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劳动力供给与需求看我国“增长型失业”

摘 要：伴随着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是失业率的居高不下，以至出现了所谓的“增长型失业”。从劳动力的供给方面看，由于存在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国有企业改革、隐性失业的显性化、自愿失业以及高校盲目扩招，使劳动力供给未能适应经济转型的需要；从劳动力需求方面看，我国第二产业比重过高，而第三产业比重偏低，且产业结构的偏离度高，产业结构的扭曲导致就业吸纳能力降低。因此，我国的“增长型失业”实质是“结构性失业”，必须从劳动力供给和需求两方面采取多种措施：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改变对二元经济转型和城镇化的片面理解，积极探索国有企业改革的新路子，改革当前高校人才培养机制与模式，并不断完善失业统计核算制度。

关键词：增长型失业；结构性失业；产业结构；就业弹性；产业结构偏离度；国有企业改革；二元经济转型；高校扩招；就业吸纳能力

中图分类号：F061.2；F120.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131（2012）05—0034—07

一、引言

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和较低的失业率是宏观经济管理所孜孜以求的两大目标。20世纪60年代，曾任美国总统约翰逊首席经济顾问的经济学家阿瑟·奥肯， 在深入研究了美国多年失业与GDP变动的数据资料后，提出了经济周期中经济增长率变动与失业率变动的经验关系——当实际GDP增长相对于潜在GDP增长下降2%（美国一般将之定义为3%）时，失业率大约上升1%；当实际GDP增长相对于潜在GDP增长上升2%时，失业率大约下降1%。

胡荣涛，李泽臣：从劳动力供给与需求看我国“增长型失业”一般说来，经济的增长需要以更多劳动为保证，因而需要吸纳更多劳动力，从而降低失业率；反之，经济增长如果放缓，对劳动的需求也势必减少，这将直接导致就业率的降低。在假定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失业率下降的另一种表述就是就业率提高，反之亦然。所以奥肯定理实际上也就揭示了经济增长率与就业率二者的正相关关系。

奥肯定理所呈现的失业率和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关系与美国以及一些西方国家的经济实践高度一致，然而在中国，该定理所阐述的相关关系却始终得不到验证。我们整理中国统计年鉴并通过计算得知，从1995年至2009年的15年间，我国GDP平均增长率为12.17%，而城镇登记失业率却从2.1%上升至4.3%（如图1所示）。

从数据和图形上看，尽管中国失业率在高经济增长率的同时也呈提高趋势，但是失业现象并不严重。然而，这一数据显然没有被大众所接受，而是被认为失业率统计偏低。对于这种情况，刘金贺（2010）认为，首先，这一数据仅仅是城市登记失业，并没有涵盖广大农村劳动力人口；其次，由于多数高收入失业人群和暂时性失业者很少去失业救济部门登记，“登记失业率”将大量无业城市劳动人口排除在统计数据之外；最后，国有企业改革进程中产生的大量“内退”人员，也并未被统计为“失业”人员。因此，社会普遍认为，中国目前的失业情况远比统计年鉴上反映的更为严峻。例如，中国社科院在2008年12月16日公布的《社会蓝皮书》中称，中国城镇失业率约为9.4%。

高经济增长率和高失业率长期并存一直以来都困扰着中国经济学界。有学者称中国当前这种情况为“增长型失业”（李长安，2002）。一方面，经济学人极力探索出现这种违背“奥肯定理”的状况的根源；另一方面，相关专家也试图寻求一条不以牺牲经济增长速度为代价的提高中国就业水平的新道路。何炼成（2005）认为，中国的市场经济进程中国有体制改革导致了国有企业工人的大规模失业，在提高企业效益的同时，也大大增加了失业率。尹继发（2003）则从新增劳动力出发，认为近几年来中国高校的扩招致使毕业生就业竞争强度骤增，与此同时，过度的招生也使得高校教学质量难以保证，使得大学生难以就业。张弥（2010）等认为，中国失业率在经济高速增长的情况下难以下降，是由经济体制转轨造成的。李淑娴等（2000）、许雄奇等（2002）则提出，大规模隐性失业人群在中国长期存在，而隐性失业显性化是劳动力配置优化的必然途径。

