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晚期甬钟音列的定型及其设置规范

笔者曾在《西周早中期甬钟音列及其数理特征》(载《中国音乐学》2005年第3期)一文中对以眉县杨家村甬钟和扶风庄白痪钟为代表的西周早中期甬钟进行了测音数据的整理与音列的分析，得出西周甬钟音列结构的理论依据来自弦律的等分节点规律的结论。其基本认识是，甬钟音位所依赖的一弦等分制取音法主要有三种：弦长四等分取音法、弦长五等分取音法和弦长六等分取音法。其中，由于高、低音区做节点取音时存在难易差异，四等分取音法决定了甬钟正鼓音列呈“角－羽－宫－角－羽－角－羽”系列的不超过7个音位的四声结构，五等分取音法决定了甬钟正鼓音列呈“宫－角－羽－角－羽－角－羽”系列的不超过7个音位的四声结构，而六等分取音法决定了甬钟正鼓音列呈“羽－宫－角－羽－角－羽－角－羽”系列的不超过8个音位的四声结构。由于有三种弦长等分制取音法作为甬钟音列设置的理论依据，西周早中期的编钟音列显得形式多样而又件量不等，这是探索期的表现。至西周晚期，可能是出于对件数的追求，甬钟的音列结构逐步统一到按一弦六等分制取音法决定的8件组设置中。进而，有关铭文与件数、调音与取音等一些与甬钟音列密不可分的话题很自然地让笔者产生了新的认识。本文即是沿着前文的思路试图对西周晚期甬钟的音列现象及数理特征做进一步探索，以求解答铭文、件数、调音、取音等因素对音列的不同作用。

一、弦长六等分制取音法的确定

从出土资料来看，中义钟、柞钟、逆钟、晋侯苏编钟即为这一时期的范例，它们的出现将甬钟的音乐成就推上了又一个高峰。或许正由于音列背后数理的潜在性与隐秘性，以至人们已在习惯上将整个西周的成编甬钟均为8件视为一种定理，来指导整个西周编钟的分析。现在看来这是一定历史时期内一定角度的看法。下面将逐一对它们进行分析，以说明一弦等分制取音法在西周晚期的继续应用与周人对三种弦长等分制取音法的取舍。

(一)中义钟音列分析

1960年出土于陕西扶风齐家村西周铜器窖藏，现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的中义钟为两周晚期典型的8件套编甬钟。其测音数据如下：

将各音由低至高排列，转换为以B(b)为宫，音分数为0，呈相对音高关系的音列：

说明：1．“实测相对音高音分数”是指将一组编钟的测音数据转换为以一定音高(如虢太子墓钮钟以b1为宫，音分数为0*音分：游钟以f2为商，音分数为204*+音分等)为标准、呈相对音高关系的音列后，按测音数据推算出来的音分数，本文将它们标在各钟正、侧鼓音位下方。2．“*”表示八度音分数标记，即用“*”代表相距一个纯八度的音分数(1200cent)，写在音分数左边表示低一个1200音分，写在音分数右边表示高一个1200音分，依此类推。3、“理论音高音分数”指按一弦等分制取音法各等分节点及等份内节点按弦取音所获取的音高。由于西周晚期已统一设置成8件的甬钟音列系按弦长六等分制取音法获取的结果，故本文所述及的各组甬钟均以此取音法各节点音高为理论音高。

(二)柞钟音列分析

1960年出土于扶风齐家村西周铜器窖藏，现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的柞钟，为西周晚期典型的8件套编甬钟。其测音数据如下：

