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率变动的贸易效应:理论与实证研究述评

摘要:关于汇率变动对国际收支的影响,一般理论认为,一国货币的贬值或升值会引起进出口商品价格的变化,进而引起进出口商品数量的变化,最终导致贸易收支余额的变化。汇率变动对贸易余额的影响程度,取决于汇率变动的价格传导程度和反映价格与数量关系的进出口供需弹性的大小。本文对相关文献进行了较为完整的综述,以期实现对汇率变动贸易效应问题的充分认识,为研究我国当前人民币汇率变化对贸易余额的影响提供较为全面的参考。

关键词:汇率变动;价格传导;ML条件;贸易时滞

中图分类号:F83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09)11-0010-05

一、引言

基于自2005年7月21日人民币升值以来持续至今的升值趋势与汇改以来至2008年6月期间我国对外贸易余额持续增长的现实,有必要从理论与实证两方面对该现象予分析和解释。对人民币升值的贸易效应进行研究,将有助于政府当局在安排我国未来汇率制度时对对外贸易问题予以恰当的考虑。本文的目的在于对国内外文献进行较为完整述评的基础上,以期为全面的分析和理解汇率变动的贸易效应提供有益的框架。

汇率变动对贸易余额的影响总的来说可以分为两个环节:一是汇率变动对一国价格的影响;二是价格变化如何影响贸易数量从而最终影响到贸易余额。与之相对应,对汇率变动贸易效应的研究内容也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对汇率变动的价格传导问题进行研究;二是对价格数量之间的弹性关系进行分析。另外,对应于开放条件下宏观经济学的发展以及国际经济现实的不断变化,对汇率变动贸易效应问题的研究也呈现出两阶段特征。起初,由于传统开放经济的宏观经济学中都假定完全竞争市场,汇率变动对价格的传导完全,故长期以来人们分析汇率变动的贸易效应时一直关注第二个问题―贸易品价格与数量的弹性关系。随着新开放宏观经济学的发展,研究者们更多地把兴趣集中到了价格数量分析之前的环节―汇率变动对价格传导问题的研究上。

有关汇率变动贸易效应的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从微观价格机制出发,运用弹性分析法通过讨论汇率变动对进出口数量和相对价格的影响来分析其对贸易余额的直接影响;二是从宏观框架出发,运用吸收分析法通过考虑汇率变动对国民收入的影响来进一步分析其对贸易余额的间接影响;三是围绕汇率变动的价格传导问题展开的研究,主要是探讨汇率变动对价格传导不完全的原因以及传导不完全的贸易与福利结果;四是从汇率变动对贸易余额影响的时滞问题出发,考虑不同时期内汇率变动贸易余额效应的动态变化。实证方面,国内外学者就汇率传导程度问题以及以弹性分析为基础的ML条件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经验研究,本文将一并予以综述。

二、汇率变动的贸易余额效应理论研究

(一)弹性分析法――贸易余额效应的微观分析

在有关贸易余额受汇率影响的理论分析中,最早出现的是由Marshall(1923)、Lerner(1944)和Robinson(1937)等人于20世纪30、40年代提出来的弹性分析法。[1]该方法通过对贸易方程式T=X-M的分析,认为汇率贬值可以影响一国出口产品的相对价格,本币贬值将使出口商品的相对价格下降,而进口商品的相对价格提高,从而使出口量增加、进口量减少。由于贸易余额的大小由进出口商品价格和数量两因素共同决定,因此在确定贬值对贸易余额的影响时必须同时考虑进出口数量和相对价格这两者变化的共同结果。基于此,该方法引入了反映商品数量变动与价格变动关系的价格弹性概念,并得出只有当出口商品的需求价格弹性与进口商品的需求价格弹性之和大于1时本币贬值才能改善贸易收支的结论,该结论被称之为“马歇尔-勒纳条件(ML条件)”。

另外,Bikerdicke(1920)、Robinson(1937)和Metzler(1948)认为,本币贬值能否改善贸易收支以及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善贸易收支,不仅取决于进出口商品的需求价格弹性,还取决于进出口商品的供给价格弹性。[2]只有当进口供给弹性和出口供给弹性都趋向于无穷大时,毕克迪克-罗宾逊-梅茨勒条件(Bikerdicke-Robinson-Metzler condition)才与ML条件相一致。但事实上,进出口供给弹性无穷大是不符合经济现实的。比如初级产品受到自然条件和资源储备的限制就不能保证其供给随价格的上涨而大量增加。另外,其他产品的供给也可能由于生产国在资金、能源、技术等生产要素以及基础设施等公共服务方面的限制而不能在短期内实现生产规模的快速增长,这一点在发展中国家尤其如此。

