陋室铭 28期

摘要：建筑作为一个复杂事物，不仅是一个物质性载体，还包含特有精神性的内容。本文从刘禹锡的《陋室铭》说起，分别从建筑的物质属性与精神属性两方面探讨《陋室铭》一文中所蕴含的建筑“适形”论和“卑宫室”思想。它们共同构成中国传统建筑的思想基础及影响中国古代建筑的建筑方式和建筑手段，体现出中国古人在建筑中蕴含的理性内涵。

关键词：中国传统建筑、建筑思想、适形论、卑宫室

中图分类号：TU2 文献标识码：A

《陋室铭》为唐代诗人刘禹锡所著，文章开篇便写道“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全文用通俗易懂的词汇表达了山因“仙”才有了名气，水因“龙”的存在变得灵动，而陋室则是因自我的“德”而馨。这段话既是作者心灵世界的一段告白，又表现了作者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不慕名利的生活态度，流露了作者安贫乐道的隐逸情趣。

时隔千年之后，清朝“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又抒发出“室雅何须大，花香不在多”这样与《陋室铭》类似的感慨。中国传统建筑延展千年，因为建造时代、地域的风俗习惯都呈现出不同的特征，但究竟是什么因素使得千百年来的中国古人，尤其是帝王统治者及文人士大夫阶层不约而同地追求建筑尺度上的“适形”，建筑形态上的“卑宫”，纷纷感慨行于世时，建筑物质层面上的奢华又何足挂齿。

适形论：建筑物质层面上的合理追求

“适形”作为一种建筑审美尺度，最初是从主张建筑应当建造有“度”开始的。[1]《国语·楚语上》中，伍举与楚灵王关于美的一段谈论阐发了这一观点：“夫美也者，上下，内外， 大小，远近，皆无害焉，故曰美，……故先王之为台榭也，榭不过讲军实，台不过望氛祥，故榭度于大卒之居，台度于临观之高。”伍举将无害作为建筑美的重要标准，认为宫室台榭要营造得有度，榭之大供军居住就行，台之高供人临眺即可。而超过这种功能的建筑是“过度”的，在当时看来是没有必要的。

此后，作为小生产劳动论代表的墨家对适形论又进行了补充，从朴素的观点出发，勾勒出适形论的雏形，提出“便生”的思想。《墨子·辞过篇》中写道：“高足以辟湿润，边足以圉风寒，上足以待雪霜雨露，宫墙之高足以别男女之礼，谨此则止，费财劳力不力口利者不为也。” 墨子认为宫室建筑的台基高度、墙壁厚度、屋顶高度、院落围墙高度应“便于生，不以为观乐也”。同时墨家借着世人对尧舜的崇尚又提出：“堂高三尺，土阶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刮，食土簋，啜土刑，粝粱之食，藜藿之羹。”[2]以古代圣贤的居处、衣食为例，反对不必要的奢侈浪费，认为建筑与环境的实体应方便人的生活，满足基本的生活需要，不宜过之。两汉刘向的《说苑》又进一步通过墨子的言论将尧、舜、禹三代宫室之质朴无文的做法加以综合：“卑小宫室，损薄饮食，土阶三等，衣裳细布。当此之时，黼黻无所用，而务在于完坚。”在这里墨子提出了一个与西方建筑原则中的“坚固”颇为接近的范畴：“务在于完坚”。[3]由此看来，墨子学说是从实用、功利的角度来看待建筑艺术美的， 从“宫室之制，本以便生人”中提出了建筑适形的思想。

战国末年的《吕氏春秋》从理论上完善适形论，将当时盛行的阴阳五行学说引入了适形论的理论体系，使阴阳五行的观念在建筑物质层面上更具合理性。《吕氏春秋·本生》中提出：“室大则多阴，台高则多阳；多阴则蹶，多阳则痿。此阴阳不适之患也。是故先王不处大室, 不为高台，……昔先王之为苑囿园池者，足以观望劳形而已矣；其为宫室台榭也，足以辟燥湿而已矣。”其认为建筑的高度及空间的大小应处于阴阳和谐平衡的状态中，室内空间过大则阴气郁结，而阳气不达；台观过高，则阳气过剩，阴阳失调。《吕氏春秋》将适形论理论同建筑的物质属性联系起来，综合考虑建筑空间的尺度与采光、通风、防潮等因素之间的关系，从关注身体健康的角度提出不应处大室、高台，这使得尺度宜人的建筑更具人性化。

汉代大儒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更明确了适形论的学说，认为：“高台多阳，广室多阴。远天地之和也。故人弗为，适中而已矣。” “天子之宫……故适形而正。”此后，后人文献对这一主张多有引述。[4]

适形论作为中国古人对建筑审美的实用性和功能性的评判标准，其关注点不仅仅是崇尚简朴、反对奢华和重视阴阳平衡与调和，还重视建筑的体量、尺度和造型等因素。其理论基础是“适”与“便生”，这种建造思想使得中国传统建筑对其实体外形的重视程度，远不如对建筑空间内部的舒适、实用与方便。这与后世建筑活动对建筑空间尺度和谐、比例协调的追求是一致的。从此以后，适形论作为一种建筑思想、建筑理论及建筑审美的一项标准而被确立。