从测音数据可看出，177号钟的音高高于178号，做音列分析前应调换位置。将各音分别加上30音分，转换为以C(c1)为宫，音分数分别为0，呈相对音高关系的音列：

作为同时代同地点铸造的两套编钟，柞钟的音列特点与中义钟完全一致，只是在音高的偏离方向上后者普遍偏低，而前者普遍偏高，以至第七件钟的正鼓音偏高达100音分，最后一件钟的正、侧鼓音偏高100音分以上(以弦长六等分制取音法各等分节点产生的理论音高为标准)。这是因为按弦取音时产生的跃迁现象所为(另行讨论)。但无论某些音偏高或是偏低，一弦六等分制取音方法在西周晚期已成为定式，它们的探索历程可以从陕西眉县杨家村编甬钟、陕西扶风庄白痪钟及陕西吊庄钟等西周中期编甬钟的音列特点与一弦等分制取音方法找到依据。其中，有一弦四等分、一弦五等分或一弦六等分多种取音方法，但恰恰是西周早中期这种在一弦上采用多等分制取音方法的选择和运用，证明了当时一弦等分制取音方法的客观存在，到西周晚期才完全规范到一弦六等分的制度上，并且一直影响到春秋早期。河南三门峡上岭村虢国墓地出土的虢季编甬钟与虢仲编甬钟便是最好的物证。

(三)逆钟音列推测

出土于陕西省咸阳地区永寿县西南店头乡好畴河、原藏于咸阳地区文管会的逆钟，为成套的编甬钟，1990年价拨于天津市历史博物馆。逆钟共四件，保存完整，3号钟甬部略残。这四件钟的形制和纹饰相同，钟体正视近于直桶状，1、2、3号钟体内腔壁都铸有调音槽，3、4号钟右鼓增饰鸟纹，这足以说明此套钟的音乐性能是在铸造前早已预设好的。

从铭文看，四件钟的钟钲间有铭文共85字，铭文可连读。然而，铭文未完，4号钟铭文结尾处有“拜手稽(首)”的表述。根据另外出土的几套编钟的长篇全铭来看，有“拜手稽首”和“对扬”或“休扬”等表述的句子多居于上半篇结束的位置。例如虢叔旅钟为全铭86字，下半篇尚有40字：梁其钟全铭137字，1、2号两钟记录了上、下半篇，3、4号两钟再记了上、下半篇。考虑到当时编钟铭文上的二分现象，后四钟铭文往往从减，字数少于前四钟，但不管采用哪一种形式记录铭文，铭文(下半篇)的结尾处多用到“永宝”等表述。因此，这四件钟应是一套编钟的前四件，全铭文应为6件，或者8件，连读以成全铭。其中有明确的纪年、月、日及干支，与西周晚期牧簋和颂鼎铭文中的纪年方式相同，而其形制与纹饰也与西周晚期钟相仿，可推测此套钟当属西周晚期之器，这种推测可从前四件钟的音列分析中得到证实。现存四件的测音数据如下：

将各音分别减去44音分，转换为以C(c1)为宫，音分数为0，呈相对音高关系的音列：

二、晋侯苏钟音列的释读

晋侯苏编钟全套共16件，现其中14件藏于上海博物馆，编号依次为73627-73640：两件藏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马工作站，编号依次为I 11M8：33、I 11M8：32。前14件于1992年8月31日被盗掘出土于山西曲沃县曲村镇北赵村西南天马一曲村遗址8号墓，随同墓中数十件青铜器被走私至香港，同年12月22日由上海博物馆购回入藏。1992年10月起，北京大学考古系及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联合进行了抢救性发掘，确认这里是西周早中期之际的穆王前后至春秋初年的晋侯墓地。8号墓(I 11M8)是这次发掘的5座大墓 中规模最大的一座。此墓平面为规整的甲字形，积石积炭，一棺一椁，虽经盗扰，仍然出土了金、铜、玉、牙、陶器等239件。两件编钟呈灰褐泛黄绿色，基本无锈蚀，形制与上海博物馆收藏的73631―73640号编钟完全一致。一件通高25．9厘米，有铭文7字“年无疆，子子孙孙”：其二111M8：32通高22．3厘米，有铭文4字“永宝兹钟”。铭文与钟73640相连，为这套编钟的最后两钟。但如果从两钟的测音结果看．确切地说应为这套编钟的第二组的最后两钟。晋侯苏即晋献侯苏。晋侯苏钟的铭文具体记载了周厉王亲征东夷的功烈，是对西周史料的重要修正和补充，也是西周青铜器铭文中半个多世纪以来最为重要的发现。它纠正了以前所谓的厉王在位二十三年的谬传。使厉王在位三十七年的记载得到了确证。

