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宏观调控:“雪中送炭”与“锦上添花”

从近两年国家政策的走向可以看出，在区域经济层面，国家宏观调控的主调可以概括为：增加对落后地区的“雪中送炭”，减少对发达地区的“锦上添花”。由于东部地区已经积累了很强的自我增长能力，即使国家逐步减少对这些地区的优惠政策，其经济增长仍然十分强劲，超过中西部地区，致使东中西部发展差距仍在进一步拉大……

回首2004年，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呈现以下几个特点：

各地经济全面高速增长，但东西部之间的地带性差距仍在进一步拉大

对于我国工业化道路的具体方式选择在学术界存在不同的看法，对目前以高投入、严重依赖工业，尤其是重工业的增长而维持经济发展的模式有人提出了质疑，然而2004年的我国经济发展仍然延续过去的粗放方式，在煤、电、油、运全面紧张的状况下“高歌猛进”。在各地纷纷争上大项目的背景下，地区经济都保持着高速增长态势，所有省区市GDP都保持两位数的增长速度。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率最高的分别是内蒙古、天津、山东、江苏、浙江、上海，这6个省市GDP增长率都高于14％，而内蒙古更达到20％，增长速度连续两年保持全国第一。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率最低的分别是海南、云南和甘肃，但也都高于10％，最低的海南也达到10.4％。

与往年相比，除个别省区以外，东中西三大地带的发展速度格局有所变化，但不是根本的变化。总体上东部地区仍然延续过去的高增长趋势；中部地区发展速度有所加快，在全国经济总量中的比重扭转了近年来连续下滑的局面；西部地区在全国的比重继续下滑，虽然西部大开发已经进行了4年之久，但其在全国经济中的比重近几年来一直在下滑，与东部、乃至中部的差距进一步拉大。这从另一方面说明东西部的发展差距不仅仅是水平上的差距，更主要的是发展能力上的差距。

东部各省市内部保持平稳，中部发展趋同，西部分化明显。

东部地区总体上保持着高速增长的态势，省区之间增幅差异不大。除海南外，其他省份的经济增长速度都超过12％，其中山东和天津超过15％。农业、工业、固定资产投资、等各项指标在东部省份之间也比较均衡。

中部地区各省发展相差很小，内部比较均衡，发展越来越趋同。GDP总体发展比较平衡，发展速度最快的省份与发展速度最慢的省份差距不足2个百分点。除东北的吉林和黑龙江各项指标比较低外，其他中部六省工业增加值增长、固定资产投资增幅、以及农民人均收入等多项指标在各省之间都保持均衡的态势，相互之间的差距很小。

西部地区发展速度高低各异，分化明显。全国经济发展的多项指标最快和最慢都出现在西部。表现最突出的是内蒙古，GDP、工业、投资、利用外资等多项指标位列全国第一。与内蒙古的突出表现相反，西部其他省区多项经济指标位居全国之尾：宁夏GDP增长速度全国最慢、规模以上工业增幅最低、青海投资增幅全国最低、广西利用外资增幅最小。

自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西部地区的投资更多的来自中央财政和银行贷款。然而，控制信贷规模和限制土地供给又是本轮宏观调控主要采用的措施。这样造成的一个问题是：从实际情况和承受能力来看，受财政和信贷支持的西部，宏观调控的紧缩效应显然大于东部，况且在东部土地开发热潮已经进行了20多年之际，越来越严格的土地政策对西部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影响不可小视。因此，采取有保有压，区别对待的政策十分必要。

工业是支撑各地经济快速增长的主导力量，体现了区域经济格局的总体态势

工业对经济增长的绝对主导地位是显而易见的。全国以工业为主体的第二产业比第一和第三产业增长速度高出4.8和2.8个百分点，第二产业的比重进一步提高。所有省市区工业增长都超过两位数，增长最慢的新疆和也分别达到14.1％和14.4％，最快的内蒙古高达38.5％。工业增长率与GDP增长率在各省市区具有高度的一致性，这也是工业作为各地经济发展主导力量的证明。在各地投资的推动下，工业，尤其是重化工业是我国今年GDP快速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

