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供给端”破解中国经济增长的瓶颈

总的来说，各种要素的供给和制度的供给，都应该成为一个体系，只有如此，才能在供给端入手推动新一轮制度变革创新，有效缓解中国经济“滞胀”式的、“中等收入陷阱”式的、“塔西佗陷阱”式的风险。

各种要素的供给和制度的供给，都应该成为一个体系，只有如此，才能在供给端入手推动新一轮制度变革创新，有效缓解中国经济“滞胀”式的、“中等收入陷阱”式的、“塔西佗陷阱”式的风险。

面对世界金融危机冲击和中国进入全面改革新时期，贾康、徐林、姚余栋、黄剑辉等多位经济学研究者开始对近几十年欧美经济学的主流框架进行反思，探究、构建从供给端入手推动中国改革发展的新型经济理论，经过近几年的研究，逐渐形成了“新供给经济学”学派。

他们认为，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最根本的共同失误是“假设”了供给环境，强调需求而忽视供给，没有足够地意识到生产力革命带来的人类社会供给方面的根本性变化。

区别于传统“供给学派”仅强调加强市场经济作用、反对政府干预，“新供给经济学”也强调，在合理的政策选择空间内，政府有必要以经济手段为主进行理性的“供给管理”，有意优化供给引导、结构优化方面的政策，从而有效化解“滞胀”、“中等收入陷阱”等潜在风险。

为什么中国经济的主要矛盾是供给端？“新供给经济学”能否有效解决中长期经济增长的瓶颈问题？为此，本刊采访了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原所长贾康，贾康是我国著名财税问题专家，也是“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

反周期式调控难以持续

《南风窗》：前三季度，经济增速“破7”引发了外界对中国经济增速下滑的担忧。从新供给经济学的视角来看，中国应该如何应对？你们提出“供给管理”是基于何种判断？

贾康：“供给管理”是与“需求管理”相对应的概念，后者强调需求角度实施扩张或收缩的宏观调控，而前者侧重强调在供给角度实施结构优化、增加有效供给的中长期视野的宏观调控。

过去形成的主流认识是，需求与供给的总量平衡问题在完全竞争基础上便可解决。但是，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以及之后相对无效、低效的救助措施，彰显了西方主流经济理论和政策理念的困境。

从上世纪30年代末以来，经济理论一直由凯恩斯主义主导，长期侧重于“需求管理”，主要强调运用财政、货币政策管理需求端。总体来说，“需求管理”是一个总量管理，总量管理最值得肯定的成就体现在凯恩斯革命形成的认识，即政府要以合理的国家干预反周期，低迷阶段要扩张，高涨阶段要收缩。

中国在改革开放中逐渐让市场发挥作用后，也碰到总量问题，在亚洲金融危机、全球金融海啸的冲击下，中国的调控都采取了以总量为主的政策。但是，随着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的下降，资源环境、收入分配等制约已把可接受的调控“区间”明显收窄，再复制式地推出“四万亿2.0版”反周期调控，空间已十分有限。

反过来讲，从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各国调控实践来看，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宏观调控手段，显然都属于“供给管理”，而不是“需求管理”。2008年，美国人抛开之前奉行的“华盛顿共识”，放弃了由市场自发解决结构问题、只注重需求管理的思路，转而采用实实在在的“供给管理”手段来应对金融危机。

比如，美国政府选择性地不救“雷曼”，但出手救助了“两房”、花旗和通用，并且明确推行“油页岩革命”、“新能源汽车”、“制造业重回美国”等倾斜政策。这就是跳出了传统教科书的框架，以“供给管理”为关键的手段问题的体现。

中国经济的“新常态”之“新”已明朗，“常”还未实现，要使经济探底企稳，对接尽可能长久的“结构优化”、能量提升的发展“升级版”中高速增长平台，就要实现动力转换，同样应该强调供给端。

在此之前，我们已看到了高层的态度。比如说，中财办主任刘鹤在浙江和广东两地考察时便特别强调以改革为核心，供给侧要发力优化结构。今年的全国两会上，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也前所未有地提到了“供给管理”。对于释放新需求、创造新供给，各方面已经越来越有共识。

