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女性主义翻译观看性别歧视

摘 要：女性主义翻译观强调从女性主义角度来凸显女性特征，谋求身份认同，获得平等话语权等理论主张以反对长久以来的性别歧视问题，为传统翻译观开拓了新的视野，扩大了翻译研究领域。本文以女性主义翻译观为出发点，通过对杨绛小说《洗澡》英译本分析研究，揭示翻译中的性别歧视现象，启发人们对翻译中性别问题的思考，进而引起社会对性别歧视的关注。

关键词：女性主义翻译观 女权运动 性别歧视 话语权 平等

一、引言

20世纪80年代，国际译学界发生了一场范式变革：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翻译研究的领域开始涉及到各种视角下介入的译学变革：多元系统论、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纷纷登台。这无疑开启了后现代语境下的多元化翻译研究格局。女性主义翻译研究从此应运而生，它着眼于从女性主义的性别视角来看待翻译研究，重点揭示翻译领域中性别歧视的现象。期间涌现了诸如雪莉・西蒙（Sherry Simon）、路易斯、冯・弗罗托（Luise Von Flotow）、芭芭拉・戈达德（Babara Godard）、劳丽・钱伯伦（Lori Chamberlain）等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及实践家。通过分析女性和翻译在父权社会中的相关和相似性得出：女性和翻译一样，长久以来在父权社会中处于边缘化从属地位，没有公平的话语权，受到性别歧视，因而主张采取相关翻译策略以彰显女性身份，谋求身份认同及平等的社会及政治地位，消除翻译中的性别歧视，发展一种性别平等的语言。这对传统的翻译观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和挑战。本文以《洗澡》英译本为例，从女性主义翻译观的视角来解读性别歧视问题，探讨了性别歧视对翻译作品的影响，揭示文学翻译作品中渗透的性别歧视现象，强化大众的平等性别意识。

二、女性主义翻译观

20世纪80年代后，女性主义受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文化学影响，重新审视西方文化传统，从最初反抗男权压迫发展到在各个领域全方位“男尊女卑”的性别定型论和性别歧视的社会问题。女性主义翻译观就是在父权文化的传统译论中，通过让女性语言发声，掌握话语权，彰显女性视角，以谋求在文学领域中的性别平等，抵制在文学翻译中渗透的人为的性别歧视现象。

（一）女性主义翻译观产生的背景

女性主义（Feminism）一词最早出现于19世纪90年代。随着西方女性主义运动思潮的发展，女性主义不断获得新的内涵和外延，女性主义逐渐成为妇女解放运动自我指涉的符号，旨在追求一个主要以女性经验为来源与动机的社会理论与政治运动，解放女性思想，推动妇女的权利、利益等相关议题。女性主义翻译观就在女性主义的思潮中应运而生。其中最重要的议题是消除性别歧视，谋求社会平等。性别歧视是以性别为基础而产生的性别成员对另一种性别成员的不平等对待，尤其是男性对女性的不平等对待。性别歧视有着深刻的社会及历史根源。

以张伯伦、冯・弗罗托、西蒙等为代表的一群西方女性主义者和翻译理论及实践家站在女性主义立场，将女性和翻译联系起来。她们认为女性在父权体制下处于社会边缘化地位，从属于男性社会层，没有平等的话语权及社会政治地位。同样契合的是，翻译领域充斥着各种暗含性别歧视的隐喻，并将译文的背离与女性背叛结合起来，如把翻译比作“不忠的美人”或“漂亮而不忠实的译文”等。父权体制下的翻译研究植入了社会文化中男尊女卑的社会性别差异，使翻译也被视为从属、衍生的部分，进而被女性化和边缘化。西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家认为：翻译的地位与女人的地位是相似而平行的，翻译常被认为是原文的衍生而显得低下，而女人则长期以来或受迫于社会底层，或遭贬损于文学之中。因此西蒙主张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就是要试图识别和批判将女人和翻译放逐于底层的纷乱的概念。[1]（P188）

（二）女性主义翻译观的主要内涵

女性主义翻译观指出了文学翻译领域中渗透的性别歧视现象。同时，明确提出了对应策略以消除翻译研究中的性别歧视。

1.指出翻译研究普遍存在着性别歧视的现象

在中外翻译理论及实践中，原作者、原文可比拟为男性、阳性、主动的，而译文、翻译者都被比拟为女性、阴性、被动的角色。在《翻译的性别与隐喻》（Gender and Metaphors of Translation）一文中，罗莉・张伯伦全面考察了历史上翻译的性别隐喻，女性在这些隐喻中受到了暴力对待以及20世纪描述翻译理论的性别语言。[2]（P16）性别歧视现象不仅表现在社会生活、女性地位上，更渗透到了女性基本话语权中，在翻译中的主要表现是：（1）把男性语言作为规范或标准，而女性语言附属于男性语言;（2）男性语言特征多呈现积极意义，而女性语言特征往往显现出消极意识;（3）文学译作中，译者因受到男性权威社会论的影响，会有意或者无意识地在译事活动中彰显男性权威，树立男性中心思想，弱化女性地位。