(二)吸收分析法――贸易余额效应的宏观分析

弹性分析法对贸易方程式T=X-M的分析是建立在国民收入保持不变的假定之上的,没有考虑宏观经济的均衡问题。如果考虑商品市场均衡时贸易余额等于窖藏(窖藏等于国民收入Y与国内吸收A之间的差额)这一条件(即T=Y-A),则本币贬值是否改善贸易余额就要看贬值之后窖藏数额是否提高。也就是说,即使一国经济满足ML条件,贬值带来的贸易余额改善还只是自主性贸易余额的改善,当自主性贸易余额改善带来国民收入的增长后,还需要比较国民收入的增长与因此而带来的国内吸收的增长之间的大小,并依此而最终确定窖藏或均衡时的贸易余额。这构成了“吸收分析法”的基本内容。吸收分析法考虑了在国民收入变动后贬值对贸易余额更为复杂的影响,并得出贬值可以改善贸易余额的条件是:在贬值可以改善自主性贸易余额(即满足ML条件)时,还要求由此而引起的国民收入的增加超过国内吸收的增加幅度,也即要求边际吸收倾向小于1。

贬值会因为改善自主性贸易余额进而增加国民收入,国民收入又导致国内吸收的增加。但事实上,贬值也可能通过其他途径直接影响国内吸收,比如汇率贬值将产生现金余额效应影响国内吸收。本币贬值,则外国商品的相对价格提高,因为需要消费一部分进口商品,故本国居民原有收入的实际购买力水平下降,从而总消费减少;为了维持原有的生活标准,人们将不得不在收入不变的情况下增加其支出,从而增加自主性吸收支出。这一效应称之为“劳尔森-梅茨勒效应(Lausen-Metzler effect)”。考虑了贬值对自主吸收的影响后,贬值的贸易余额效应就变得更加复杂和不确定。

从以上分析可知,贬值既会直接影响贸易余额,也会通过贸易余额变动引起收入与吸收的变动,从而对原有的贸易余额产生进一步的影响。因此,在分析中,必须将对贸易余额的直接影响以及对收入与吸收的影响结合起来,才能全面分析贬值对贸易余额的影响。

(三)汇率变动贸易余额效应中的汇率传导分析

吸收分析法与弹性分析法虽然从分析的宏微观机制上截然不同,以至于长期以来这两种分析方法一直被认为是相对立的。但实际上,吸收分析法的分析起点仍然来自于弹性分析框架中的ML条件,即以自主性贸易余额得以改善为分析前提。同时,由于传统弹性分析都是以汇率对价格的完全传导为前提,因此,这两种方法都不能完整地解释汇率对价格不完全传导条件下汇率变动对贸易余额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美国出现大量贸易逆差,人们认为需要通过美元贬值来增加净出口以减少贸易逆差。1985年以后,美元开始不断贬值,但贸易逆差却不断增加,这一现象与传统弹性分析法的理论背道而驰。于是,研究者们开始探究各种不同原因,其中许多研究者就从汇率变动对进出口价格的传导问题入手,来解释汇率变动对贸易收支影响的弱化问题。

汇率的价格传导效应(pass-through effect)是指汇率的波动在多大程度上被传递到价格上。关于汇率价格传导的绝大多数的研究都集中在对汇率价格传导的不完全问题上,这些研究从多方面分析导致汇率对价格不完全传导的原因以及考虑各种不同因素条件下汇率对价格的传导程度。

汇率传导研究的基本思想是假定厂商只关心以本币表示的收益,因此汇率的波动就带来了是由出口国还是由进口国来承担相应价格调整成本的问题。最早关于汇率变动的价格不完全传导理论研究可追溯到Krugman(1987)和Dornbush(1987),文章建立了一个寡头市场模型考察了汇率变动对进口价格的传递作用。在该模型中,厂商随汇率变动不断地调整价格,并且由于不完全竞争的存在,汇率的价格传导效应呈现不完全特征。[3]之后,有关汇率变动对价格不完全传导的分析主要集中在市场的不完全竞争与市场分割、不对称信息、沉淀成本、商品定价货币的选择(Obstfeld and Rogoff,1995;Devereux and Engel,2003)与粘性价格(Taylor,2000)等原因的讨论上。[4]Hooper and Mann(1987)的研究指出,传递程度与利润加成和生产成本的汇率弹性成反比关系。[5]Dornbush(1987)和Krugman(1987)将汇率变化引起的国际市场价格歧视定义为因市定价(pricing to market),认为相互分割的目标市场允许厂商通过改变价格加成而使得产品价格保持稳定,以达到稳定国外市场份额的目的,从厂商的市场决策角度对汇率的不完全传导给出了合理的解释。Baldwin、Krugman(1989)研究了出口商的沉淀成本对加成调整的影响。另外,汇率变动的幅度也会对汇率的价格传导程度产生影响。[6]