这些学者为当前中国“高增长、高失业”问题的探索提供了一些思路，其观点也被大多经济学人所认可，但他们大多仅仅从劳动力供给的角度谈及失业问题，其论点也往往限于问题的表象。我们认为，一个社会的就业状况是由一定时期劳动力供给与需求双方共同作用的结果，单纯从某一方面研究难以揭示问题的实质，不利于我们把握问题的根源，更不利于解决这一社会难题。研究当前中国增长型失业问题必须从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两方面来进行分析，才能得出符合实际的结论。本文在以往学者关于中国“高增长、高失业”问题研究的基础上，从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出发，多角度深入探讨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以期能为问题的解决提供理论依据和决策参考。

二、供给因素：经济转型与体制改革对就业的挤出效应

和市场经济中的其他生产要素一样，当劳动力供给过多而现实需求又难以充分吸纳的时候，必然会使过多的供给溢出，即使在经济增长率较高的时候失业率也会居高不下。从我国的具体情况看，以下几个方面是造成劳动力供给溢出和失业率较高的主要因素。

1.经济转型过程中人口转移造成的失业

从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与政策的制定来看，在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过渡的进程中，工业化、城镇化的趋势不可阻挡。而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加深，必然促使大量农业人口转向非农产业、农村人口转向城市；同时，随着农村现代化步伐的加快，大型农业机具也必将代替大批农业劳动力，这也促使了农村人口向城市的大规模转移。尽管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起步时日尚短，但由于人口基数庞大，在经济结构转变中已产生了数以亿计的农民工大军。这些转移人员大多没有经过系统的专业培训，缺乏必要的现代化生产技能与知识，所以转移到城镇后只能从事一般的简单劳动，其就业部门也是以传统工业和服务业为主（时晓东 等，2009）。根据2010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从1995年至2009年，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的速度不断加快，城镇人口在这15年间由3.5亿升至6.2亿，增加约77%。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城镇化进程一直落后于工业化进程，城镇不能有效吸纳这些从农村转移而来的新增人口；而小城镇的发展也是相当滞后，更增加了大城市在人口容量和就业容量等方面的压力。城市一旦不能及时提供足够的经济转型中转移人口所需要的就业岗位，即使经济加速增长，就业率也难以提高。

2.下岗职工增加造成的就业压力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一直实行的是“统包统配”的就业制度，以户籍为基础，用行政手段为城乡居民安排就业岗位。从20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中国经济开始打破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桎梏，高校毕业生就业逐渐向市场主导转变。与此同时，国有企业就业体制也进行了相应的改革，1996年开始，国家又对国有企业实行“下岗分流，减员增效”的政策，大量国有企业工人因此而失业（何炼成，2005）。据统计，1998年仅国有企业失业人数就高达1200万人。但与其他失业人员不同的是，国有企业下岗人员年龄普遍较大，知识水平偏低，缺乏现代企业所要求的相关技能，因而在下岗后，难以在其他岗位上谋求新的工作。同时，这些人大多思想比较保守，不愿在私营企业工作或从事个体经营，而且他们的学习能力通常也比较欠缺，更是加大了其再就业的难度（陈静，2011）。

从改革的角度来看，一部分职工下岗是有必要的，裁去冗余的劳动人口，代之以先进的技术和经营理念无疑可以大大提高劳动效率。但不可否认的是，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庞大，国有企业改革对社会就业产生了巨大的压力。

