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期刊编辑对学术论文的选择与判断

[摘要]学术论文应当是基于学术研究基础上的理论表述，优秀的学术论文一定要有扎实的学术研究作支撑。学术期刊编辑对学术论文的选择与判断，应当遵循学术研究的一般原则与内在逻辑，以研究问题为逻辑起点，从研究方法、理论资源与学术规范等方面对研究过程及其理论表述进行总体把握与评判。

[关键词] 学术期刊 学术论文 编辑选择

[中图分类号]G23 [文献标识码]A

学术期刊作为知识生产的一个必要环节，与学术研究相互依存，密不可分。学术期刊回应的是学科发展与学术交流的需要，它为学术研究提供了一个制度性的平台。这个平台是一个呈现的平台，供研究者发表研究成果，并以这种持续的发表形成的累积，达至学术知识的增长与学术传统的积淀；同时，它应当是一个交流的平台，供研究者对话、交流，开展学术批评，促进学术共同体的形成并推动学术研究向前发展。相应地，学术期刊的运行与发展也必然受到学科发展状况和学术研究水平的制约。学科发展的问题、矛盾必然反映在学术期刊上，学术期刊的编辑取向也必然受到学科理论取向的限定与制约。

学术期刊与学术研究的这种相互关系，主要通过学术论文的发表得以体现。在这一过程中，学术期刊编辑对论文的选择与判断尤为重要。编辑对学术论文的判断，应当遵循学术研究的一般原则与内在逻辑，主要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学术论文研究的问题

在学术期刊上发表的学术论文，应当是基于学术研究基础的理论表述，而不是感想式或评论式的随感或杂谈。所以，优秀的学术论文一定要有扎实的学术研究作支撑。而所谓的研究，简而言之就是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当然学术研究的问题一般来说都比较复杂，不一定都能求得明确的解答，但是只要能向解决问题的方向推进一小步，对解决问题有所启发、有所助益，就是很好的。

所以一个好的问题是一篇优秀论文的核心要素。编辑拿到一篇论文，也总是首先去寻找文章所要讨论的问题，而且要判断这个问题是否具有研究的价值，也就是很多学者所强调的是不是“真问题”。寻找与发现真问题，研究者首先必须具有“问题意识”。关于学术研究中的问题意识，学者张旭东提出，“所谓的问题意识，说穿了就是在学术思想的脉络中为时代性问题做好准备，同时在历史发展的时代性框架中为学术思想问题做好准备。”[1]也就是说，研究者必须要有一种现实关怀，同时要有一定的理论准备，要在学术思想的历史脉络中为研究寻求定位，在当下的、时代性的危机与学术思想传统的交叉点寻求所要研究的问题。所以学术研究的问题，不论来自理论还是来自实践，总是要能与学科的传统相连接，同时要有现实关怀，这样的问题才是有意义的、值得研究的问题，也才能体现一个学者的责任与担当。

笔者在《新闻与传播研究》杂志的编辑实践中也一直在做一种尝试，那就是努力使刊物关注的选题与传播研究和新闻实践中的现实问题密切相关。在笔者编发的主题专刊中，“网络传播的自由与控制”“网络传播的伦理与法制”“网络对传统媒体的影响”“网络传播的文化效果”“网络舆论的形成机制与社会动员效果”等议题，回应的是网络传播迅猛发展的趋势，以及传播技术进步及传播方式变革所带来的新问题；“弱势群体的话语权及媒介形象”“社会冲突议题的媒介建构与呈现”，以及其中的传媒偏见等问题，与当前社会转型时期，阶层分化，不同利益群体社会资本差异凸显、社会冲突频现的社会现实直接相关；而与这两个议题相交叉的问题，则体现在“新媒介技术对弱势群体的意义与影响”专辑中刊发的《流动的家园：新媒介技术与农民工社会关系研究》《传播技术与社会性别：流移上海的家政钟点女工的手机使用研究》《电视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修补”》等文章里[2]。近两年，微博在技术赋权与公民政治参与中的作用引起了人们广泛的关注，在笔者编辑的选题中也相应地出现了 “微博中的舆论领袖”“微博的政治功能及其限度”“公众事件中微博的社会动员功能”等议题；同时，“新闻专业主义的现实途径”与“新闻生产中新闻从业者的自我审查”等议题，连接的是当前社会环境与传播体制下新闻从业者的职业理想与现实困惑。