在对晋侯苏钟做音列分析之前，有必要将其形制纹饰、铭文等特征与测音数据做一比照。

第一，从形制纹饰上看，16件钟可分三式。

I式2件。即73627号与73628号。椭圆柱形甬，甬体中空与腔体相通，锥度极微，不封衡，有旋无斡。从此两钟无斡空甬的结构看，其用法当接近于铙，亦即演奏时将钟口朝上，以甬套植于木柱上，用槌击奏。于口内有三棱状内唇。枚端呈球圆形。枚、篆、钲间以圆圈纹带分隔，鼓部、篆问、旋上有纤细阳线构成的云纹，舞素面，正面有铭文数十字。

II式2件，即73629号与73630号。甬、内唇、铭文部位、钟体纹饰均同I式。区别在于旋上有斡、舞面有纹饰、枚端为平面。此两钟在与73627、73628号两钟结构完全一致的基础上，又增设了斡，故可植奏，又可悬奏。

III式12件，钟73631―73640及I11M8：33、I 11M8：32。钟形、纹饰一致；甬体中空与腔体相通，锥度较明显，不封衡；甬与腔相通之处口有大小，个别钟几乎铸没；甬呈椭圆柱形或圆角方柱形，锥度较大，斡旋具备，从大多数甬内留有泥芯看，不可植奏，应为悬奏。

鉴于整套钟所存的三式之别，李学勤“猜想编钟的一部分(I、II式4件)原是晋献侯苏随厉王作战的胜利品，因此得之配成全套，作为纪念。”另外，16件钟均无音梁，却都在内壁留有不同程度的锉磨痕迹。其中III式12件钟调音较为复杂，各钟内壁锉磨凹槽5―9条不等，手法较前4钟成熟。据此，王子初认为：“16件钟的形制特征、调音手法、音乐音响性能，均反映出此套编钟的形成经历了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I式钟的年代最早．应在西周初年；III式钟的年代稍晚。但不会晚于厉王三十三年；II式钟则介于两者之间。晋侯苏编钟典型地展示了西周甬钟脱胎于商铙、逐步走向成熟的全过程，为研究先秦乐钟的极为难得的物证，弥足珍贵。”

第二，从铭文上看，晋侯苏钟全篇铭文长达355字，16件钟的钟铭没有重复，合起来才将全篇铭文记录完整，按陈双新关于钟铭组合分式为“合八式”。由于各组钟体型由大到小排列，铭文字数自然地由多到少。内容上完整地记载了周厉王三十三年正月八日开始晋侯苏受命讨伐夙夷的全过程。根据这些铭文语义的相承关系，16钟应分为两组，它们的编号顺序如下：

第三，从测音数据上看，16件钟中除了73629一钟已哑之外，其余15钟均能很好发音。尤其以后12件(III式)音质较佳，且正面右鼓部均铸有一凤鸟纹，为侧鼓音的敲击点标志，击鸟纹处，可得较清楚的正鼓音上方的小三度音，较击其周围其他部位时的音质更纯，不易被正鼓音所干扰。可见铸造此12钟的工匠已完全掌握了编钟正、侧鼓音的设计和铸造方法。I、II式钟音质较差，正、侧鼓音的均衡性也不如后12件。与其形制特征相应，此两式钟的音乐、音响性能也尚处于过渡时期。16件钟的测音数据如下：

说明：1．按“上海卷”关于此套钟测音数据的记载，第一组73634号钟侧鼓音的频率为552．46赫兹，它对应的音分数为1294．01音分，但《大系》所记音名为c2高度为c2-2(音分)。如按552．46赫兹计算，音分数偏差太远，所以可能是522．46赫兹(对应的音名、音分数刚好为(2-2．6)的误记，表中抹黑的数据代表算错的数据，在它们下方括号中的数据代表纠正后的数据。2．将频率数与音分数做对照比较，发现第二绀测音数有两处笔误：73633号侧鼓音频率为525．88赫兹，音名及音分数应由原来的g2+9(音分)改为c2+9：73637号正鼓音的频率为868．16赫兹，音名及音分数应由原来的e2-20(音分)改为a2-20。

