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线”之王

地球终有一天将成为一座地球城。当你身处中国，看到成都和沈阳等城市在几年之内发生的商业巨变，会愈发相信这一点。

它们开始频繁地被大公司谈论。2011年，成都市入选《财富》杂志“全球最佳新兴商务城市”。同一年，沈阳新增购物中心体量居全球第一，在建商业项目达到全球第二的水平。

很大程度上，中国一二线城市间的界限已经变得非常模糊，难以界定。“我和很多房地产商聊，很有趣的是发现大家对一线城市的定义都不一样。”GAP大中华区CEO Jeff Kriwan说，比如苏州商业街上的门店，不论是从消费者的行为还是从商业氛围上，已经和上海商业街上的情况很相似。

来自英国《经济学人》研究部和经济顾问公司IHS环球透视的数据显示，2012年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10个大型城市均出现在中国，而成都和沈阳等就是这类具有足够庞大的人口消费容量的城市的代表—人均收入增加和政府主导的内需消费政策，正在促使这些城市的消费者成为更接近于富裕国家的主流消费群体。

与此同时，正在这些城市里发酵的，不仅有商业地产和消费品品牌，还有现代服务业、金融业以及制造业等一系列产业的升级。在这样的趋势下，这些新兴城市也将在若干年的发展后成为中国的新一批主流城市。它们在城市规模、消费人群、经济影响力等方面将具有与如今的北上广深—通常意义上的一线城市—相同的地位。

催化这一点的除了数以千计的跨国公司，还有中国城市自身人口及消费的变化。咨询公司麦肯锡预测，在接下来的10年，可支配年均收入能够支付得起私家车和小件奢侈品的中国城市家庭比例将增长近6倍。这些新消费群体开始出现在所谓的一线城市之外。

《第一财经周刊》历时半年，调查了中国398个城市，探寻这些城市中谁更具备“新一线”特质。最后，根据11个类别总共140个消费品牌在这些城市的分布情况、密度、相关经济指标及数据，同时结合对大公司和公司人的调查采访，我们认为这10个城市—杭州、天津、成都、苏州、武汉、重庆、青岛、南京、沈阳、大连—在未来具备成为“新一线”城市的潜质。而特别值得关注的还有厦门和西安，它们虽然综合排名于十名之外，但在公司人和公司关注度中表现出色。

这些“新一线”城市所表现出的商业潜力，正在构建起一股强大的吸引力。

你可以看到由各种品牌组合构成的商业指数，体现出各个城市正在崛起的消费能力，以及围绕中产阶级生活方式所延伸出的现代服务业的繁荣程度。而这背后，则是更多跟随着大公司而来的资本与资源，聚集在这些蓬勃发展的“新一线”，产生更强的活跃度与协同效应。

作为消费能力最高的三个“新一线”城市，杭州、沈阳、成都反映出了商业规模和集中度对一家公司进入一个城市的影响。

在杭州，瑞银集团开设了其唯一一家位于北上广深之外的营业部，这家瑞银证券杭州营业部稍显特殊的是，它只做财富管理业务，其办公地点所处的杭州欧美中心，也已有星展银行、澳新银行、中国银行私人银行旗舰店等金融机构进驻。

瑞银方面将杭州视为开展财富管理的理想之地，“浙江省仅个人资产在千万元人民币及以上的人数就达到12.6万，仅次于北京、广东和上海。杭州是长三角经济区域的核心城市，聚集了大量浙商企业家，这些人对高端财富管理的需求也在上涨。”

星展银行在2011年设立了杭州分行，在开业后四个月就达到了盈亏平衡，被认为是与杭州地区高净值人群聚集有关。《第一财经周刊》的调查发现，在民营经济发达的杭州，频繁的交易也催生出汽车4S店和快捷酒店等服务业规模的急速增长。

同样代表着广阔的市场规模，位处西南区域中心的成都，则靠丰富的产业资源触发了大公司们的热情。由政策所带动的经济增长是奔驰中国考虑是否进入一个区域的指标之一，“‘成渝经济圈’的规划，将会使川渝的发展融合进一步加快，这表示川渝汽车市场的规模还会不断扩大，随之也会带动整个市场的着力点向提升服务转移。”奔驰中国副总裁兼西区负责人刘云良认为，这其中，成都还有自己的特点，比如成都汽车金融业务方面的水平正在与北上广现阶段的市场特点逐渐接近，“成都2012年申请购车贷款的客户比例是24.6%，已经超过了全国的平均水平22.3%。”