与现实密切相关的“真问题”是学术论文的核心要素，而“真问题”既要有现实关切，又要与学科的传统相连接。对于学术研究来说，有一个好的问题至关重要，而对于一篇学术论文来说，还应当对所研究的问题及所使用的概念进行明确清晰的表述与界定，至少要就问题的指向性（即“研究对象到底是什么”）和问题的描述性（也就是“这个研究对象究竟是什么样子的”）作出明确的说明，而不能只给出空泛笼统、大而化之的议题。

二、以问题为导向的研究方法适用

有了明确而有价值的研究问题，一篇优秀的论文还应该呈现出围绕问题的研究设计、方法选用以及理论分析。编辑要据此判断论文是否对研究问题进行了很好的研究，也就是说研究者对问题是怎样分析的，有没有把问题说清楚。

对研究方法的选择，一定要强调以问题为导向的方法适用，即针对特定的研究问题，恰当有效地利用各种研究方法，而不应该拘泥于量化还是质化，定量还是定性。有一个青年学者曾经问过笔者，《新闻与传播研究》对定量或者定性研究有无偏好。就笔者个人而言，偏好是没有的，因为方法本身没有优劣之分，但要求一定会有。那就是：定性研究也要有经验证据，不能在所谓的纯粹理论中天马行空，从抽象到抽象，不知所云；而定量研究一定要有好的选题，同时要注意数量化事实与解释性问题之间的相关性，不能为定量而定量，使研究成为无意义的炫技。

量化研究（quantitative research），也称为定量研究，是指通过对研究对象的总体特征进行数据化统计、分析，验证假设、构建或修正理论的过程。其主要方法有社会调查、实验研究和结构观察；质化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也被译为定性研究，“以研究者本人为研究工具，在自然情境下采用多种资料收集方法对社会现象进行整体性探究，使用归纳法分析资料和形成理论，通过与研究对象互动对其行为和意义建构获得解释性理解”[3]，主要包含文献分析、深度访谈、个案研究、田野调查等方法。

值得注意的是，思辨研究不能等同于定性研究。思辨研究是以逻辑推导的方式进行的纯理论、纯概念推演的一种研究方法，主要用于厘清基本概念、确定基本制约因素、建构理论体系等方面。思辨研究往往不以原始材料为基础，依赖的是一种形而上的思辨方式，研究结果也自然表现出思考式、哲学式或指示性的特点。[4]

无论是量化还是质化的研究方法，都致力于系统性地，也就是根据一定的规则或程序，收集资料，为建立或检验理论提供经验证据。而系统性收集资料的目的，在于避免个人观察易于出现的错误，比如过度概括，选择性观察，等等。量化方法可能更多地考察研究对象的共有属性，而质化方法则更多地考察研究对象的独特性。当共有的属性重要到足以忽略其本身的独特性，或者那些独特性不是当下研究要考虑的因素时，研究就应当选择量化的方法，反之，则应当选用质化方法。不过无论哪一种方法，都应该是为解决问题而采用的。[5]

在自然科学领域中，一直都强调质化与量化研究的相互结合，因为两者不仅不是相互对立的，而且能够相互促进，科学研究的对象往往是研究者通过非量化观察发现的自然现象。[6]近年来，在社会科学研究中，两种方法也逐渐超越了哲学上与理论上的争议，出现了整合研究的趋势。事实上，在研究实践中，也很难清晰地界定某项研究为纯粹的量化或质化研究。量化研究可能需要在观察基础上建立测量指标，而质化研究也可能需要通过测量对观察作进一步的说明或阐释。质化研究通过对特定对象观察分析得出的结论，很可能作为量化研究的前提与假设，经大样本统计分析而得到考察与检验；而量化研究的结论也可以给质化研究提供有关研究对象的一般结构和分布状况，为质化研究选取更有代表性的研究样本提供依据。某些研究问题既可以采用量化方法，也可以采用质化方法，采用不同方法可以从不同角度对问题进行观察和解释，对同一个问题采用不同方法进行的研究，可以大大丰富对该研究主题的认识。综合使用量化和质化方法，亦可能改善研究结果的效度。[5]

