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友梅留日年份、回国日期及参加清廷考试时间考辨

在对萧友梅先生学术生平的研究中，有若干问题，学界至今还未有比较一致的看法，就连萧先生自己也有不同的记述。比如，先生于何年赴日本留学?哪年回国?又在何年参加清政府规定的留学生归国考试?考了几次?就是其中的几个。本文拟就上述问题做一简要考辨。

留日年份

关于萧友梅去日本留学的年份，现有三种说法：

1　据萧友梅的侄女萧淑娴保存的一份先生亲笔填写的“履历表”(以下简称“自述1”)，说是“17岁赴日本东京留学”。按实足年龄算，当为1901年(若为虚岁则还要推前一年为1900年)。

2　据1921年6月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编《音乐杂志》第2卷第5、6号合刊刊出的由萧友梅自己提供的相片和学术简历，记载为1902年赴日本。

3　据留德博士孙海在德国莱比锡大学新发现的萧友梅在1916年博士论文答辩前亲笔写的学术经历(以下简称“自述2”)所说，“其后五年(十四至十九周岁)，学于广州之中式中学并自此毕业。友梅之学术研究始于日本，于东京高等专科及大学学习六年，终自文学院考试毕业。其后，于1910年夏回中国并参加第一次国家考试”。这里，虽没有明确地写出留日的年份，但从行文前后内容所记的经历来看，不难推算出他是1904年赴日本留学的。

三种说法相差好几年，但确切的、符合历史实际的只能有一种。现据我们所见到的相关资料，参照先生不同时期所写的自述进行比较，且从几个角度，并沿着萧友梅前后相续的学习经历来分析，我们认为，上述《音乐杂志》的记载是准确的，即先生的留日时间应在1902年10月。今辨析如下：

1　在清政府的一份《各省官费私费毕业生姓名表》中，记载有：“萧友梅，广东，私费，光绪二十八年九月(即公元1902年10月)入国，帝国大学，光绪二十八年九月入学。”这是我们所见的最早一份有关萧友梅留日时间的文字记载。这里要说明两点：

(1)表中所记写的，为扼要性的概略事实，而不是萧友梅在日本时期的所有学习经历；先生确实在“帝国大学”学习过，于1909年毕业，但并非先生1902年一入国就在“帝国大学”就读。先生在日本的学习经历即所读过的学校，至少有四所，在“自述1”中写得很清楚：“先后在东京高等师范之附中，东京音乐学校肄业、毕业，中学后，经过法政大学之高等预科入东京帝国大学教育系，同时仍在东京音乐分校习钢琴(注：‘分’疑为‘学’字)。”可见上述“姓名表”所记是概略，并非全部，不十分精确，但1902年10月即光绪二十八年九月留日的年份，却是准确无误的。

(2)萧友梅初到日本的头几年是自费，即“姓名表”中已说清楚了的“私费”。据“自述1”可知，先生进的第一个学校为“东京高等师范附中”，是家里出钱，即私费；又没有读完，故后文说是“肄业”；接着进的是“东京帝国音乐学校”。据先生自述，他之所以能进该校，实现他学音乐的理想，完全是在“不顾家庭的阻挠与反对”的情况下，其经费全靠半工半读、又省吃俭用来解决的，并且还把积攒的钱购买了一台钢琴，为此先生感到无比的幸福。

2　那么，先生又是哪年进的东京音乐学校?据保存完好的《东京音乐学校一览》所载，先生是以“萧思鹤”的名字于1904年注册入学，选修唱歌和钢琴两科，同学中还有曾志恚、曹汝锦。先生在该校不间断地学了五年(跨六个年头)，即1904年起至1909年7月“修了”为止。0也就是说，萧友梅在“东京高等师范附中”肄业后，一边经“法政大学之高等预科”进了“东京帝国大学教育系”学习，一边仍在“东京音乐学校”学钢琴。

3　在《萧友梅自编影集》中有一幅照片(编号为5)，先生亲笔的文字说明为“民国前九年(即1903年)在东京照”。为说明拍摄的确切年份，紧接着先生又特别在文字后的括号内清楚地注明“时抵日之第二年”。也就是说，赴日是在1902年。