从1970年至今，我国工业增加值比重（包括采矿业）一直维持在35%以上的水平。2004年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已经达到历史最高值46％，此前的最高值为1978年和2000年，这两年相同为44.3％。在已收集到2004年21个省市区的数据中（缺少辽宁、江苏、海南、湖北、重庆、四川、贵州、新疆、宁夏、等9省区全部工业增加值的数据），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全部超过30％。21个省市区中，工业增加值比重超过50％的分别为黑龙江（53.1％）、山西（51.9％）和山东（50.3％），超过40％的有广东、天津、浙江、河北、上海、河南、福建、宁夏等8个。

在美国历史上，工业增加值比重最高的年份出现在“二战”期间，由于战争的需要，国家推动加强军工产品的生产，1941～1945年5年间工业增加值比重年均水平为33.7%，其中最高的年份1943年也仅为34.7%。在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发达国家工业产值比重除日本比较高（1998年达到29.3%）外，其他国家都维持在20%左右，而在人口规模比较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中国比重最高，其次是韩国最高年份也仅为34.8%。我国工业产值比重高，不仅在全国层面而且在各地区都表现十分强烈，这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

对外经济区域分布极不平衡，高度集中于东部地区

2004年进出口总值超过100亿美元的共有10个省市，全部位于东部地区，占全国进出口总额的92.3％，东部只有海南一省进出口规模排名比较靠后。进出口总值低于50亿美元的有12个省区，除江西和海南外全是西部省区，其中、青海、宁夏不足10亿美元。排位前三位的广东、江苏和上海两省一市占全国进出口总额的60％，加上北京、浙江和山东，占全国进出口总额的80％。与进出口贸易类似，实际利用外资地域分布也极不平衡，高度集中于东部沿海，东部沿海10省市（不包括海南）占全部利用外资的90％，其中前三位的江苏、广东、山东占全部利用外资的52.8％。所有中西部21个省市区合计仅占全国的25％。

我国东部地区利用外资首先起步于珠江三角洲，并经历了由珠江三角洲向长江三角洲转移的过程，长江三角洲目前已经成为我国吸引外资规模最大的地区。以珠江三角洲为主体的广东外资增长平稳，而构成长江三角洲主要部分的江苏和上海利用外资仅增长了10个百分点左右，浙江虽然保持了近20％的增幅，但远远落后于环渤海地区的辽宁、北京、天津和河北。从外资流入的地区分布来判断，在继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之后，环渤海地区成为我国又一个新的利用外资热点地区，三足鼎立之势业已形成。

农村经济发展的地区差距是造成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主要原因

在国家解决“三农”问题的支持力度不断加大和各项政策措施不断落实的情况下，各地农民收入经历了近7年以来最快的发展速度。虽然如此，农民收入增长率仍然落后于城镇收入增长，城乡之间的差距仍然在拉大。把农民收入的地区差异与城镇居民收入的地区差异进行比较，可以发现我国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地区差距要小得多。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最高的地区是最低地区的4倍，而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地区是最低地区的2倍左右。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前十位全部在东部地区，后十位全部在西部地区；而城镇人均收入前十位东中西部都有分布，后十位地区亦如此。三大地带城镇人均收入没有根本的差距。用各地城镇人均收入标准差与全国城镇人均收入比而得出的城镇人均收入地区偏差为0.275，相应地用各地农民人均纯收入标准差与全国农民人均收入比而得出的农民人均收入地区偏差为0.616，农村收入地区差距是城镇的2.24倍。

农民人均收入的地区差距也体现了地区间经济总体发展差距的现实。这也表明，农村经济发展的地区差距对我国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形成起了决定性的影响，增加农民收入不仅可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而且有利于改善我国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现状。

注：本文数据和资料全部来源于中国经济信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