所以，女性的解放首先应该从语言中获得解放。女性主义翻译研究的目的是通过女性视角挑战传统翻译观，通过积极的翻译实践，显现女性话语权，构建女性身份以谋求平等的社会地位。

2.消除翻译研究和翻译实践中对女性的歧视

女性主义者首先肯定了性别差异所导致的对原文本意阐释的不同，并由此提出“性别译者”的概念使性别分析范畴在翻译领域里也占有一席之地。她们认为女性特有的感知力、经验和内心情感不是男性能够察觉到的，或是男性根本不想察觉，或是不知不觉陷入了男性中心的思维陷阱中，译者有一种置女性于父权统治下的心态。因此，在这种社会意识形态下，需要重新界定译作和原作的关系，译文与原文应享有同等的地位。她们多采用“重写”方式（rewriting），对翻译文本进行以女性主义价值取向的干预和改写。冯・弗罗托（Luise Von Flotow）提出主要通过补偿（supplementing）、前言和脚注（prefacing and footnoting）、劫持（hijacking）这三种策略来重写原文文本。[3]（P388）从而以此凸显女性身份，解构男性中心话语，掌握话语权，重建新型的男女平等关系，消除性别歧视现象，谋求女性平等的社会政治地位。

三、以《洗澡》译本为例，解读译文所体现的性别歧视现象

女性主义者将语言作为翻译研究，认为语言能干预意义的创造，译者是沟通两种语言的读者，同时又重写并改写着文本。在当今社会中，因译者自身的社会身份及性别意识的干预，同时缺乏对女性社会身份的认同和深刻理解，在一些情况下，译者会直接或者间接，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对女性主人公的人物形象、性格进行改写、贬损，以凸显男性权威。文学翻译作品中，也充斥着性别歧视的影子，女性的情感、地位、身份逐渐在译文中有所淡化、忽略甚至是贬损。下面以杨绛所著的作品《洗澡》及梅珠迪、史耀华的英译本为例，以主人公余楠和宛英的描述为视角，通过对其中原文与译文的对比分析，发现译者通过改写文本以维护男性主人公余楠的男性权威形象，淡化女性的社会地位，以下以实例具体分析文学翻译作品中充斥的性别歧视现象。

（1）原文：余楠有一点难言之苦：他的夫人宛英实在太贤惠了，他凭什么也没有理由和她离婚。[4]（P9）

译文：Yu Nan had a problem he couldn’t talk about.His wife，Wanying，was just too virtuous;she gave him no pretext for divorcing her.

解放前夕，文中的余楠利用想和他成婚的胡小姐借机出国，所以萌生离婚之念，却又找不到合适的借口，所以有了上述的表达。作者之意应是：他为了自己飞黄腾达，竭尽全力去挖掘离婚的缺口以借词卸责，可是奈何宛英贤惠淑德，使他没有找到任何离婚的托辞。余楠自私卑鄙的形象也就跃然纸上。而译者将作者的主体“he”转换成了译文“she”，反倒成了“妻子宛英没有给他离婚的借口”，将主动抛弃妻子的行径变成了被动无奈之举。这种主体的转换间接地黯化了余楠卑劣的行为，弱化了他贪图享乐，为自己“远大前程”而抛弃家庭的不道德心理，甚至折射了余楠无奈的心境。

（2）原文：宛英曾发愁给丈夫遗弃了怎么办。[4]（P24）

译文：Wanying often worried about how she would live when her husband left her.

宛英在看到丈夫余楠和其他女性打情骂俏、怡然自得的场景后，渐渐笃定花心丈夫终会抛弃她。解放前，女性在意识形态上仍属从属地位，还延续着封建思想中“女被夫休，生活凄惨，颜面何存”的悲凉境遇，所以“遗弃”二字是作者在当时社会环境下自然传达女性的弱势从属心理。而译者轻描淡写地用“left”这个没有任何褒贬之义的中性词来表达“遗弃”“抛弃”之义，把丈夫的不忠不义撇个干净，只留丈夫“离去”之影，弱化其“见异思迁”“始乱终弃”之行。

（3）原文：余楠“花”虽“花”，始终没有遗弃她。[4]（P26）

译文：Yu Nan might be a ladies’man，but he never deserted her.