强大的商务和旅行型消费是成都这些年来形成的又一个特点。“以进入时间和规模以及重要性来看，在洲际中国的战略版图里，我们认为成都的地位甚至高于广州和深圳。”洲际大中华区首席发展官孙健告诉《第一财经周刊》，目前洲际在成都有9家开业酒店，并有13家在建酒店。仲量联行预计成都5年内将增加大概1万间客房，且几乎包括了所有国际知名酒店管理公司旗下的高端品牌，例如费尔蒙、JW万豪、丽思卡尔顿、华尔道夫、康纳德等，且集中于市中心及天府新城附近。

“成都在过去往往被贴上旅游城市的标签，对主要针对国际高端商务和会议的国际品牌无论认知度还是吸引力都比较有限。所以2007年以前，成都在高端酒店领域无论从数量上还是品牌定位上还达不到一线城市的水平。”仲量联行酒店及旅游地产资讯部中国区副总裁朱超伦说，“然而，在近年来大力发展西部地区的大环境下，成都作为中国西部正在崛起的经济金融中心和国际旅游目的地，汇集了世界众多的500强企业，同时也拥有蓬勃发展的旅游业和会展经济，这为酒店产业带来了良好的市场前景和基础。”

和成都类似，对周边区域的辐射能力也让沈阳和武汉受到了充分的关注。

在《第一财经周刊》的调查中，沈阳作为一个老工业基地，无论是在入驻品牌数量还是它们的密集程度上都排名前列。“大公司和开发商等对沈阳的关注度，明显会比其它城市高一些，重要原因就是沈阳辐射城市集群的能力。”商业地产全程服务公司RET睿意德高级董事王玉珂认为，周边的低级城市向心力非常重要，“沈阳消费者基本都是由周边的组成的。”

长期以来三镇格局的武汉，最近几年则经历了轰轰烈烈的“造城”运动，地铁和隧道的建设把整个城市联结了起来。“现在武汉购物中心总共的体量接近150万平方米，算上计划新建的，三年之后可以达到240万至250万平方米的体量，这是非常大的。”戴德梁行武汉公司总经理杨良军认为，推动武汉多个商圈发展的因素非常多，既有人口社区推动，又有基础设施和政策推动。

在一些大公司看来，积极参与武汉这座城市的商业建设更是未来深入中国内地的起点之一。来自日本的永旺集团就计划在武汉的沌口开发区、东西湖和后湖建立购物中心，规划面积都在10万平方米。永旺选择武汉的很多原因跟其它大公司一样，“武汉是华中地区的跳板城市，辐射整个华中地区，方便进军长沙郑州等城市的市场。”

除了显著的区位优势外，武汉的人口尤其流动人口群体庞大，流动人口对当地商业的拉动作用较为明显。除此之外，和沈阳一样，武汉的整体商业环境也在最近几年随着商业地产商的深入而逐渐发展成熟，例如万达在武汉已经建造了3座万达广场和1个以酒店、写字楼为主的万达中心项目，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武汉人的消费与购物习惯和对这座城市地标的重新认识。而万达在武汉投资的第五个项目还将会在总面积1.8平方公里的区域内完成从商业街、奢侈品购物中心、影城剧场、电影科技乐园，到酒店、写字楼以及豪华住宅群的城市综合体的布局，总投资500亿元。

但是，城市的发展过程当然不是简单的造城。深业置地副总裁、原太古汇总经理郝继霖对《第一财经周刊》表达了一种颇为审慎的态度，他认为最终还是要看一个城市是否能提供“真实的需求”，这决定了在大环境发生变化时，商业品牌能否守得住这个市场。

这样的判断有时依赖于直觉，最早的探路者掌握了先 机。

洲际对成都也经历了这样的早期判断。洲际大中华区首席发展官孙健至今还记得2006年前他和团队去成都天府新城考察的情景，“都是一脚泥一脚路地走，什么都没有。”

