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新兴市场国家FDI对能源效率的影响

内容摘要：随着亚洲新兴市场国家经济持续增长，能源效率问题日趋严重。本文运用多层统计模型，以7个国家1990-2010年的相关数据为研究样本，研究FDI对能源效率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FDI解释了经济增长、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对能源效率影响的国别差异；FDI通过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提高东道国能源效率。

关键词：能源效率 FDI 多层统计模型

引言

近数十年，亚洲新兴经济体积极推行开放策略，将国内丰富的资源和全球化带来的资金和市场等要素相结合，释放出巨大的经济潜力，并以高于发达经济体的增长速度呈现出整体崛起的趋势。持续的经济增长让新兴市场国家成为了推动世界经济复苏的新引擎，但同时也使能源短缺问题日渐严重。提高能源效率，进而提升经济的总体竞争力已成为亚洲新兴经济体未来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和有力保证。能源效率受经济增长、产业结构、技术进步等因素的影响，而自新兴经济体相继开放以来，外商直接投资迅速增加并且成为各国促进经济发展，提升产业结构和推动技术进步的重要手段。因此对亚洲新兴市场能源效率和FDI之间的关系进行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很有必要。

作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关于能源效率的研究大多是从其影响因素，如经济水平、技术进步、产业结构等进行展开，直到近年来亚洲地区FDI规模不断增大，2011年吸收了全球FDI总量的四分之一，与此同时能源问题逐渐凸显，学者们才开始关注FDI对能源效率的影响。目前针对这一问题的实证研究主要有三种：

一是指数分解法，将能源效率变动分解为FDI的规模效应和结构效应等分别研究。张炎治等（2009）和赵晓丽等（2007）发现FDI结构效应表现较为明显，FDI向高能耗产业集中使得我国能源效率降低。

二是利用各种计量模型把FDI作为自变量对能源效率进行回归分析。张敏等（2012）利用1986-2009年的时间序列数据研究发现；不同来源地FDI份额的变化对中国能源消费强度的影响程度存在显著差异；孔群喜等（2011）运用Tobit模型从企业层面研究FDI对能源效率的影响，同样发现，FDI对企业能源效率有正向影响，但来自不同国别（地区）FDI的促进作用存在明显差异；苏素、王波志（2011）建立了能源消费强度和FDI规模的面板VAR模型和面板计量模型，研究结果显示FDI规模和能源消费强度之间呈典型的倒U型关系，说明能源消费强度随着FDI规模的增加而呈先增加后降低的趋势；沈小波、曹芳萍（2012）使用面板数据研究发现FDI流入一定程度上能降低中国的能源强度，但统计上并不显著。

三是通过研究FDI的R&D溢出效应，进而考察溢出效应对东道国能源效率的影响。如滕玉华、刘长进（2010）、齐绍洲等（2011）发现FDI通过技术或知识溢出效应对能源强度的影响具有较强的区域性。

上述研究方法无论是将FDI作为直接影响因素使用时间序列数据和面板数据等建立计量模型，还是将FDI作为间接背景因素研究其溢出效应对能源效率的影响，都只是从一个层面进行分析，而忽略不同层次影响因素的相互作用。多层统计模型能够将直接影响和背景效应相结合，通过对不同层次的变量分层计算，解决了具有层结构数据中个体水平和社会组织水平的变量对个体行为的不同影响（刘殿国等，2009）。本文拟以亚洲新兴市场为例，通过一系列多层统计模型的比较分析，揭示FDI与能源效率的深层关系。

研究方法

（一）理论分析

Grossman和Krueger（1991）最早把贸易对环境的影响分解为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Hubler和Keller（2008）在此基础上分析FDI通过三种效应对能源强度的影响。本文将沿用这种分析框架阐述FDI对亚洲新兴市场能源效率的影响机制。FDI的经济规模效应是指，FDI的增加一方面将扩大东道国生产规模，促进经济增长，加大对能源的使用量，另一方面国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会加强其节能环保意识。

FDI的结构效应是指，FDI通过对东道国产业结构调整产生影响进而提升或降低其国家整体能源利用效率。陈望远、黄金波（2012）的研究结果显示：FDI的流入对东道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具有明显的资源补充和产业引导功能，有效推动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FDI的技术效应是通过直接技术转移和间接技术溢出而提升东道国全要素生产率而实现能源效率的提高。王滨（2010）、孙少勤等（2011）发现在全球生产网络条件下，FDI通过前、后向和水平联系三个渠道对中国整体制造业内资企业产生了技术溢出，提升了全要素生产率、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的水平。

综上，本文提出以下几个研究问题：FDI流入量的增大对亚洲新兴市场整体能源利用效率是否有影响？FDI能否通过规模、技术和结构三种效应对能源效率产生影响？如果有影响，不同影响机制的作用方向和强度如何？

（二）样本指标

不同的机构关于亚洲新兴市场并无统一的划分标准，本文根据MSCI摩根士丹利新兴市场索引等投资机构的研究报告选取了中国、印度、印尼、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等七个国家作为研究对象。能源效率的测度指标很多，本文选取各国GDP单位能源消耗，即消耗每千克石油当量的能源所产生GDP（指标单位：2005年不变价购买力平价美元/千克石油当量），该值越大说明能源效率越高。东道国的经济增长、科技发展和产业结构分别用人均GDP年增长率、高科技出口占制成品出口的百分比和工业增加值GDP比例来表示。FDI净流入占GDP百分比代表各国FDI的差异。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WDI：http：///，数据统计年份从1990-2010年共21年。

