年，成都被国务院确定为第六个国家中心城市后，正加快建设“四中心一枢纽”，其中之一就是西部文创中心。在文创方面，成都主动涉足和扶持音乐传媒、文博旅游、动漫游戏等产业，以成为中国音乐之都、世界文化名城。

我们此次专程拜访其中一小部分，与美食一样，它们是成都无所不在的“小事”，也是不可缺少的“大事”。

文创是一种生活方式

居民区环绕中、CBD商圈里、乡野村落里……“文创园区”似乎在成都的任何地界都能成立。

从距离成都市中心90公里外的蒲江县运来的3600根雷竹，在成都世纪城新国际会展中心里搭起了“竹林步道”，将属于“明月村”的1000平方米展位分割成茶山、陶艺、篆刻、草木染和文创集市等空间，“复制”出一个缩略版“明月村”，在“2016成都创意设计周”上展示了3天。

在这个每年举办的大型文化创意活动里，不仅有来自成都本土与世界各国创意作品的展示，更是将活动延伸到了成都市区内的创意聚集区、旅游景区、博物馆、乡村旅游点等本土文化气氛浓厚的地方，把当地的传统技艺和当代艺术一一展示于人前。

在用以布置展位的竹子生长的地方，就是一个当代艺术与传统生活相融的例子―明月村。作家宁远的草木染工作室“远远的阳光房”、蜀山窑创始人李清的工坊等十几个林间工作室与明月村原有的村舍相融，在“新村民”和“原住民”的共同建设下，组成了这个以“文化创意”为发展主线的村落。

篆刻家李南书就是一位“新村民”，3年前被派驻明月村工作后，他在大自然里找到了更多灵感。“过去的一段时间，金石都快发展成书房艺术了，到了大自然之后你会发现，可以刻的东西太多了，绝对不只是那一点点文人的句子。”李南书说。2016年3月，明月轩篆刻艺术博物馆在明月村开馆，展示篆刻作品之外，“新村民”还在这里为“原住民”开班教学。

这是双方在这个空间中“互惠”的方式之一，更为显性的方式是，具有文艺气氛的村落吸引了游客光临，村民的土产在设计师们的包装下品牌化了，仅仅是3天展会期间，现场出售的陶艺、布艺作品，以及茶、酒、水果等乡村文创产品，就销售了超过10万元，借由展会，被吸引到明月村体验的游客也达到了1.5万人次。

你可以将“明月村”理解为一种依托成都自然环境建立的“文化创意园区”，而同样在创意周里布置了展位的“山念”品牌，则在藏身都市的文创空间里找到了自己的一隅。

“在成都找不到我们喜欢的家具，干脆就自己做了。”罗云皓说，他和几个同样毕业两三年的朋友创立了“山念”品牌，做定制木质家具的生意。他们的工作室选在了成都IBOX创意基地，这个基地以伦敦创意地标BOXPARK为原型，由红、黄、蓝、黑四种颜色的22个集装箱构成，跳脱于都市商圈气氛之外。

入驻IBOX的大多是涉及建筑、艺术、音乐、设计等领域的工作室。不少“文艺青年”把IBOX当成了必去之地，无论是闲坐喝杯咖啡，还是逛逛原创设计师店，或者仅仅是把各色错落的集装箱当成背景，相约拍照。而当夜幕降临，工作室的灯光渐次熄灭，滑板少年们则在这里找到了他们的“领地”―在这个位于成都一环路CBD的创意基地，有市区里唯一的一块滑板场地。

大熊和凯迪都是90后上班族，每周总有两三天的晚上，他们会和朋友在IBOX的一小块极限运动场地相约练习，他们认为年轻人就是应该做一些酷的事情。而豪猪觉得酷的东西是复古文化。2009年，他建立了UID Cafe，从一家小店渐渐做大之后，他把旗舰店铺搬进了U37创意仓库。穿过一个市井气氛浓厚的菜市场，就能到达这个在居民区包围之中的空间，它由医药集团库房改建而成。

而在原红光电子管厂旧址上改建成的数字娱乐创意产业园区―东郊记忆，已成为国家音乐产业基地，12月19日刚刚在这儿举办了“中国音乐产业发展成都峰会”，每天的音乐演出和艺术展吸引了很多年轻人停驻。

“当地年轻人也喜欢当地设计品牌。”罗云皓说。而除了像创意设计周这样比较大型的展会，与人们日常生活更接近的，是常在春熙路、奎星楼街等商圈举办的文创品牌集市。即使身处知名旅游景点宽窄巷子，也依然是热爱着诗歌、电影或是戏剧的人们的居心之地。这大概是独属于这座城市的一份从容。