洲际集团最早于1997年就进入成都，但直到2006年才开始在该市场发力，同成都旅游会展集团签约6个酒店群项目，这批酒店位于当时的成都新区天府新城。“当时天府新城跟当年的浦东一样，还只是个概念，地铁还没有开通，政府还没搬过去，整个就是一个大工地。我们的运营副总裁当时去考察的时候心里还是很担心的。”孙健说，“但我们有上海浦东的经验，我们在中国市场的经验支撑着我们的信心和判断。比如我们当年在上海陆家嘴没有拿到核心的物业，这个遗憾我们就不希望在成都天府新城重演。”现在，成都是洲际在中国最倚重的市场之一。

一个难以避免的事实是，大公司和品牌的入驻，会让城市看起来越来越相似。但最终，城市的潜力与价值还是与其自身的独特性相关—取决于它们所掌握资源的密度、规模以及公司品牌和人才所构筑的复杂的协同性，这些因素最终构成了一个城市的商业魅力。

同业及品牌间存在一种影响力。洲际在成都的成功吸引了其他品牌酒店的入驻。而郝继霖提到，作为城市商业奠基者的开发商在进入城市时重点考量的指标之一即是奢侈品牌的成熟度。这也解释了我们调查的奢侈品之王的沈阳，为何拥有很高的商业地产繁荣度—LV在这里开设了它的第三家店，对沈阳的重视度高过深圳。而沈阳在制造业方面容纳了包括宝马在内的许多德国公司，德国政府在这里开设了中国的第5个驻华领事馆，这吸引了汉莎航空的到来。

随着品牌的交织、交易密度的增加，这些新一线城市的资源也开始表现出一种稀缺性，孙健形容成都开始像当年的陆家嘴一样。同时，它的消费层次也开始变得细分化。

每到周末，成都万象城高端精品超市Ole的顾客里，会增加1/3来自成都周边城市的消费者，“他们开车前来的目的很明确，就是逛街购物。”Ole南区市场部负责人说。

成都获得周边城市消费贡献的能力，来自成都作为中心城市的向外辐射能力。目前，成都已经拥有了到广元、达州、宜宾等城市的成渝两小时交通圈，以及包括成都到遂宁、内江、乐山等通道在内的成绵1小时交通圈。

“超过两小时，当天出行的行程就不再那么经济，因此两小时交通圈所能覆盖到的资本和信息流动，会为中心城市带来很强活力。”王玉珂认为，从这个角度，被抚顺、铁岭、鞍山、辽阳等城市包围的沈阳，在东北地区的重要性一定是远远大于大连，“既然是辐射，就应该是环状而不是单边的。早期的时候，大连因为是海滨城市发展很早，很多企业的总部都开设在那里，但是现在有一些都移到沈阳去了。”

“城市集群的概念对拉动经济活力的作用，在未来还会更加明显。”王玉珂说，但这也决定了苏州、无锡、宁波这样的经济发达的城市，没有办法发展成中心城市，“上海是一个商贸、信息、物流交汇的中心，因为这些城市离上海太近，所以只能在大的产业经济群中扮演为上海提业基础的角色。而杭州则有可能成为一个次中心，像日本东京周边的几个城市那样，因为杭州依托于周边地市，经济的基础容量还很大。”在此方面，天津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各类企业都倾向于把决策中心放在北京，使天津处于被辐射的地位。

但对于杭州、苏州、南京、青岛、大连等“新一线”城市来说，还有另一些因素可以弥补因地理位置而构成的辐射能力不足。在《第一财经周刊》的公司人调查中，这些城市在公司人不考虑家乡原因、最有意愿前往发展的选项中排名领先。

“当然城市间交通能力的提升，对于物流，对于人员的交流，对于商机来说都有好处，但恰恰是这个硬性条件之外，城市还必须具备一些隐性的优势。”人力资源咨询公司怡安翰威特全球合伙人庞锦峰说，一个区域会形成某种产业布局，不只在于政府的某个想法，还在于当地人文和经济发展的汇聚。“表面上看，这几个出挑的城市，跟它在旅游业方面的发展状况会有相关。其中或多或少肯定有一些人文环境的影响。”

比如厦门，如果以GDP、人口及城市面积来衡量，这个城市并不属于经济特别发达的主流大型城市，但厦门在吸引公司人长期开展事业方面却并不比其它大城市逊色。一座城市的商业发展潜力还在于它对移民人口的接纳程度。