3.隐性失业的显性化和自愿失业

由于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我国存在着大量隐性失业的劳动力，过去名义上的“充分就业”实质上是以低生产效率为代价的，而且由于技术上的困难以及政治上的种种原因，这些失业往往不能被记录在案。近些年来由于户籍政策的逐渐放宽，大量第一产业“隐性失业者”涌入城市；同时，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也促使国有企业内部原有的部分隐性失业者浮出水面。隐性失业的显性化，尽管从劳动力总人数上看并无绝对增加，但增加了劳动力就业需求的数量，从而也使就业率下降。

在现代西方经济学中，自愿失业是指自愿放弃工作机会而不愿意寻找工作所造成的失业，自愿失业是劳动力自我选择的结果。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失业率居高不下，一定程度上是由自愿失业造成的，它已成为当代中国比较严重的社会问题。从自愿失业者的构成来看，高校毕业生占主要部分，此外还有一部分不学无术、眼高手低、缺乏一技之长的社会青年和游手好闲者。他们盲目崇拜西方发达国家的生活方式，渴望短期达到较高的生活水平，但由于中国国情和发展阶段又难以满足他们的奢望，于是自愿失业常年“啃老”，也不愿意“屈就”于那些所谓的脏累及收入低的岗位。所有这些，在某种程度上也加使劳动力失业率居高不下。

4.高校盲目扩招带来的就业压力

据2010年中国统计年鉴，1998年中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108.4万人；随着1999年全国高校开始大规模扩招，至2009年，这一数字已飙升至639.5万，增幅约为490%。高校招生的大规模急剧增加，不仅没有使大学教育的“精英化”普及，反而使高校教育显现出“平庸化”的趋势。

从硬件条件讲，高校的盲目扩招，必然导致自习教室、教学设备、图书资料等严重不足，而一些大学为了应对生源的增加，盲目扩大校园，导致债台高筑，甚至因此到了财务破产的边缘，无力更新教学硬件设施。从教学软件看，2009年普通高等学校在校人数2 144.7万，同年普通高校专任教师人数仅为129.5万，生师比高达17∶1；而扩招开始前的1998年这一比例仅仅是11∶1。教师增加的速度远远落后于学生扩招的速度。学生数量的不断增加给教师教学也带来了极大压力，高校教师在繁重的教学任务压力下，无法有效地完成自身能力的拓展，也给师资力量的提升带来了负面的影响。从课程设置来看，我国大多数高校没有跟上时代的步伐，课程内容陈旧，专业设置与现实脱节，培养出来的学生并不能很快适应现代生产的要求。大学毕业生不能掌握实际生产所必需的技能，无法学以致用，必定导致其就业率低下。从学生的角度来看，高校招生门槛一放再放，致使高校生源质量良莠不齐，也给大学带来了一些不良的生活风气；而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的问题，又使“读书无用论”的声音重新响起。这些情况已经是包括一些“211”“985”等重点院校在内的高校普遍存在的问题，而这种种的矛盾又造成了学生质量的进一步下降。

从积极意义上看，高校扩招可以使更多的青年学生接受高等教育、掌握现代科学知识，有助于提高国民的整体素质，减少初级劳动力供给。但这是以未来的失业为代价来降低当年的失业率，只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近期的就业压力，而长远就业问题并未得到根本解决。而高校教学质量的下降，导致过去的“精英”平庸化，使大学毕业生自身素质不能满足从业岗位的要求。因此，一味追求扩招并没有像预想那样减缓“高级人才不足，低端劳动力过剩”的结构性失业问题，反而加剧了这种矛盾。

三、需求因素：扭曲的产业结构导致就业吸纳能力降低

从世界经济发展的经验来看，经济总量的提升往往能带动就业率的增加。而当经济现实数据不符合这一经验规律时，我们不能急于否定这一经验规律。正确的做法是把经济总量细化，从构成整个宏观经济的各个产业带来的就业效应出发，分别进行讨论，并与国际标准进行相应对比，从而找出症结所在。