将第一组各音分别加33音分，转换为以B(b)为宫，音分数为0，呈相对音高关系的音列：

将第二组各音分别减去76音分，转换为以B(b)为宫，音分数为0，呈相对音高关系的音列：

从呈相对音高关系的音列中正鼓音间及正、侧鼓问的实测音分差可看出，两组钟的准确性都较差，各音随着音区的移高逐步偏高，尤以第一组为甚。然而，只要稍做横向比较就会发现，这种情况与西周中晚之交的实际水平是相符的。如果说I、II式反映了对音列设置的摸索，那么III式的出现才标志着晋侯苏编钟的完成，时间已到了西周晚期。它的意义在于在典型8件钟的甬钟音列设置历程中与西周中期陕两眉县杨家村重排一组、(疒兴)钟二一四组与三式组等许多编甬钟一样，处于领先水平，所不同的是眉县杨家村编钟和(疒兴)钟出现了按一弦六等分取音、一弦五等分取音及一弦四等分取音所产生的三种音列，而晋侯苏编钟则铸造出两套按一弦六等分取音的两组编钟，说明前者还在做一弦等分制取音选择的时候，后者已做出了明确的选择，这种意义在前面述及的三套甬钟中也同样表现了出来。

三、调音在钟与取音在弦

对于编钟的件数而言，铭文一度作为关系甚密的因素加以看待。然而，在考察编钟音列的件数时，铭文究竟应当作决定因素还是作为参考因素来处理，是首先应该考虑的问题。可能由于这一选择会导致两种截然不同思路的出现。对于编钟音列的音位设置而言，“取”与“调”始终是两个不可或缺的环节，但明确二者的先后关系又是成功把握音位设置的关键。

(一)铭文与件数

铭文与纹饰是钟上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在编钟的铸造过程中，纹饰与铭文的设计、处理和目的均有所不同。在设计、处理方面，纹饰的大小、长短要求与钟体各部位的比例、轻重保持协调一致，而且图纹形态、阴阳纹的类型等特征均比铭文的刻线更粗，这可从侯马铸铜遗址出土的陶钟甬范上找到最好的根据，它体现的是一种铸钟的“预计性”。从出土的实物来看，铭文有铸文与刻文两种方式。铸文就是同纹饰的刻划一样在钟范上 即已设计好的铭文，它可处理成阴线，也可处理成阳线。由于要经过浇铸工序，所以其铭文线条总不如刻文那么细致、清晰，这种做法较少，只在早期的一些钟上能被发现。用刻文方式刻出的铭文线条可做到比铸文更细，且可按钟体钲部与铣部的长短大小来确定字数，即由多到少、由完整到简略，当然刻文的线条只能是阴线。这种刻铭方式体现的是一种对钟体的“适应性”。

从铭文的内容上看，有涉及“追孝祈福”者，如前述(疒兴)钟三组、梁其钟、秦公钟就属于此类，一般总包含三层含义，即先叙述其祖考辅佐先王之贤德，而后记述自己效法先祖效忠天子之功业，最后指明铸钟以庆先祖，祈降福寿；有涉及“征伐纪功”者，如前述的晋侯苏编钟铭文即属于此类，它完整地记载了周厉王三十三年正月八日开始晋侯苏受命讨伐夙夷的全过程。此外，也有涉及赏赐、宴乐之类内容者。总之，编钟铭文以歌功颂德为主，涉及音律、音阶含义的甚少。

从以上有关铭文的两方面特点可知，铭文是乐钟上不同于纹饰的外观装饰，是一种比普通纹饰更富于礼乐内涵的文化记载。西周乐钟的铭文大多数本质上也无涉于音乐性能，即它与乐钟的音列结构和设置规律并无必然联系，我们在对编钟进行音列整理与分析时，可用它们做一个比照作用，但决不能全然以它们为据来推断编钟的音列与件数的设置。这样做难以符合两周编甬钟编列的真实面目。