公司人邱迪就觉得，任何人到了厦门都很容易融入，“这里基本没有什么外地人的概念，普通话普及率很高。”邱迪目前在厦门美图科技有限公司担任产品经理，他曾在毕业后进入新浪微博工作，“住在北京六环了一个月房租也要2000多，到中关村上班要一个半小时，非常痛苦。周末就基本宅 着。”

现在，邱迪外出休闲娱乐和消费的频率变高了，周末会和女朋友去到泉州吃小吃，“也就1个小时车程，比我在北京上班还快了半个小时。”但是，邱迪也承认，“比起北京，厦门能给你的跳槽机会比较少，不适合特别有野心的人。”

一座城市对人的吸引力，同样反映在了这个城市所能提供的资源上。“在职业发展机会之外，专业性人才会看重与同类专业人士的频繁接触及交流的机会，而对于企业家和高端管理者来说，他们也会看重社会资源的接触度，信息的更新速度，文化的开放程度。工作之外，人们还有医疗、财富积累、家庭教育、养老等福利和社会保障方面的关注点，包括工作生活平衡方面对休闲娱乐等消费的需求。”庞锦峰说，“这些也都是一个城市的政府、半官方机构可以在吸引人才方面考虑的因素。”

按照这种观点，那些发展均衡的城市才能发挥更多的功能性，从而具备更高的竞争力。“城市的功能要有系统性，有居住、商务和消费功能上的平衡，所以不能总是按照开发区的思路来规划。”王玉珂说，“在西安，像早期的西安高新区，都是以技术功能为主，现在也开始变化了，像现在西安曲江新区的规划同时包括商务、旅游、居住，就会好一些。而目前武汉、沈阳的配置就相对比较平衡。”

让城市功能保持平衡的益处，也促使城市规划者转变思路。“以前开发商盖楼卖楼，政府也不管收益。现在政府的思路也在变，走区域开发的模式，推崇那种全家人来消费都能各得其所的综合商业体，带动商业街，吸引写字楼、酒店，这个地方的经济就搞活了，税收增加，就业增加，这个比单纯卖地的产出比大很多。”中国指数研究院华中地区市场研究总监李国政说。

在怡安翰威特对全球138个城市人才风险的评估中，杭州、天津、南京、武汉、厦门、大连、苏州等都处于低风险级别，而重庆则有较高的人才风险。“在重庆，从三峡工程开始，劳动力和高端人才外流的情况一直非常严重；最近几年当地的政治局面不很稳定，使它吸引到的外企也不多，不够均衡的资本构成导致它对不同人群的吸引会有偏差，引起一些不平衡的聚合效应；另外重庆除了汽车行业外，相应的技校跟现有的虚拟经济、高技术可能也有一些脱节。这些因素，可能共同构成了重庆还有很多年的路要走，才能保证在人才资源方面支撑自己的经济战略。”庞锦峰说。在“新一线”的候选城市中，重庆也是唯一一个户籍人口数多于常住人口的城市，人的因素成为它发展中的一道障碍。

对比之下，作为四大直辖市之一，天津就很好地形成和利用了资源的积累。“天津除了相对突出的高校教育资源作为历史积淀，当年摩托罗拉大学在天津也有比较大的投入，所以就形成了企业、社会、政府三方出力，促成了大量的人才储备。”庞锦峰说，“只是天津在改革开放以后相对保守，经济侧重在制造业、港口运输，然后才开始重视金融业以及一些服务性行业，在时间上它把握得有一些慢，但还是有可能后来居上。”

“天津这几年在金融创新方面也表现得很突出，对于股权投资基金业和金融租赁方面都给予了特别的政策支持，”渣打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华北区行政总裁张晓蕾认为，天津本身底子厚、起步早，“这两年的整体趋势是中西部城市的经济发展速度要高于沿海城市，而天津是少数依然保持着高速发展的沿海城市。”

然而，在所有“新一线”中，目前对于人文环境的底蕴和产业积累优势利用最充分的还数成都。“成都的优点是，能文能武，既适合商务又适合休闲。”洲际的孙健说。陶氏大中华区总裁石博韬也特意提到，他曾在日本机场看到成都的城市广告“欢迎来成都，大熊猫的故乡”，他认为成都的城市营销很有特色，这些因素让成都在国内国外被更多人所熟知。