萌物经济

对于像熊猫这样的濒危物种，“萌”更像是一种保护力。从最浅层来说，人们为了观看它们的萌态而支付的门票，就提供了一部分保护经费。

听到成都人说起“安逸”“巴适”，就自然会生出一种生活美好的感觉。而在这座城市中，将安逸与巴适践行得最为彻底的，大概就是熊猫这种萌物了。

梅燕已经在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工作了8年，在抽出空档从“月亮产房”里出来接受采访之前，她正在给2016年夏天刚出生的熊猫宝宝用针管喂药，“这两天天气变化，它感冒了，把我也给传染了。”梅燕说笑着，学起了熊猫打喷嚏的样子，语气就像在谈论自己养的宠物。

但工作本身是重复而单调的。梅燕所在的“月亮产房”，主要负责照顾刚出生到两三岁大的幼年熊猫，她的工作常常在准备食物、喂奶、帮助排便、测量体温、园区消毒等等环节中循环往复。幼年熊猫24小时都需要有人值守，即使是在它们呼呼大睡的十几个小时里，梅燕也几乎不能休息。成年的熊猫则被半放养在“别墅区”，它们每天要吃八九十斤竹子，搬运这些竹子和清扫宿舍要消耗大量体力，而这是饲养员们的主要工作。“身材娇小的人做不了这个事。”梅燕说。

如今，在身份上归属于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的熊猫有176只，其中有不少“租借”在外。如果一只熊猫需要“旅居”，长期照顾它的饲养员就需要跟它一起外出，指导馆舍的建设、培训饲养员，这个过程往往长达两三年。“有个饲养员，出去的时候孩子还不会讲话，半年多之后回来休假，小孩都不认识她了，喊姐姐。”梅燕说，她觉得这多少有点心酸，但总有些关于熊猫的趣事能消解一点这种情绪。

熊猫对气味和声音都极其敏感，因为从出生就一起相处的饲养员大多是当地人，它们听惯了自己四川话版的名字，初到外地时对其他饲养员的呼唤毫无反应，要“重新学习”方言。与之相呼应的是，最近从美国回到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的“美轮”“美奂”听不懂四川话，倒是对“come here”的呼叫回应迅速，对食物也是吃不惯窝头，只爱吃饼干。

对很多人来说，这些小插曲无一不戳中“萌点”。在社交网络分享的动图或者小视频里，熊猫们抱着饲养员大腿不撒手的“无赖”样子，又或者笨拙地翻身爬树，却倒栽在地上的窘状，都让人觉得好笑，能戳中人心里最柔软的地方。

作为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的主管，沈富军眼里的“萌”所负载的意义还要更多一些。他认为，对于像熊猫这样的濒危（近期已降级为“易危”）物种，“萌”更像是一种保护力。

在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的官方网站上，有这样一段话：“不管我们喜不喜欢，通过大熊猫可以募集到我们难以想象的资金―没有其他任何一个野生动物的出租，能够产生每年一百万美元的费用。大熊猫意味着动物保护的大量资金，这不仅仅对大熊猫有好处，与它们共同生活在一片山林的其他物种也将同样获益。”

获益的还有沈富军们的其他研究项目。除了照管熊猫，沈富军主要从事濒危动物保护遗传学研究，在离研究基地入口处不远的3层小楼里，有一整套的遗传基因组测序设备，以及全球最大的大熊猫库。前者完成了对基地中大部分熊猫的个体亲子鉴定，即使长相相似，又同样被叫作“盼盼”，也可以通过唯一的谱系号被识别；后者则保证了圈养熊猫种群的稳定繁殖。

而一个也许从没被我们当成问题的问题也正在通过科研被解答，那就是“熊猫为什么吃竹子”。简单的问题其实科研价值也很高，“它涉及到基因组序列、代谢、消化、肠道微生物等等各个方面的研究”。沈富军说。

看着熊猫们傻乎乎的样子，是梅燕每天工作之余的最大乐趣。就像妈妈们聚在一起就会不停谈论自己的孩子一样，饲养员们聚在一起最常交流的，也是“今天你的熊猫抱了谁的大腿”，“我的熊猫又干了什么傻事”。这种真切的亲近感可能是一般人很难体会到的，而同样难以体会的，则是他们被熊猫或咬或抓的伤痕，还有24小时监护的紧张与疲惫。“能一直留在这里的，还是因为真的喜欢吧。”梅燕说。

每个商圈都少不了书店

从大店到小店，从综合型到独立型，成都这座城市能满足人们关于书店的所有想象。

12月的第一天，金士杰和卜学亮在成都方所书店做了场活动，主题是“一场关于生命的对话”。俩人是话剧《最后十四堂星期二的课》的主演，面对着台下满当当的观众，金士杰“喊”道：“周四下午，你们不应该在上班吗？”