回国日期

在萧友梅从日本回国的年份上，也有三种说法：

1　先生在“自述1”中说，“24岁(按实足年龄为1908年，虚岁为1907年)帝大毕业后返国”；

2　在1921年6月出版、北大音乐研究会编的《音乐杂志》5、6两期合刊上说是“民国前三年(即1909年)毕业返国”；

3　在萧友梅的“自述2”，则说是“于1910年夏回中国并参加第一次国家考试”。

究竟哪一种说法更符合史实呢?据我们所见的史料分析，应是1909年夏。

据《萧友梅自编影集》中两张照片的文字说明：一张编号为(8)，记写为“民国前三年(即1909年)夏，时已毕业，行将归国矣!”；另一张编号为(39)，记写为“民国前三年夏，毕业东京帝国大学文科时，与教育系教授及同学某君(日人)合影”。而据帝国大学颁发的“毕业证书”和东京音乐学校发的“修了证书”，也都清楚地写明为“明治42年7月”(即1909年，而7月正是夏天)。

再有，清末《各省官费私费毕业生姓名表》中，亦记有萧友梅“宣统元年六月(即1909年7月)毕业”。0以上中日两种不同纪年法的年份，正与公元纪年完全一致。这样，“文字说明”与物证“毕业文凭”和“修了证书”三者结合，确证了先生毕业于1909年。由此，也可说明“自述1”所写的“24岁(即1908年)帝大毕业”在年龄的计算上有误，此处不管是实足年龄还是虚岁都是与史实不符的。

还有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既有图片物证，又有文字记载极具说服力的史料，这就是萧友梅1909年夏回国后的冬天，在天津不幸为洋车碾折右足胫骨，无法行走，卧床不起，医治了三个月，始能行动如常。萧友梅对自己这一遭遇车祸受伤的不幸事件，记得极其清楚，车祸发生的具体时间、地点，先生的记阮是特别深刻的。这可从他为一幅躺在床上养伤时摄的照片所亲笔写的文字说明为证：先生将发生车祸的“年”(民国前三年，即1909年)、“月”(十二)、“日”(二十九)及“地点”(天津北马路)，都写得很具体、很明确。这幅躺在床上养伤的照片，是民国前二年(即1910年)正月(此处为阴历)即1910年2月10日(春节)至3月10日之间拍摄的(具体日子不详)。这又与所说“卧床医治三个月”基本相符。也就是说，萧友梅留日后于1909年夏毕业回国是毫无疑问的。

如果取19t0年夏回国说，那么，发生“车祸事件”当在1910年冬了。而事实却告诉我们：该年冬天(11月5日)，先生已出任视学官，冒着严寒，奉学部之命即受学部派遣，与刘宝和、常顺等一起离京外出，到直隶、山西、山东三省视察学务去了(详后)。再从留学生回国后必须通过两次考试，才能有官职即有资格参加工作的规定来看，若是1910年夏回 国，先生的两次考试在何时进行?按制度，第一次在学部(上半年5月)，先生是赶不上了；第二次在保和殿(下半年9月)，而此时萧友梅实际上已当上“小京官”，正在出题、监考呢(详后)。

考试次数和时间

根据清政府1906年拟订的《考验游学毕业生章程》和1908年拟订的《游学毕业生廷试录用章程》规定，凡在海外高等学校入学三年的游学生归国后，都须应考。考试分为两场，首场在学部举行，称“部试”；第二场在保和殿举行，称“廷试”或殿试。考试的时间安排，沿袭原来科举中“春闱”、“秋闱”的习惯，一般“部试”在八月(阳历9月)举行，“廷试”则一般在四月(阳历5月)举行。

据此，按惯例，萧友梅参加两次考试的时间，也应为1909年9月和1910年5月。这里有唐景崇等为考试之事给皇上的两个奏折可以作证：

(1)1910年9月5日(宣统二年八月初二)在《唐景崇等为请派游学毕业生考试各科襄校官事奏折》中提到，本年将于八月初四(9月7日)进行分场考试；

(2)1911年4月12日(宣统三年三月十四日)在《唐景崇等为请钦定廷试游学毕业生日期事奏折》中提到，上年(指1910年)二月十五，“臣部奏请钦定日期，奉旨，著于四月十五日(5月23日)考试”。