由于汇率变动对价格的不完全传导极大的削弱了传统理论中汇率变动对贸易余额的影响程度,这就要求我们在分析汇率变动对贸易余额的影响时第一步必须要考虑汇率的价格传导程度问题。

(四)汇率变动贸易余额效应中的时滞问题

对有关汇率变动对贸易余额影响的时滞问题的研究中指出,汇率贬值有利于一国贸易收支的改善,但需要经历较长的时滞,且短期内甚至可能导致贸易收支状况的恶化。这是因为,在进出口厂商未被预期到的汇率贬值发生之前进行价格设定的条件下,在贬值发生后的一段时期内,贬值前已签订的贸易协议仍将按原来的数量和价格执行,从而进出口数量不变,但以本币定价的出口其外币收入减少,而以外币定价的进口其本币支出增加,这两方面都将使得贸易余额趋向恶化。另外,即使对于贬值后签订的贸易协议而言,出口的增长短期内也要受国内供给在资源调整方面的时间和其他条件的约束,同时进口方面却很有可能由于进口商对未来汇率的进一步贬值预期而加速订货,导致进口短期迅速增加,从而最终导致贸易余额的进一步恶化。只有当出口供给和进口需求对汇率贬值作出了相应的调整之后,贸易余额才可能开始得到改善。整个调整过程可以用J形曲线来予以描述,有关贬值对贸易余额的时滞效应也通常因此而被称为“J曲线效应”。

Magee(1973)对J曲线效应的形成给出了合理的理论解释,他认为一国货币贬值的贸易效应将经历三个阶段:合约货币阶段(Currency-Contract Period)、汇率传导阶段(Pass-Through Period)和数量调整阶段(Quantity Adjustment Period)。[7]在不同阶段,制约贸易收支的因素存在明显的差异。在合约货币阶段,合同标明的价格和数量都不会因贬值而改变,这是因为,短期内汇率变化虽然发生了,但汇率变化前签订的合同仍需按原有合同予以执行,从而使得原有贸易逆差进一步扩大;在汇率传导阶段,汇率变化后签订的合同将会依据汇率的变化而调整其合同价格,但进出口数量由于进出口的供求粘性而暂时保持不变,该阶段贸易收支的结果取决于汇率对价格的传导程度以及贸易合同定价货币的选择;在数量调整阶段,进出口数量和价格都将因贬值而发生调整,这时如果马歇尔-勒拉条件满足,则贬值改善贸易收支的结果才得以实现。

但传统的J曲线效应理论并不能完整地说明所有汇率变动的时滞问题,后来的研究者们从三个方面对J曲线效应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首先,J曲线效应需满足马歇尔-勒拉条件,如果该条件不满足,或者贬值后国内物价的上涨赶上甚至超过本币贬值程度,则贸易收支非但不能改善,反而可能进一步恶化,贬值出现负的贸易收支效应。Meade(1998)就曾指出只有汇率浮动机制灵活且经济开放度较高的国家其汇率变动的J曲线效应才比较明显。

其次,Hodwood(1996)认为如果考虑回归预期,那么即使马歇尔-勒拉条件满足,本币贬值也不一定能带来J 曲线效应,贬值还可能产生W曲线效应。这是因为贬值初期的贸易收支恶化或其他原因可能导致另一次的货币贬值,当发生连续货币贬值时,该经济体的贸易收支可能长期地在逆水平上徘徊,从而产生W曲线效应。

