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英文本互译文化误读的另类效应

内容摘要：中英文本互译中文化“误读”不利于译文读者全面了解“他者”文化的民族特色与文化信息的准确传播，不利于超越“自我”文化的局限性与克服对“他性”文化的公正评价。但是，在民族文化交流实践中，这种结论确实有失偏颇。本文即对此谈谈看法。

关键词：文学文本 翻译 误读

一.中英互译文化误读的负面影响

Nida认为，翻译即是交际，其过程要看人们在阅读原文时所获得的东西，这体现了Nida“读者反应论”的翻译观。我们说，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之间的交际大多数是通过翻译完成的，所以，翻译中“文化误读”是不可避免的，而且误读和误译确实不利于跨文化的交流，中英翻译文化史似乎都证明了这一点。爱因斯坦有一段名言：西方科学的发展，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他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而令人惊奇的倒是这些发现“在中国”全都做出来了。人们常爱引用这段“至理名言”来表达对中国古老文化传统的自豪感，殊不知这段话的最后一句是地道的误译，而且原文也没有“在中国”几个字，这句话应译为：“如果这些发现果真做了出来，那倒是令人惊奇的。”霍克斯翻译《红楼梦》时，刻意把“红”译为“绿”(Green)，误导了英语读者对“绿”的联想，因此，西方读者读英译《石头记》同中国读者读《红楼梦》原著的反应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对读者正确理解异质文化的本质产生了负面影响。

文学文本翻译中文化“误读”不利于译文读者全面了解“他者”文化的民族特色，不利于文化信息的准确传播，有时不利于超越“自我”文化的局限性，不利于克服对“他性”文化的公正评价。但是，在民族文化交流实践中，这种结论确实有失偏颇，正因为“文化误读”的存在，世界民族文化的交流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同中有异，异中有同。

二.中英互译文化误读的另类效应

从表面看来，尽管因文学文本翻译的文化误读带来的负面影响在所难免，但是译者对源语文学文本的文化有意进行“误读”，期待着接受者作出积极反应，以实现翻译者有意附着于译文的意图。因此，译者在翻译中的有意“误读”，在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具有特定的积极意义，它可以通过译文与目标语文化的日益融合，启迪潜在读者进行创新，这种“误读”功不可没，这在文学翻译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哈罗德・布鲁姆认为：“一切阅读均为‘误读’，世上没有释义的存在，只有‘误读’的存在。”文学翻译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误读”的过程，也是一种创新的过程，这种“独创性的误译”是一种文化(源语文化)在另一种文化(目标语文化)里的流变和创新，有时甚至误译的译本常常会产生较大的社会文化效应。王克非认为：“从翻译文化史看，起到重大的文化作用的译本，不一定是翻译精品。翻译常常是一种创造，掺杂有误解、删改、发挥的种种所谓不准确译本，导致作品在不同文化中的不同受容，创生出不同的但很有意义的效果。”但是，这种“掺杂有误解、删改”的译文一旦被普遍接受，他就能产生巨大的艺术力。

例如，著名的汉学家、意象派发起人庞德对中国诗就进行了自己独到式的“误读”和误译，极大地推动了美国的现代意象派新诗运动。庞德的翻译“误读”在西方文学中具有极大的文学创新的参考价值。通过误译原作，庞德意外地发现了自己的创作价值和新的生命源泉，例如，他将李白的《送孟浩然之广陵》中的“烟花三月下扬州”译The smoke-flowers are buried over the river。经过庞德之手，“烟花”被译为the smoke-flowers(冒烟的花)在中国文化语境中，译文是不忠实于原文的，显然是误译，但其“误读”的译文结果把扬州“烟花”三月那种烟雾迷蒙、繁花似锦的迷人景色和优美意境渲染得更加浓郁，如临其境，译文之美胜过原文，真可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类似例子在庞译中不胜枚举。庞德的误译不仅激发了西方人对中国古诗的兴趣，而且开辟了西方意境优美的意象主义诗歌运动，为中西跨文化的文学交流，丰富世界文学的表现形式做出了重大贡献，它也为我们进行翻译理论研究提供了一个新视角――“误读”的美学价值、文学价值和社会文化研究价值。