1.中国的工业化阶段与产业结构水平

钱纳里对101个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二十年间的约2万个数据进行分析，得出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与相应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认为人均GNP不仅表明了一国在某一时期的经济发展水平，并且反映出该国工业化的发展阶段。钱纳里提出的多国增长模型以1970年为基期，把一国经济增长按人均收入情况分为3个阶段、6个时期，其中第二个阶段是工业化阶段，工业化阶段又细化为前、中、后三个时期（见表1）。

根据2010年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中国2008年GNP为316 228.8亿元，GDP为314 045.4亿元。在二者相差不大并不影响结论的情况下，可以用人均GDP来判断中国所处的工业化阶段。为了消除通货膨胀的影响，以1970年为基期，计算出2008年中国GDP的不变价为60 653.37亿元，当年年末总人口约为13.28亿，则人均GDP为4 544.208元（1970年不变价）；而当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为6.83∶1。因而，以1970年的不变价格计算，2008年中国人均GDP为约665.33美元。对照表1，并结合有关文献研究结论，可以得出结论：中国目前正处于经济发展的第3个时期，即工业化的中期阶段。

配第—克拉克定理认为，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第一产业国民收入和劳动力的相对比重逐渐下降，第二产业国民收入和劳动力的相对比重上升；经济进一步发展，第三产业国民收入和劳动力的相对比重开始上升。然而，截止到2009年，我国第二产业产值在GDP中的比重达到了46.3%，而第三产业仅约为43.4%，远低于发达国家60%～70%的水平以及世界的平均水平（50%）。可以说，我国是目前世界上不多的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比重过低的国家之一（王志峰 等，2007）。

与国际标准产业结构相比，我国当前第一产业产值在GDP中的份额略低于标准，而第二产业的比重明显偏高，第三产业比重则明显偏低。2009年我国第二产业产值比重高出钱纳里标准10.3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则低出国际学者归纳的标准（世界银行标准）约7个百分点。而在三次产业就业结构中，我国第一产业所占比重偏高，高于标准近10个百分点，而第二、第三产业比重均低于标准水平。可见，我国第一产业就业比重过高，有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到第二、三产业；第二产业产值占GDP比重过大，但对就业的贡献不足；而第三产业是吸纳劳动力最强的产业，但规模过小、比重偏低。因此，产业结构不合理是造成我国当前“增长型失业”的重要原因。

2.我国三次产业产出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偏离度分析

经济学中通常用产业结构偏离数来衡量一国产出结构与就业结构偏离程度，它是指某一产业的就业比重与增加值比重之差，反映了就业结构与产值结构间偏离程度。钱纳里、艾金通和西姆斯分析指出：随着人均GDP的提高，第一产业结构偏离数由正偏离逐步缩小，第二、三产业结构偏离数则由负偏离向0逐步靠拢（李丽萍 等，2006）。

根据2010中国统计年鉴，我们计算出近十年我国三次产业的结构偏离程度，如表2所示：

根据2010年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中国2008年GNP为316 228.8亿元，GDP为314 045.4亿元。在二者相差不大并不影响结论的情况下，可以用人均GDP来判断中国所处的工业化阶段。为了消除通货膨胀的影响，以1970年为基期，计算出2008年中国GDP的不变价为60 653.37亿元，当年年末总人口约为13.28亿，则人均GDP为4 544.208元（1970年不变价）；而当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为6.83∶1。因而，以1970年的不变价格计算，2008年中国人均GDP为约665.33美元。对照表1，并结合有关文献研究结论，可以得出结论：中国目前正处于经济发展的第3个时期，即工业化的中期阶段。

配第—克拉克定理认为，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第一产业国民收入和劳动力的相对比重逐渐下降，第二产业国民收入和劳动力的相对比重上升；经济进一步发展，第三产业国民收入和劳动力的相对比重开始上升。然而，截止到2009年，我国第二产业产值在GDP中的比重达到了46.3%，而第三产业仅约为43.4%，远低于发达国家60%～70%的水平以及世界的平均水平（50%）。可以说，我国是目前世界上不多的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比重过低的国家之一（王志峰 等，2007）。