由上述两个奏折所定的日期可以逆向推知，萧友梅1909年参加部试与1910年廷试的时间，分别在当年的9月和5月。

萧友梅经过两次考试后，依照《游学毕业生廷试录用章程》，被清政府任命为“七品小京官”，担任襄校官。在上述《唐景崇等为请派游学毕业生考试各科襄校官事奏折》开列的名单中，就有“小京官萧友梅”的字样。也就是说，先生在通过第二次考试后，以“小京官”的头衔，已当上了“襄校官”，参与了1910年9月举行“部考”时的相关学科的拟题、阅卷工作。写到这里，我们想再就归国时间补充说一句：萧友梅1910年9月已担任“襄校官”即考官一事，再一次证明先生是在1909年而不是1910年回国的。先生在参与了1910年9月的“部考”工作后，按《视学官章程》，又被清政府任命为视学官，并于11月5日受学部派遣，离京外出视察学务去了。1911年7月13日，完成北部三省视学任务回到北京。0这也正与先生在“自述1”中所写的内容相符：“(东京)帝大毕业后，曾在北京任视学二年。”

“自述2”中，在考试一事上，萧先生写为“1910年夏回中国并参加第一次国家考试(“文科硕士”)，次年又过得以在京师供职之第二次国家考试。既过二次考试，遂于学部任视学”。长期以来，近现代音乐史学界所见的有关萧友梅生平史料，只知先生从日本回国后，于1910年在保和殿参加过一次考试即殿试，并留下了一张考试后在香山会馆拍摄的相片。而从这次孙海博士新发现的萧友梅亲笔自述史料，可知先生曾“两次”参加考试(虽然具体日期与我们掌握的史实并不相符)，这就为研究萧友梅生平事迹，提供了极宝贵的史料。而我们在撰写《萧友梅编年纪事稿》的过程中，也发现先生按清政府规定，的确参加过如上所说的“两次”考试，印证、充实了孙海发现的“自述2”中的“两次”说。而且，我们所见的史料表明，考试时间(1909年9月与1910年5月)和出任视学官的时间(1910年11月)，先后相连接。因为很清楚，只有经过“两次”考试，才有资格在清政府中当官。据前一节的考证和本节的论述，既然萧友梅1910年9月已经以“小京官”的身份参与“部考”的拟题、阅卷工作，那就足以说明先生自己已通过了“两次”考试(1909年9月、1910年5月)；如果先生是1910年考第一次，那就很明显与萧友梅实际上已于1910冬至1911年7月出京视察学务工作相矛盾了。所以，“自述2”所写的考试日期，经不起上述确凿的考试时间与出任视学官时间的检验，故明显是有误的。

总而言之，根据我们以上所见资料，包括文字材料、毕业证书等图片物证和在天津车祸后拍摄的照片与文字说明及当年《申报》视察学务的相关报道等等史料，经过梳理、鉴别，从不同的角度，且又顺着萧友梅前后相连的学习经历和工作日程，顺理成章地得出的结论是：先生留日年份为1902年10月；归国日期在1909年夏；参加清政府主持的归国留学生考试的时间，第一次在1909年9月，第二次在1910年5月。

以上是我们的分析辨正，提出来供史学研究与教学的同志和感兴趣的读者批评指正。

一个问题

最后，我们想提出一个问题，这就是：萧友梅写于不同年份的多份亲笔自述，为什么会出现自相矛盾的说法?有的还不仅差一年。这究竟是什么原因?仅仅能用记忆有误或年龄计算上(虚岁、实足)有差错来解释吗?孙海新发现的“自述2”写于1916年，是目前所见先生的自述中最早的一份，离留日与回国的时间最近，如从记忆上来说，应该是不会有误的。而自编影集的亲笔说明和“自述1”，则写于20年代；而这基本相同的后两份(还有1921年《音乐杂志》的介绍)与最早的一份相比，为什么又会有明显的不同(包括在时敏学堂学习的时间)呢?这是萧友梅学术生平研究中很值得认真思考和探讨的一个问题。我们的体会是：对于任何史料，不能不信，但也不能全信。我们后人在引用前人留下的文字资料尤其是当事人的自述时，也须谨慎，即必须尽可能地掌握更多的史料，联系人物的活动或事件的前因后果或各种关系，弄清事件的脉络，从不同角度、多方面地加于辨析、鉴别，这样做出的结论，就有可能更接近、更符合史实的原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