“两孩”也是供给经济学的主张

《南风窗》：新供给经济学的核心主张和理念是什么？

贾康：新供给经济学研究群体的基本政策主张，可以概括为以改革统领全局之下的“八双”。“双创”是走创新型国家之路和大力鼓励创业；“双化”是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促进产业优化；“双减”是加快实施以结构性减税为重点的税费改革和大幅度地减少行政审批。

“双扩”是对外开放格局和新的国际竞争局面之下，扩大中国对亚非拉的开放融合，以及适度扩大在增长方面基于质量和结构效益的投资规模。

“双转”是尽快实施我国人口政策中放开城镇体制内“一胎化”管制的转变，三中、五中全会已经有所回应，全面放开二孩现已达到，还有积极促进国有资产收益和存量向社保与公共服务领域的转置。

“双进”就是在国有、非国有经济发挥各自优势协调发展方面，应该是共同进步，需要摒弃那种非此即彼截然互斥的思维，在“混合所有制”的重要概念之下，完善以“共赢”为特征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经济制度的现代化实现形式。

“双到位”就是促使政府、市场发挥各自应有作用，良性互动、互补和合作，如PPP机制创新；“双配套”是尽快实施新一轮“价、税、财”配套改革，和积极地、实质性地推进金融配套改革。

此外还有“五并重”，第一，“五年规划”与“四十年规划”并重，研究制订基于全球视野的国家中长期发展战略；第二，“法治经济”与“文化经济”并重，注重积极逐步打造国家“软实力”；第三，“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并重，有效应对全球政治经济格局演变；第四，柔性参与TPP与独立开展经济合作区谈判并重，主动参与国际贸易和投资规则的制订；第五，高调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与低调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并重。

总的来说，各种要素的供给和制度的供给，都应该成为一个体系，只有如此，才能在供给端入手推动新一轮制度变革创新，有效缓解中国经济“滞胀”式的、“中等收入陷阱”式的、“塔西佗陷阱”式的风险。

中国还没有实施量化宽松

《南风窗》：从地方政府存量债务置换，到信贷资产质押再贷款，再到最近的“双降”，关于中国版QE（量化宽松）的猜测之声从未停息。从这一系列的货币政策调整能否看出政府目前提振经济增长的深层理念和思路发生变化？

贾康：所谓中国版“量化宽松”说得过分了，现在需要有一定的松动银根措施。量化宽松，就是放松银根的常规手段已经没有操作空间的情况下，向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资金的非常规干预。中国现在还不是这个状态，我们现在的货币政策就是要适度宽松。

宏观政策的基调仍然是积极财政政策与稳健货币政策的搭配，但已明确强调了“微刺激”概念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松紧适度”，以及适当增加重点项目的投资和“有效投资”，这些只属于宏观调控中“相机抉择”与结构优化结合的范畴，不是货币政策量宽性质。

不过，财政、货币两大政策的优化，今后至少需考虑把握好几点。

一是两大政策协调搭配的框架，要坚定不移地贯彻“使市场充分起作用”的调控哲理。只要宏观经济运行状态处在可接受的区间之内，决不贸然启动财政、货币两大政策的“双松”搭配。

二是两大政策互有侧重、优势互补的同时，总体上需更多考虑强化与优化“供给侧管理”。比如，当前力推的政策性金融和开发性金融方面，同样需放入“供给管理”框架来充分发挥作用，更好地在供给侧发力。具体而言，就是要在新常态下把保障房建设、小微企业创业支持、环保产业发展等这些优化供给的事项做好、做实。

《南风窗》：与传统“供给学派”不同的是，“新供给经济学”比较强调制度供给的概念，制度供给在助推经济动能转换中应该如何发挥积极作用呢？

贾康：供给端有一个重要内容便是制度供给。中国追求现代化的历史过程其实也是一个“供给管理”的过程，除经济部门、产业、产能、产品、技术等结构方面的供给内容外，最关键的还必须着眼于以改革即有效制度供给，打开“制度红利”这一最大红利源。

制度安排层面的取向应该是市场化，但又不能简单限于、止步于市场化概念。应该超越“政府与市场绝对冲突”或“要么政府、要么市场二者必居之一”旧式思维，在尊重市场、培育市场的同时，供给端的特定作为必须包括政府积极有效地建设市场、组织市场。