与国际标准产业结构相比，我国当前第一产业产值在GDP中的份额略低于标准，而第二产业的比重明显偏高，第三产业比重则明显偏低。2009年我国第二产业产值比重高出钱纳里标准10.3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则低出国际学者归纳的标准（世界银行标准）约7个百分点。而在三次产业就业结构中，我国第一产业所占比重偏高，高于标准近10个百分点，而第二、第三产业比重均低于标准水平。可见，我国第一产业就业比重过高，有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到第二、三产业；第二产业产值占GDP比重过大，但对就业的贡献不足；而第三产业是吸纳劳动力最强的产业，但规模过小、比重偏低。因此，产业结构不合理是造成我国当前“增长型失业”的重要原因。

2.我国三次产业产出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偏离度分析

经济学中通常用产业结构偏离数来衡量一国产出结构与就业结构偏离程度，它是指某一产业的就业比重与增加值比重之差，反映了就业结构与产值结构间偏离程度。钱纳里、艾金通和西姆斯分析指出：随着人均GDP的提高，第一产业结构偏离数由正偏离逐步缩小，第二、三产业结构偏离数则由负偏离向0逐步靠拢（李丽萍 等，2006）。

根据2010中国统计年鉴，我们计算出近十年我国三次产业的结构偏离程度，如表2所示：

从整体趋势上看，我国三次产业结构偏离程度逐渐减小，然而，从具体数据来讲，与标准化的产业结构相比，我国三次产业产出结构与就业结构偏离严重。例如，钱纳里等分析认为，当人均年收入达到3 000美元时，第一产业结构偏离数应由正转为—1.5，第二、三产业结构偏离数则分别由负数变为1.2和2.9。而按照我国产业结构目前的调整速度来看，这一目标难以达到。整体来说，我国三次产业的产出比重与就业比重均出现了较大程度的偏离，说明目前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并不匹配，经济结构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扭曲。

3.我国三次产业的就业弹性

所谓就业弹性，是指经济增长每变化一个百分点所对应的就业量变化的百分比，它能够从总量上反映一部门经济增长对就业的带动效应的大小。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加深，第二产业内部资本和技术对劳动的替代作用不断增强，第二产业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迅速下降，就业弹性系数逐渐从1978—1989年的平均0.538降到1990—2006年的平均0.134，而第三产业就业弹性系数则逐渐提高至0.277，第一产业则降为—0.207（刘军丽，2009）。

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第三产业城镇就业弹性系数开始超过第二产业，且增速明显。这说明，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和新型工业化的不断发展，我国第三产业逐步发展起来，并显示出对劳动力强大的吸纳能力。第一产业就业和产出始终负相关，说明随着农业现代化的深化，农业部门将继续释放“过剩”劳动力；而第二产业在产业转型过程中，对人才素质和设备技术的要求不断提高增加，对一般普通劳动力的吸纳弹性不断降低。

就业弹性系数的高低反映出当前我国三次产业不同的劳动力吸纳能力。在劳动力供给较多，经济社会发展不能完全有效满足劳动力就业需求的前提下，高失业率问题难以得到有效解决。要解决就业难的问题，最直接的办法就是从就业弹性入手，大力发展就业弹性系数高的第三产业。事实上，依靠第三产业对劳动力强大的吸纳力来解决就业问题几乎是世界各国普遍的选择（李立 等，2009）。