(二)先取后调与先弦后钟

西周编钟在每组件数的安排上经历了一个由少到多的探索过程。在这一探索过程中，对各组编钟的数量起了决定作用的是什么呢?如前所述是弦上节点。弦上等分节点决定着编钟三方面的指标，即音列音位、理论音高和乐钟件数。更具体地说，与每组编甬钟的音乐性能有着必然联系的是两个操作步骤：一个是通过弦上等分节点获取理论音高，可谓“取音在弦”；二是通过调音获取实际音高，可谓“调音在钟”。当然，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两步骤所要求的技术水平也会或多或少地影响实际音高对理论音高的偏差。西周早中期之际的编甬钟件数与商编铙相似，多为3件套，如驺伯各编钟、(弓鱼)伯(矢旨)编钟、魏庄编钟、长i编钟等即如此。早中期之交甚至中期的编钟也未必都是8件，呈3、4、5、6、7或8件不等的状态，这在(疒兴)钟和眉县杨家村甬钟各组以及扶风吊庄编钟、曲沃县曲村北赵九号墓晋侯编钟中均体现出来了。表面上看是一种紊乱的局面，然而，从数理上讲无论多少件其内部的乐音关系都是一致的，都统一在三种等分制取音法的逻辑体系之中。早期乃至中期的一些编钟弦上取音时习惯在弦的上一半进行，一般不超过弦长的二分之一节点，这是商编铙留下来的传统。即便如此，四声结构仅需三件钟便能展现完整。中期多5件以上、8件以内的设置，它是做全弦长取音的结果。这种件数的增加只是为了音域的扩展，音位并无增加。晚期编钟统一设置为8件，音位仍然保持四声不变，这是对弦上数理理论优化应用的结果，以痪钟一至七组为例。

该组甬钟3件，取音时仅用了整条弦长的上一半，采用3个五等分节点依次代表“宫”、“角”、“羽”三个音位，并在第四等份内的1／3节点处获得了“徵”音，在第三等份内的1／2节点处获得了“宫”，这个宫音已是空弦音的高八度重复。至此，四声均已出现，如各音再从弦长的下一半按相同的比例基数继续往下取音，所获得的只是重复音位，这种现象在晚商的编铙中尤为突出。早期的编钟尽管件数少，但音列中设置的音位并未少，数理原则也没变，少的仅是音列中的重复音位。中、晚期的编钟虽然件数增加了，但音列中设置的音位并未多，多的也仅是音列中的重复音位，这就是西周甬钟音列设置上自成体系的数理规范。

可见，弦上取音为编钟音列的设置提供了理论依据，而钟上调音又为理论数据的成功实现提供了技术保障。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均要经历一个由浅入深的认识过程。

余 语

《国语・周语下》记载：“王将铸无射，问律于伶州鸠。对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古之神瞽，考巾声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钟，百官轨仪。纪之以三，平之以六，成于十二，天之道也’。”笔者以为可作如下理解。第一，伶州鸠所处的时代在春秋中晚期，他称“古之神瞽”应指的是两周或更久远的宫廷乐师；第二，“考中声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钟”，制成一弦取音器，量出适中的长度以发出最适合人耳辨别的标准音高，目的在于为编钟取音；第三，将弦一分为三，并做出标记，而后再将每一个三等分一分为二，即“纪之以三，平之以六”。按一弦六等分取音时还须按取等分内节点以确定“徵”、“宫”等音位，从理论上讲完全可以根据等分内弦长比例取得“十二律”，只是西周甬钟继承了商代的传统(另行讨论)仍只取“八律”。所以，此则文献已指明了一弦六等分取音法的实质，伶州鸠所说的“成于十二，天之道也”，以及由此而在后文引出的“十二律”名称，可能正说明了西周音乐的实际水平。

附 言：本文被列为2006年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十五”规划项目系列论文。写作过程中曾得到笔者博士导师王子初研究员(中国艺术研究院)和副导师刘绪教授(北京大学)的悉心指导。另外崔宪、赵宋光、张振涛、韩宝强老师也提出了宝贵意见，在此表示感谢!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