成都方所书店的负责人称，在方所，每个月至少要举办8场文化活动，多的时候达到十几场，“场场爆满”。根据方所的统计，书店平时的日均人流量在5000到8000人次，周末则有1.2万到1.5万人次。

国家统计局成都调查队曾《成都市民阅读指数调查报告》，在这份报告里，成都市民的阅读指数为54.84分，一年中城市居民人均阅读6.04本纸质图书、7.39本电子图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成都人还是很喜欢阅读的。”成都方所书店的负责人说。她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原因之一是在这间书店的总销售额中，图书的销售占比超过了50%。在一个集合了书籍、美学生活、咖啡、展览、文化讲座与服饰等城市复合式公共文化空间，成都人对于图书本身的消费热情多少让方所有些意外。

与成都本土文化有关的图书，在方所拥有相对集中的展位，设计团队也会推出一些如明信片、成都塔便利贴等文创产品。“跟成都文化特质相符合的活动肯定也会多一些。”成都方所书店负责人称。

因为成都的当代艺术够发达，这家书店也经常邀请本地的艺术家到书店做文化分享。此外，它还和各个领事馆都用心维持关系，以争取文化资源。5月底，泰国“诗琳通公主摄影展”就选在了这里。

成都的好书店不止方所，同样以文化地标自我定位的还有言几又―一个由“今日阅读”书店衍生出的文化品牌。

2006年，今日阅读在成都成立，近10年后，言几又开了出来。它的面积高达3600平方米，将书籍、市集、餐饮、艺术画廊与文化活动等集中在了同一个空间中。

关于这家书店，有个说法是“没在名人墙拍过照就不算到过成都言几又”。走廊里，设计师陈峻佳错落布置了写着书中句子或者流行“段子”的透明塑料板，将两面普通的水泥墙面变成了顾客们最喜欢留下影像的地方。

和方所一样，言几又也开在购物中心里。在文创产品区，言几又更注重“体验”，你既可以在木器摊位上手工制作一把勺子，还可以体验一下成都当地的“草木染”技艺，亲手染上一个布袋或者一条围巾。而在二楼单独辟出的艺术廊空间里，除了可以购买到当地艺术家的书画作品，也提供了学习绘画的空间。

“成都的消费水平和对文化的热爱追求程度，比较靠近一线城市，很适合做一些传统商业模式的创新。”言几又品牌CEO但捷称。对于言几又来说，成都既是大本营，也是创新和试水的首选之地。2016年9月，言几又推出全新子品牌“言几又・见”，这是个把阅读和美食嫁接在一起的新概念品牌，其第一家店铺也选在了成都。

与上面这些全国连锁书店不同，起源于成都的散花书院则更坚守本土市场。

在古代，散花楼是成都文人雅士的聚集之地。“散花书院的最大特色，就在于关注和传播成都本土文化。”散花书院营销策划部经理说，因此，他们把店铺都开在了宽窄巷子、铁像寺水街和平乐古镇等文化旅游地标。

在这家本土书院，除了能看到成都主题的书架，销售《巴蜀古镇》《地下成都》和《锦城旧事》等叙写本地历史人文的书籍，还能看到涵盖散文、诗歌、美术、书法、摄影等类别的《文艺成都书系》。相应地，散花书院的“散花讲堂”也将注意力集中在成都的本土文化上，主题关于成都建筑、民俗、诗词、艺术、茶文化等等多方面。

连锁书店和本土书店之外，成都书店谱系中还有不可或缺的一支―独立书店。比如一庐书屋，它由三个热爱艺术的女生合开，售卖油画、建筑、设计等方面的艺术书籍，是当地艺术类外文原版书爱好者常常光顾的地方。

几次搬迁，如今隐匿在成都一个小区中的象形书坊，更是将“独立”二字践行得彻底。整个书店全由店主老宋一人打理，他根据自己的理念选书，只接待真正志同道合的爱书之人，与其说是一家书店，倒更像是一个朋友间共享的读书空间。

无论是太古里还是来福士，或者宽窄巷子，书店几乎是成都所有商圈里都不可缺少的一间。人们总说成都人生活悠闲，从这里也可见一斑。

博物馆之城

99，是成都现有民办博物馆的数量，“博物馆之旅”，正在成为打开成都这座城市的新方式。

在青城山里转转，轻易就能感受到远离都市的平静：草木青葱，河流缓缓，小船上还常常坐着悠闲的人们。这里不仅人类宜居，同样也是各类昆虫的聚居地。有数据显示，生存在川西地区的500多种蝴蝶中，超过60%都可以在青城山区见到。