再如，伟大的翻译家鲁迅先生，在翻译德国哲学家尼采的名著《察拉图斯特拉的序言》时，“误读”了尼采的“超人”本意(其本意是超越自身)，结果这种“误读”启发了鲁迅的创作灵感，并在其作品中猛烈抨击和辛辣地嘲弄了中国的封建礼教和“吃人”的旧文化，这再次证明了“误读”的独创价值。尼采的思想里有著名的“权力意志”说，即“我愿成为其它民族的征服者”，而茅盾先生却解读为：人类只有向“权力意志”挑战，不愿做奴隶，不愿像猪狗一样苟且偷生，才能不畏强权去追求解放和自由。茅盾结合中国当时的现实实际，从弱国反占领和反征服的角度，故意“误读”尼采的占领和征服的本意，旨在激励当时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国人民敢于同日本帝国主义进行反侵略反占领，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鼓舞斗志。因此，我们说，鲁迅、茅盾等翻译家们充分利用翻译中的“文化误读”克服人民的畏难情绪，唤醒人民的斗志，实现文学救民的愿望。也可以说，翻译中的文化误读有时可以打破目标语文化的封闭和僵化的惰性状态，积极促进其变革，在文化发展中起很好的推动作用。

三.中英互译文化“误读”的现实意义

文学文本翻译中“文化误读”与误译，客观上，他们都是一种文化过滤或文化选择，译者解读原文文本时，毫无疑问是站在本民族的文化立场上，带有“前理解”的，这种“前理解”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种本土的文化特质。然而，“误读”却填补了语言文字之间的空白，赋予了文本新的意义，清除了文学文化交流的障碍，彰显了其另类的实际效应：

首先，“文化误读”有利于不同文化间的文学作品更容易在引入国的传播。正是因为林纾的翻译才源源不断地把大量优秀外国作品引介到中国，从而在当时的中国激起了“外国文学热”。在他译介的外国文学作品中，虽然误读、误解的例子可谓不胜枚举，但这恰恰使外国文学作品在中国得以广泛传播，为中国文学的发展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为中国文学的样式增添了多姿的色彩。

其次，“文化误读”促进了本族语文化的发展。译者对异性文学文化的“误读”而创造出的新文学“产品”，在特定的语境下，有助于建构本族语文化新的文学样式，从而促进其发展。尤其是在本族语文化缺乏异语文化的文学形式时，经“误读”的译品可以催生出一种新形式，或者说是一种创造。庞德正是利用中国诗的意象，对其进行“发明式”的“误读”和误译，引发了20世纪美国的一场新诗运动，促进了意象文论的产生，意象派在美国文学界风靡一时。

再者，“文化误读”最终促进了世界文学文化的融合性和对话性。“异性”文学在本土得以传播从而注入新鲜的营养，结果使本土文学文化得以长足发展，尽管在相互交流的过程中文化冲突在所难免，但最终达到与异质文化的融合。从另一角度讲，虽然“异性”文学文化之间在某些地方存在着不可透明性和不可译性，但正因为“文化误读”在一定范围内能够逾越这种文化壁垒，而使异质文化的融合成为可能。

综上所述，我们通过对中英文本翻译中“文化误读”的探讨，可以得出以下总体认识：

因译者而产生“误读”的原因是复杂的，既有社会文化因素的客观原因，也有译者的动机、目的和态度等主观原因；翻译中的“文化误读”不仅表现在语言、文化方面，还体现在文学、政治文化、哲学思想和伦理道德文化等方面；翻译的“误读”虽不利于译文读者真实全面地认识和把握源语文化的精神本质，并构成跨文化交际的障碍。但是，翻译的“误读”在特定的政治、历史、文化语境下，可以丰富目标语文化的艺术表现力，启发文学创新意识，使翻译与创作构成一种互动关系，客观上有利于目标语文学发展，甚至可以推动社会的变革。

诚然，当今世界文化呈现多元化和一体化并存的局面，跨文化交际的手段日益先进，我们要在翻译中尽量避免消极的“文化误读”，减少“误读”带来的弊端，提高跨文化的翻译水平；同时，我们也要加强“文化误读”和误译在跨文化文学交流中的价值和作用的研究，将其积极效应发挥到极至。

参考文献：

[1]陈明远.对爱因斯坦的误译[J].文汇报，1998年。

[2]布鲁姆.误读图示[M].北京:三联书店，1989：134页。

[3]王克非.翻译文化史论[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89页。

本文属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2008q273）成果。

范司永，襄樊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武汉大学2010级文艺学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文学翻译艺术，英语教学法。陈海燕，襄樊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语言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