二、卑宫室：人伦之善的道德追求

虽然适形论在建筑体量、建筑尺度及建筑实体与人身体健康舒适等方面有着其合理性，但是在中国历史上，也曾出现过帝王大兴土木、奢华糜烂，导致亡国丧身的例子。例如楚灵王“举国营之，数年乃成”的“天下第一台”章华台，传说台高10丈，基广15丈，曲栏拾级而上，中途得休息三次才能到达顶点，其高度可想而知。而就在章华台建成短短几年内，楚灵王就因民众积怨太深而被迫自杀。再如秦二世举国之力修建宫殿及陵墓，最终导致社会矛盾爆发民怨深重，间接影响了实力雄厚的秦朝迅速灭亡。至此，先哲们认识到建筑的“适形”是一件关乎国民生计的大事。以奢华为耻的道德反省，使适形论逐步演变为“卑宫室”这一朴素的建筑思想，成为检验历代统治者仁政治国的重要标准，贯穿于中国古代宫室建筑的始终。

图1 乾隆书房“三希堂”图2 凡尔赛宫内部

儒家圣贤孔子最先提出“卑宫室”一词。《论语·秦伯》中记载，子曰：“禹，吾无问然矣，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禹，吾无间然矣。”在这段话中，孔子以禹为例，认为圣贤应勤于求道、修德，志在为国家社会做贡献，而不应计较自身的享受，称赞禹“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的美德。孔子克勤克俭的思想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有力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和民族性格，其 “卑宫室”的主张更是成为数千年以来儒学功臣劝谏帝王不要擅动土木之功的思想依据。《汉书》中记载了一段关于汉文帝崇尚俭德的故事：“孝文皇帝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车骑、服御，无所增益。有不便，辄驰以利民”。孝文帝欲增设一露台建筑，因其“价值白金”而废止。这则故事不仅是汉代统治者以宫殿的“尚俭”来体现其“利民”“无为”的政治思想，更成为孔子“卑宫室”思想的最好佐证。又比如历史上以暴虐淫奢闻名的隋炀帝杨广, 在营建东都洛阳的诏书上也颇为谦恭地声称：“今所营构，务以节俭，无令雕墙峻宇，复起于当今，欲使卑宫菲食, 将贻于后世。”[3] 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的统治者——乾隆皇帝的书房 “三希堂”面积不过八个平方，室内陈设幽雅、古朴，室内挂有乾隆御书“三希堂”匾额，“怀抱观古今，深心托豪素”对联分别张贴在御坐的上方和两旁。 “三希”即“士希贤，贤希圣，圣希天”，士人希望成为贤人，贤人希望成为圣人，圣人希望成为知天之人。（图1）与西方统治者居住的凡尔赛宫不同，乾隆并没有追求宫殿的宽敞与壮丽，而是将他对人伦道德的认识和见解浓缩在了充满书卷气的狭小空间里。（图2）

孔子提出的“卑宫室”思想不仅成为约束帝王统治者阶层的准则，更影响了很多有德有为的臣子及博学多闻的文人。从诸葛亮 “四时篱落野花馨”的茅庐到陶渊明“采菊东篱下”的隐逸情怀，再到郑板桥“室雅何须大，花香不在多”的感叹，中国古代文人对茅庐草屋似乎有一种特殊的情节。（图3）刘禹锡《陋室铭》中“斯是陋室，惟吾德馨”通过作者对居所的看法而奠定了全篇的基调。他认为陋室之所以美好，靠的是那种安贫乐道的美德，也正因为有这样的美德，陋室才变得温馨。高濂在《遵生八笺·起居安乐笺》里这样描述到他的书斋：“书斋宜明静，不可太敞。明净可爽心神，宏敞则伤目力。”文人独特的审美情趣，使得他们对居所环境的审美追求是尚雅、尚清、尚逸、尚韵、尚平淡、尚平易，而并不是表面的奢华无实。

从《论语·子罕第九》中的“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到刘禹锡《陋室铭》中文人们对简朴生活的普遍崇尚，再到《营造法式》开篇所提出的“丹楹刻桷，淫巧既除；菲食卑宫，淳风斯复”，都透露出建筑“适形”论及“卑宫室”思想对中国传统建筑原则的巨大影响。儒家从建筑的伦理角度出发，将“卑宫室”思想与人伦道德标准联系在一起，认为建筑不应单纯的追求建筑尺度的宏大与内部装饰的奢华，而应将“止于至善”的人伦观、道德观融汇于建筑空间中。墨家、法家则从“尚俭”和“实用”的角度出发，认为宫室建筑的主要目的是为生活在现世的人所建造，从建筑实用性及“便生”这两方面提出建筑“适形”的原则，并例举了建筑尺度卑小的合理性。儒家和墨家分别从建筑物质层面和对精神层面两方面，对建筑“适形”论、“卑宫室”进行讨论，各自的观点相互对应、互为补充，共同构成中国传统建筑空间创作的思想基础。这也为我们研究中国传统建筑思想提供了更为全面的资料与思考。

参考文献：

萧默主编. 中国建筑艺术史(下) [M]. 北京:文物出版社, 1999

司马迁. 史记·太史公自序 [M].中华书局, 2009

王贵祥. 卑宫室、人伦至善与建筑的形而上[J]. 中国建筑史论会刊, 2008

董仲舒. 春秋繁露[M] . 北京:中华书局, 19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