研究者在选择研究方法时，应综合考虑自身的研究目的与研究所长，针对不同的问题和条件，依据研究问题的需要和自己对研究方法的了解与掌握程度，选择适合的研究方法。

三、学术论文的理论资源与理论贡献

一篇论文以有效的方法获得了相关的经验证据，在对问题进行分析时，适当地选用理论可能会对经验材料的解释，或者研究结论的获得有所帮助。著名学者黄宗智以自己的研究经验阐释了理论在研究中的作用，他认为“历史探究要求在经验和概念之间不断地循环往复。在这个过程中，理论的用处就在于帮助一个人在证据和观点之间形成他自己的联系。理论也许是我们的动力、陪衬或指南，它从来都不应当成为现成的答案”。而对于理论的运用，他认为“我自己的经验是理论读起来和用起来可以使人兴奋，但它也能使人堕落。它既可以使我们创造性地思考，也可以使我们机械地运用。它既可以为我们打开广阔的视野并提出重要的问题，也可以为我们提供唾手可得的现成答案并使人们将问题极其简单化。它既可以帮助我们连接信息和概念，也可以给我们加上一些站不住脚的命题”[7]。中国的传播历史与传播现实，传播学理论，社会学、政治学、文化人类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都是我们重要的学术资源。它可以给我们提供思考的路径、观察的视角，或者分析的工具。运用理论，可以帮助我们发现、建构并分析现实的问题，我们可以由此深入中国社会现实，深入传播实践，去发现、探究真问题，拓展我们的研究领域，贡献我们的研究成果。但是如果只是将理论当作现成的答案，机械套用，那就只会产生注脚式的理论消费品，而非学术精品。

这是学术论文中理论工具的运用问题，对于一个学术研究，我们可能还会对它的理论贡献有所要求。

关于学术研究的理论贡献，现在提倡学术创新、理论创新，创新几乎已经成为了流行语。笔者认为，真正有价值、有必要的创新其实并不那么容易，没有一定的积累很难达成。而注重发现真问题、研究真问题，比一般地强调创新可能更可取。能发现一个真问题，并能就所研究的问题在研究视野、分析方法、理论解释的任何一个方面上有一点自己的见解，就可以算是理论贡献了。所以，编辑评判一篇文章的理论贡献，无论是在问题、方法还是观点上，只要提出自己的理解，能为其他研究者提供新的视野、示范、议题，或者研究动力，对其他的研究者有所启发，就可以算一个理论贡献，累积起来，都会对学术知识增长、学术传承积累有所助益。

四、不仅只有形式意义的学术规范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经过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的转型，经过90年代的学术规范大讨论，规范问题在学术界已有一定的共识，研究者对学术规范的运用也已经比较纯熟。但是还是有一种声音认为学术研究拘泥于规范，使得学术论文过于程式化，有渐成八股之势。事实上，从整个的研究过程及其理论表述的完备性来看，一篇学术论文所应具备的各个部分都不仅仅只具有形式上的意义。比如，文献综述是以学科发展的历史脉络为依凭，为研究问题定位、建立学术背景的一个过程。正如卡尔・波普尔所言，“知识绝不能始于虚无，它总是起源于某些背景知识”，[8]任何踏实的研究都应建立在文献分析的基础上，把要研究的问题纳入学术传统或知识谱系中，这样可以为研究限定一个边界相对明确的论域，使研究成果在特定的学科领域内，能与其他的研究者展开对话与交流，而不会沦为无意义的自说自话。此外，前期文献分析的缺失，还可能导致很多重复研究的出现；引文注释既是对前人研究成果的尊重，也可以从中看出本研究的知识脉络与证据链条；研究设计与方法说明，可以使人看到具体的研究过程，明了研究结论是怎获得的。这些部分并不只具有形式化的意义，而是学术研究本身的内在要求，是学术论文必备的基本要素。

显然，对于学术研究来说，问题是研究的逻辑起点；而对于一篇学术论文来说，问题是论文的核心要素，而研究方法与理论资源是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重要工具和实现途径。编辑对学术论文的选择与判断也大体是循着问题、方法、理论、规范四个方面来把握的。

注释：

[1] 张旭东. 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西方普遍主义话语的历史批判.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2] 参见2009年第1期《新闻与传播研究》。

[3] 陈向明.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北京：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

[4] 谭天.新闻传播学应加强质化研究.湛江师范学院学报，2011（5）.

[5] 孙五三，刘晓红.量化VS质化 是非七辨.新闻与传播研究，2012（4）.

[6] 冯天荃.量化研究与质化研究：社会科学领域两种对立的研究范式.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4）.

[7] 黄宗智.学术理论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四个陷阱和一个问题//黄宗智.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8] 卡尔・波普尔.客观知识――一个进化论的研究.舒炜光，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作者单位：《新闻与传播研究》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