当前，我国还有很多深层次改革仍未全面开展和取得积极性成果，如资源型产品价格形成机制改革、新一轮价税财改革、中小企业融资机制改革、减少行政审批、打破垄断的改革以及户籍制度改革等等。这些改革都能够帮助企业对冲成本上升的压力，增加总供给，从而提高经济活力，既有利于控制住物价，又有利于保住增长的可持续性。

可以说，以“制度供给”释放“制度红利”，是中国未来10年、20年最需要着力争取的因素，也是超越西方凯恩斯主义和供给学派的偏颇，正确发挥“供给管理”的价值，促进中国经济转型的关键条件。

结构性减税是制度供给之一

《南风窗》：从各项改革来看，时间表的落实情况并不乐观。以财税改革为例，过去一段时间，间接税改革相对而言比较顺利，而直接税改革进程并不顺利。

贾康：各项改革进入深水区和攻坚阶段，非常有必要多项改革协调并进，其中应充分看重的是价、税、财等通盘协调的配套改革。通过营改增改革、分步全面推进资源税改革、及时推进消费税改革之外，还需在“立法先行”、“加快立法”的要求之下，适时推进环境税改革以及房地产税改革和个人所得税走向“综合加分项扣除”模式的改革，这将使我国税制结构向提高直接税占比的方向推进，逐步形成与市场经济纵深发展相适应的现代税制。税改所打造的地方税体系，又将助力于积极推进省以下分税制财政体制，一方面可以解决现实中基层财政困难、“土地财政”等问题，另一方面，也有利于促进行政框架扁平化以及政府职能转变，从而降低行政成本，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和更好地释放市场主体活力，为其他改革打开空间，释放经济发展潜力。但是我们也看到，与间接税改革相比，直接税改革更深地触及既得利益，难度更大，争议更激烈。直接税制度建设推进缓慢，可以说，从一个侧面代表着财税改革的时间，现在正面临重大考验。

《南风窗》：从生产要素的供给来看，微观主体尤其是制造业遇到了很大的瓶颈，企业转型升级的实际成本还是非常高，企业都希望减税。里根的供给经济学，首要的一条就是减税，中国也应该照办吗？

贾康：企业的转换动力一定程度的确来自于“供给管理”，特别是要有制度供给，而结构性减税只是其中的一点。

在减税之外，我们也应该看到，企业还有很多非税形式的负担。实际上，对企业最具杀伤力是税收之外的负担，乱收费、乱罚款、变相索拿、“红顶中介”的掺合等等。

现在，我们更迫切需要的是在推进结构性减税的同时，把税外其他的负担减下来，特别是能够降低融资成本，使企业的创新得到持续的融资支撑。

投资不能废，但模式要创新

《南风窗》：在寻找经济发展的“新动能”方面，政府应该怎么做？大规模的政府主导式投资曾广受质疑，这种模式还能持续吗？

贾康：在中国当前所处的发展阶段，不能简单批评“高储蓄、高投资”，也不能照搬套用欧美国家以消费促增长的发展模式，更不能认为消费产生的GDP才是高质量的GDP，而投资产生的GDP都是低质量的GDP。

扩大投资并不必然导致产能过剩、重复建设。中国投资领域的核心问题不是总量和增速，而是结构、质量和效益。从结构看，未来宜重点围绕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服务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及住房、医疗、教育等领域进行，在这些领域还应该提升投资强度。

从提升投资的质量效益看，要大力深化改革投融资体制和金融体制改革，以创新投融资模式，引入多元投资主体。比如，PPP就是一个值得不断探索的模式。

在中国未来的公共投资里，我认为应该看重PPP这个模式，这是一个机制创新，从融资模式、管理模式到治理模式都是制度供给的具体化。

关于PPP的基本概念和定义表述，学者还有争鸣，但基本共识已比较清楚，它所指的是在基础设施、公共工程与公共服务领域，由政府与非政府主体合作共赢式的供给机制。可以将大量非政府的民间资金、社会资本引入公共工程与服务领域，以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模式形成融资管理模式的创新，从而提高投资的效率，降低投资的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