这也是赵力把他的华希昆虫博物馆建在青城山脚下的原因之一。“出门进山就能观察到很多种类的昆虫。”华希昆虫博物馆馆长赵力说。自2011年正式开放以来，这家民办博物馆已经累积了5万多种、超过62万只昆虫标本，除了中国地区的昆虫，还有很多南美洲、北美洲、非洲、大洋洲、欧洲，以及亚太地区的诸多珍奇蝶种，是目前亚洲最大的昆虫博物馆。而这些，都是赵力的私人收藏。

2016年6月，赵力收到一张吉尼斯世界纪录证书，证明博物馆里收藏着全球最大的水生昆虫―一只翼展21.6厘米的鱼蛉，这是2014年7月他在青城后山发现的。

博物馆有一个相对松散的标本采集团队，由各地的昆虫学家、昆虫爱好者和一些职业昆虫采集者组成，他们所捕获的昆虫是博物馆中国内展品的主要来源，而国外的昆虫则主要通过交换和购买获得。

从小，赵力就喜爱昆虫，大学被保送进入四川师范大学生物系，如今他已是一位高级生物工程师。几年前，他投资了大约2000万元，加上政府出资提供的地皮与基建，终于将爱好变成了事业。

博物馆是一栋两层建筑，一楼展品包含全球的各种昆虫，二楼则主要展出青城山区的蝴蝶品种。指着馆里的任何一只昆虫，赵力都能很快说出它的所属纲目和生活习性。

来参观的大多是学生和游客，除了向他们介绍昆虫知识，博物馆还定期组织学生参与野外识虫活动。“白天在博物馆观赏了标本，夜间就带他们去山里实地观察昆虫，感受会更真实一些，体会一些发现活体昆虫的乐趣。”博物馆副馆长赵希说。

对于无法参加野外识虫的观众，博物馆会在夏季的时候在展厅内布置活体昆虫展览，让观众与一些无害的昆虫互动，可以摸一摸，也可以喂食。

为此，博物馆的地下库房中有一间被专门用作昆虫养殖的温室，饲养竹节虫等可以用来展示的生物。在这个库房里，更大的空间被用来储存没能在展厅中陈列的标本，赵力称，因为博物馆的面积有限，公开展示的2万多件标本，其实只占总库存的十几分之一，而一些特别珍贵或是只此一件的标本，只有在库房里才能得到更好的保存，展出条件下的光照和氧气都会缩短它们的寿命。

库房同时也是标本制作的区域，从各地采集来的活虫都会在这里被制作成标本，根据赵力的介绍，每一个昆虫标本从采集、制作到展出，起码要花两个月时间。将来如果条件允许，赵力和他的同事们希望让标本制作过程变成展览的一部分。

对生活在昆虫聚集地的周边社区，这个博物馆多少起到了些教化作用，赵希说，博物馆建成后，常常有青城山区里的村民送来捉到的昆虫，那只获得了吉尼斯世界纪录的全球最大水生昆虫，最先就是由村民发现，然后找到赵力去做鉴定的。

作为成都的青少年野外科普基地，博物馆希望能够提供给孩子们更多实际接触昆虫的机会，“很多城市孩子根本没见过昆虫，不接触他们可能都不知道自己对昆虫有兴趣。”赵希说。

实际上，青城山区现在已经形成了一个博物馆村落，除了昆虫博物馆，还有乌木艺术博物馆、皮影艺术博物馆、赵树同艺术与收藏馆、青城山道源博物馆等馆。这些博物馆都不是政府组织，而是民办的。在这个聚落中，人们可以看到目前只在成都平原被发现的“古乌木”、从明清至今各个时期的皮影，以及根雕等各种来自民间的收藏品。

而在整个成都，除了青城山博物馆集群，大邑县和龙泉驿区还有另外两个与之规模相当的民办博物馆聚落。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成都市注册登记的民办博物馆已经有99家，数量位居全国城市第一位。

通过参与国内、国际等有关昆虫的科研项目，能够获得一些科研经费。此外，销售文创产品和出租标本、举办商业展览等途径，也是获得收入的方法。

与华希昆虫博物馆一样，这些民办博物馆在承担教育普及的功能之外，也都在各自寻找自己的持续之道。通过提供川菜试吃和织锦演示等“体验式”的展览，川菜博物馆和蜀锦织绣博物馆已经成了成熟的旅游景点。以近现代文物为主要藏品的建川博物馆，则通过与文化创意产业相结合，实现了每年近2000万元的盈余。

除了民办博物馆，2016年6月开馆的成都博物馆新馆，也成为一个了解成都灿烂历史文化的必到之处，这座西南地区规模最大的城市博物馆，拥有20余万件文物，在这里可以尽读成都千年风华。

游览成都，“博物馆之旅”俨然是条新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