成都给人的这类印象，也离不开它对自己的包装和营销推广—相比于早期那些只懂得低价给资源的地方性政府来说，以成都为代表的“新一线”城市，其政府管理部门如今都已经在招商引资上采取了一些更商业性的做法。

2013年，针对在当地举办《财富》全球论坛，成都市政府又请专业广告公司制作了名为“Can Do！Chengdu！”系列的城市投资形象宣传广告，在CNN、BBC等国际知名电视媒体，以及阿姆斯特丹、东京、新加坡、香港、台北、北京等地国际机场和多条跨国航线的航空媒体上投放—广告中，被邀请的GE、Intel、马士基作为500强公司在成都的代表，分别讲述了成都对于它们的投资价值。

“中国的城市经济体都在做一些转型，比较重要的突破包括内需消费、网络技术的利用，以及年轻人群在消费和求职方面产生的新诉求。”庞锦峰认为，这几个趋势会对城市的基础设施、政策机制以及文化包容性等方面都产生影 响。

如同全球的许多地区经历了从不均衡到均衡的演变过程一样，如今，中国内地及北上广深以外的城市要发展起来，正是受到整个中国产业迁移和结构调整的大背景的驱 动。

“其实现在的河南就是过去中国的缩影，人口大省，发展很不平衡，但是它的整个基础发展是全国第一的，基础设施也好，现在富士康也去到河南了，基本上也是有25万到30万人的规模，产业工人会拉动当地经济的活跃程度，在当地形成消费实力就会反哺到其它各个行业去，这样才有足够的力度拉动当地资源的发展—过去，中国不是铁路修得不够多，而是所有人都跑去长三角和珠三角，每年春节才回去一次。很多产业都没有在本地消化。”王玉珂说，“郑州目前来看也是一个很有潜质的城市，1.5个小时交通内覆盖了3900万人，在国外的话就是一个国家了。只是它现在的节点比其它城市少，发展起来还需要时间。”

大公司们带来的资源投入，将会给一座城市带来发展上的驱动力。然而，整个中国市场的规模在扩大，多个城市中心的形成过程中，也会在互相间形成资源竞争，其中就包括人才的竞争。

张晓蕾表示，在渣打银行深入更多中国内地的过程中，最大的挑战是如何用好当地人，“既让他们适应外资银行和具备国际化的素质，又让外资银行也能迎合当地的文化和人才，我们需要加快这两方面融合的速度。”孙健也提到，在各个城市的快速扩张中，公司同样面对人才本地化的挑战，“洲际在中国最大的成功是本土化，伦敦纽约的经验借鉴到香港，香港的经验借鉴到上海，上海的到成都，成都的到昆明。但中国很大，你不能把上海的总经理长期派到成都、昆明去，没几个人愿意长期待的。”

对于新经济体系下的中小公司，情况也是如此。创意产品电商爱稀奇的CEO周毅只需要为他的淘宝店雇两个员工，但在经历了从北京搬去武汉的过程中，他也遭遇了和这些大公司一样的“人才困境”。

在北京时，周毅招聘客服的消息在赶集网上后，很容易就能收到几百份简历，“挑选的余地很大，也能招到特别认真负责的本科生。”而回到武汉后，员工换了好几次，周毅仍然没能摆脱“在北京一个半人可以做完的事儿，在武汉要三个人”的情形—他自己要搭进去相当多的时间精力。

周毅搬去武汉的缘由是在北京租借的仓库和办公室好几次面临被收回和涨租—与北京充裕的人力资源相比，北京其它资源对小创业者显得并不宽容，然而尽管武汉的房租价格低于北京，但经济协同性差，整体来看，周毅在武汉继续创业的综合成本仍然比北京高了20%。“人们都还不很职业，流动性也高，但这方面需要慢慢来的嘛，会有变化 的。”

中国的“新一线”城市正在迅速崛起，但对于那些涌入城市的资源，它们还没足够的本地人才去运作。“培养本地人才要花的时间谁也克服不了。在市场竞争中，公司也好，城市也好，还是要看你有没有能力去把这个时间缩短。”王玉珂说。

那些能够通过考验的城市，最终将会成为真正的新一线之 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