四、结论与思考

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关于产业发展的强制性指令措施和指导意见导致我国产业结构与经济发展进程产生了较大的偏差，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这种偏差虽然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但远未彻底解决，依然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发展与结构优化的重要因素。我们认为，当前中国的“增长型失业”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当年计划经济时期一些不合理产业政策的后遗症：一方面，扭曲的产业结构导致包括资源配置和就业结构等多方面的不合理；另一方面，当这种多方面的不合理达到一种微妙的“平衡”时，又反过来制约了对产业结构偏差的矫正，进而影响中国经济结构的优化和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根据国际经验，我国当前的产业结构并不与经济发展水平和工业化阶段相匹配，三次产业结构的不合理，必定导致包括劳动力资源在内的生产资源配置的不合理。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之一是改变不合理的产业结构，然而产业结构的变更必然会导致一些夕阳产业的退出和一些新兴产业的兴起，如果劳动力供给结构的优化滞后于新的经济结构的需要，必定还会产生新的结构性失业。通过对三次产业劳动力吸纳能力的分析可以看出，随着我国产业结构的趋于合理，劳动力能力吸纳较强的第三产业的比重将不断增加，从而可以极大地缓解劳动力就业的压力，降低失业率，有利于解决就业问题。但这是个长期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根据前文分析，我们提出以下建议：

1.根据科学发展观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的步伐

世界各国发展经验证明，三次产业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是有明显差别的，我国经济增长率与就业率不协调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三次产业的结构不协调。因此，今后一段时期的重要任务就是必须按照科学发展观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在遵循产业结构演变规律和借鉴国外成熟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制定出调整优化产业结构的规划和具体实施细则，尽快使产业结构走向合理化的轨道。在高度重视农业发展的同时，适当放缓第二产业（特别是一些产能过剩的工业）发展速度，加快发展服务业尤其是金融、信息、物流等与人们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现代服务业的发展速度，不断提高第三产业的比重，从而保证在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基础上，较好地解决就业这个最大的民生问题。

2.改变对二元经济转型和城镇化的片面理解

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转型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和趋势，城镇化也是工业化的必然结果，但过去我们对此有着片面的理解和“一刀切”的做法。现在看来，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不一定必须全部转移到大城市和工业领域，根据我国的实际完全可以就地进行转移，“离土不离乡”，“务工不进城”。现在各地不加选择地大力发展大型城市乃至特大型城市，这未必就是我国由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过渡和加快城镇化步伐的最佳方案，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应该是在发展大型城市及城市圈的同时，更重视中等城市和小城镇的协调发展，尤其要落实中央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精神，加强新型农村社区的建设。

3.积极探索国有企业改革的新路子，不能把“改革”和“下岗”画等号

要慎重对待国有企业下岗职工。改革以来国有企业对多余人员的裁员和分流，对于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和市场竞争能力是必要的，但不能操之过急。在裁员的同时，有关部门应做好一系列的安置及保障工作，为下岗职工提供必要的就业指导、技能培训、融资优惠等，拓宽下岗职工再就业的渠道，尽可能做到“下岗不失业”，以保证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不受影响，促进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4.改革当前高校人才培养机制与模式

十余年高校扩招的利弊已经显现，当前应该对此进行深刻的反思。我们认为，当前高校在基本稳定招生规模的同时，重心应放在内部改革和创新上，尤其是在师资水平、专业调整、课程设置、人才培养机制与模式、教学方式方法及内容等方面，应该紧密结合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的实际，争取有新的创新与突破。目前经济结构调整和毕业生就业难的现实，对高校既是严峻的挑战，又是难得的机遇，只有面对现实不断改革与创新，才是高校可持续发展的唯一出路。

5.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国民经济统计制度，完善统计指标，创新统计方法

我国现行的统计制度与核算存在诸多问题，统计口径与核算范围并未完全与国际通用的统计制度接轨，有些失业领域与失业人员并未在官方统计资料中得以反映。因此，必须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进行改革与完善，尤其要更新劳动就业观念，借鉴国外经验，健全和完善有关失业统计方面的指标体系，改进失业统计方法，扩大失业统计的领域和范围，逐步使隐蔽性失业公开化，使全社会的失业状况均由市场来反映和体现，并通过官方正规的统计渠道真实地披露出来。这样才能使失业统计的口径与经济增长统计的口径一致，也有利于国际之间的比较和对国情的客观把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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