（三）计量模型

组织模型是一种多层统计横向分析模型，研究个体与不同层次的变量间关系模型。一国能源效率的提高受到经济发展、科技水平和产业结构的制约，FDI的流入可能直接产生影响能源效率的变化，也可能通过与其它因素的交互作用而发生间接影响。因此，本文将人均GDP年增长率（PGDP）、高科技出口占制成品出口的百分比（HT）和工业增加值占GDP比例（INDU）作为模型一层变量，各国FDI净流入占GDP百分比的年均增长率（RFDI）作为二层变量，建立一系列的能源效率组织模型（见表1）。

实证结果分析

本文应用HLM6.08软件对FDI影响亚洲新兴市场能源效率的多层统计组织模型进行分析，输出结果如表2所示。模型的输出结果包括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两部分，固定效应的统计结果反映变量之间的关系方向和作用强弱，随机效应的统计结果可以估算组内变异指数（组内相关系数）和方差解释比例。

模型1得到组内变异指数为75.16%，意味着能源效率随国家的不同而变化，约75.16%的能源效率差异源自国家之间的差异。由多层统计模型建立的经验规则，当组内变异指数大于0.059时，就需要在计量分析中考虑数据的组间效应，因此有必要建立多层模型进行分析。模型2考察了FDI对亚洲新兴市场国家能源效率的整体影响。结果显示，FDI年均增长率提高一个百分点，各国能源效率均值会下降约9%。随机效应方面，残差项方差减少了28.06%，说明FDI年均增长率解释了国家之间能源效率差异的28.06%。

模型3检验了人均GDP年增长率、高科技出口（占制成品出口的百分比）和工业增加值（占 GDP 的百分比）三个因素能否对能源效率影响。从实证结果来看，三个指标均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它们对能源效率的变化具有重要影响。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人均GDP年增长率和高科技出口占比增加一个百分点，能源效率将提高约0.05%和0.04%；而工业增加值占比的提高将导致能源效率下降。三个指标共解释了一国能源效率变化的31.56%，二层残差项方差显著，说明三者对能源效率的影响程度存在国家之间的变异，需要引入新的解释变量增强模型的解释力度。

模型4侧重解释了FDI作为背景因素对能源效率的影响机制。固定效应结果显示，FDI与高科技出口占比之间存在正向交互效应，即FDI的流入提升了东道国的科技水平进而带动能源效率的提高。FDI与工业增加值占比之间存在负向的交互效应，即随着FDI的增加能够削弱产业结构不合理导致能源效率下降的不利影响。

从随机效应可以看出，二层残差方差均不再显著，FDI作为背景效应完全解释了高科技出口占比和工业增加值占比对能源效率影响的国家间差异。由于FDI和人均GDP年增长率之间交互效应不显著，调整变量建立模型5。模型3和模型5相互印证，人均GDP年增长率和高科技出口占比对能源效率具有正向影响，即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科技研发能力的提高将会提升能源效率。而工业增加值占比的增加对能源效率具有负面影响，产业结构不合理尤其是工业占比过重将阻碍了能源利用效率的提高。从模型4和模型5可以看出，FDI通过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促进亚洲新兴市场能源效率的作用机制较为显著。

结论及启示

本文基于多层统计模型研究FDI对亚洲新兴市场能源效率的影响，主要结论如下：亚洲新兴市场能源效率的影响因素是多层次的，FDI解释了经济发展、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对能源效率影响的国家间差异。FDI的流入对能源效率整体具有负面影响，但通过交互效应，提升了技术进步对能源效率提升的促进作用，削弱了产业结构中工业占比过重对能源效率提升的阻力。近年来，亚洲新兴市场国家由于经济高增长、低通胀以及相对低廉的劳动力价格、政府优惠的外资政策而成为全球资本最具吸引力的投资目的地。在鼓励外资进入的同时，各国政府应重点引入科技含量较高的研发型FDI，通过产业内的竞争示范效应和产业间关联效应的吸收FDI技术溢出，增强本国科研创新能力，提高能源效率。 同时加大本国研发投入和人力资本投资以提升自身技术吸收能力，形成良性循环。

参考文献：

1.张炎治，聂锐，冯颖.我国投资规模、投资结构与能源强度变化的实证研究[J].软科学，2009（8）

2.赵晓丽，胡军峰，史雪飞.外商直接投资行业分布对中国能源消费影响的实证分析[J].财贸经济，20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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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王滨.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技术进步与技术效率—基于中国制造业1999-2007年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0（2）

14.孙少勤，邱斌.全球生产网络条件下FDI的技术溢出渠道研究—基于中国制造业行业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J].南开经济研究，2011（4）

作者简介：

陈东东（1986年-），女，安徽省阜阳人，海南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世界经济专业研究生二年级，研究方向为国别与地区经济。

刘殿国（1963年-），男，吉林农安人，海南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管理与运筹、计量经济模型、多层统计模型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