事实上，余楠喜新厌旧，见异思迁的行为宛英早已察觉，之后她发现了胡小姐寄来的书信，证实余楠和胡小姐比翼双飞计划落空，丈夫的花花肠子已从之前的“料定”之想印证成了“确定”之实。译者却用“might be”这样表达可能性较小的词组来推诿余楠朝秦暮楚之实，避重就轻，含糊其辞，虚化事实，以维护男性尊严。

（4）原文：老太太去世后，宛英很乖觉地把老太太的银行存折交给余楠说：“房契由我藏着就是了。钱，还是你管。”[4]（P26）

译文：After her mother-in-law died，Wanying shrewdly gave the bankbook to Yu Nan saying，“Leave the house deed to me for safekeeping，that’s all. Why don’t you hold on to the money？”

余楠母亲在弥留之际，将银行存折交由宛英保管，以防儿子将来有变。事后，宛英又将存折交由余楠，并不是自己不愿意接管，而是如后文所讲“不过她宁愿及早把存折交给余楠，免得他将来没完没了地算计她那几个钱”。宛英“乖觉地交”其中实有多少无可奈何。妻子的一句委婉无奈陈述“钱还是你管”，译者却用否定疑问句“Why don’t you hold on to the money？”（你怎么不保管家里的钱呢？）呈现出妻子在推诿责任，不管不理家庭财务的假象，实则凸显出丈夫在掌管财政大权方面有着不容置疑的权威。译文将中国传统女性的宽厚忍让、无可奈何演化成了甘心情愿、服从顺从。余楠轻浮浅薄、急功近利的行为却被于无形中掩盖。

（5）原文：不过他说宛英该留在国内照看儿女，他自己呢，非走不可。[4]（P28）

译文：He said Wanying should stay in China and take care of their children. He himself had no choice but to leave.

余楠认为出国不仅能使他飞黄腾达，还能和胡小姐比翼双飞。所以，他以在国外谋得职位要出国为借口来搪塞宛英，达到抛妻弃子的目的。他所谓的“非走不可”并不是无奈之举，而是“金蝉脱壳”的技法，正中他的下怀。而译文却用“had no choice but to leave”这样一种表达呈现出他走投无路、无可奈何的形象。这极大地弱化了余楠见利忘义、背弃家庭的可耻行为。

（6）原文：宛英亲自收拾了茶杯的碎片和地上一摊茶水。[4]（P458）

译文：Wanying cleaned up the shards of the teacup and the puddle of tea on the floor.

三反运动中，余楠做自我检讨时，被群众揭底。他误认为是宛英告密，回家后宛英为他递上热茶，茶杯却被余楠摔得粉碎。经过盘问、思索，才知是自己的女儿泄露了秘密，误会了宛英。作者的“亲自”一词应是再现了以宛英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女性温良、隐忍的特质，纵然丈夫有错也会宽容的胸怀。所以“亲自”一词不能省略，因为它是作者匠心独运之处。而译文却将“亲自”一词幻化于无形，悄无声息地省略而过，收拾残局被视作宛英的理应之举，这也折射出了女性应服从服务于男性的男权思想。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到，译者是否能对女性社会身份认同和理解，确实对翻译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说，译者在译文中对女性形象的改写或者弱化都折射出译者主体身份对男性权威的维护。对女性身份认知的缺失，是文学殊的隐形的性别歧视现象。译者对女性作品的解读，在翻译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有意或无意的性别社会意识差异都是影响文学翻译的重要因素。所以，在文学作品翻译中，译者应秉承客观、公正的态度来对待翻译作品，尽量避免因性别意识差异带来的负面影响，尤其是性别歧视。在翻译女性作家的文学作品时，尤其要把握女性的身份、性格特征，避免以无意识的弱化思维来降低女性的社会地位，从而彰显男性的霸权意识。

四、结语

通过对女性主义翻译观的阐述和分析，主要揭示了文学翻译领域中充斥的性别歧视现象。同时，女性主义翻译观以女性主义的独特视角拓展了翻译研究的领域，在表达女性追求平等社会政治地位，增强女性话语权及消除性别歧视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以《洗澡》英译本为视角，具体实证了翻译活动中存在的性别歧视现象，进而呼吁译者应尽力保持客观、公正、全面的认识，避免因性别差异而产生额外的性别歧视，弱化或贬损女性形象，应准确表达原文内涵，把握女性主人公的身份特质，真正深刻认识女性的社会身份和地位，避免色彩浓厚的主观翻译和性别歧视。

注释：

①Sherry Simon（雪莉・西蒙）是20世纪90年代初具有代表性的女

性主义翻译理论家。她认为：翻译是特定社会、历史、文化的下的改写行为，女性主义翻译者就是要识别和批判这种夹杂性别歧视的翻译活动。

②Lori Chamberlain（劳丽・钱伯伦）：美国女性主义翻译理论

家，她的著作《性别与翻译的隐喻学》，是女性翻译研究的经典之作，主要揭示了文学翻译中女性歧视的现象。

③冯・弗罗托（Luise Von Flotow）是加拿大著名文学翻译家，主要

总结了女性译者常用的三种基本策略，以辅助译者介入文本，凸显女性的社会身份，引发社会对女性身份的关注和重视。

④《洗澡》是著名作家、学者、翻译家杨绛所著长篇小说，是

一部以反映新中国成立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为题材的作品，由梅珠迪和史耀华译为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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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晓华 山西朔州 朔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外语系 036032;魏夏春 四川成都 西南石油大学外国语学院 610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