第三,因为J曲线效应理论是建立在汇率与进出口之间存在一个稳定关系的前提之上的,而汇率与进出口之间稳定关系的存在只发生在某一特定的汇率变动区间之内,若汇率变动超出某一汇率区间,则汇率与进出口之间的原有关系也将发生变化。在这一分析中,汇率波动性或波动幅度问题显得尤为重要。Baldwin, Krugman(1989)运用“沉淀成本模型”解释了在一个不稳定的环境中,厂商不愿意主动对汇率作出反应,而当厂商作出最终反应后,又很难促使他们再次改变决策,从而出现贸易决策中的滞后问题。也就是说滞后的原因来源自于国际贸易中的沉淀成本和汇率易变性。在滞后存在的条件下,即使恢复原有的汇率水平或是环境,也不足以恢复原有的结果。这意味着贸易方程同宏观经济的许多其他方面一样,都面临卢卡斯批判,当环境发生改变时,决定贸易的因素和结果之间的原有关系也随之改变。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在考察汇率变动对贸易余额影响的时滞问题时,不仅要考虑其价格和数量的时滞特征,而且还需考虑在不同汇率变动幅度下汇率与贸易关系变化的可能性。

三、汇率变动贸易余额效应的实证分析

(一)关于“弹性悲观主义”的论争

关于弹性分析法的实证研究重点在于考虑国际贸易在多大程度上对相对价格的变化做出反应,具体说就是贬值能否改善国际贸易收支,也即ML条件是否成立。有研究结论显示,由于进出口需求的价格弹性极低,不能满足马歇尔-勒纳条件,一国汇率贬值不能有效地改善贸易收支(Metzler,1948),从而一度出现了弹性悲观论。但Magee(1973)的研究指出,价格弹性并没有明确到可以确定在“弹性悲观主义”论争中的任何一方。诸多实证结论表明, ML条件并不一定成立,尽管这个假定非常重要且在理论上正确与否还不明确,但很少有关于汇率变动影响国际贸易的实证证据(Boyd, 2001)。

Rose and Yellen(1989)使用回归分析方法对美国和其他G7国家1960年后双边贸易季度数据进行了检验,得出了不能拒绝真实汇率和其滞后项不是美国与其他G7国家之间双向贸易的显著决定因素的假设。[8]Marquez(1990)运用带状谱(band spectrum)分析法估计了双边贸易弹性,并将其加总得出多边弹性,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混合性的,从该分析中得到的证据很难支持ML条件。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计量经济学的快速发展表明先前研究得到的证据可能是不可靠的,因为数据的“非平稳性”问题没有得到恰当的处理。

接下来的研究基本上都是使用协整的方法来估计长期的贸易弹性,但其结论仍然是混合性的。大部分研究倾向于认为ML条件成立,如Bahmani-Oskooee(1998),Bahmani-Oskooee and Niroomand(1998)。但也有部分研究认为ML条件不成立,或者不能确定是否成立。如Rose(1991)对美、英、加、德、日等国1974-1986年的数据检验表明,上述国家的进出口与实际汇率及国内外产出(工业增加值代替)之间均不存在协整关系,ML条件不成立。Boyd(2001)等的检验结果表明,从长期来看,在美、英、加、德、日、法、意、荷8个发达国家中有5个ML条件成立,他们在运用混合性证据的基础上得出结论认为,总的来看实际汇率对进出口的影响还是显著的。[9]

(二)关于汇率变动价格传导程度的经验估计

关于汇率传导问题的理论研究主要集中于对汇率不完全传导的原因进行探讨,Krugman和Dornbush(1987)、Feldstein(1992)、Obstfeld and Rogoff(1995,1998)等人的研究指出,某种商品在不同地域或国别市场上将因产业组织结构、产品差异与市场分割、价格歧视、定价货币的选择、跨国公司内部贸易、沉淀成本等原因导致汇率传导程度的不完全。

而关于汇率传导问题的实证研究则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汇率传导不完全所导致的经济影响(Saiki,Ayako,2004; Gagnon,Joseph,Jane Ihrig,2004),这类研究对一国货币政策的实行和宏观经济的稳定以及冲击的国际传递和缓解国际收支不平衡等问题的探讨都具有广泛的意义;二是汇率传导不完全程度及其动态变化的经验估计。诸多实证分析的结果都显示,汇率波动对进口价格的传递并不完全,且汇率对进口价格的长期传递程度要高于短期传递程度,也即汇率波动对价格传导的过程中存在时滞。如Goldberg and Knetter(1997)的实证分析得出汇率贬值对OECD国家工业制成品进口价格的传递系数约为0.5。Campa and Goldberg(2002)采用1975-1999年的季度数据对经合组织(OECD)25国的汇率传递系数进行了估计,其结论认为经合组织(OECD)25国平均短期汇率传递系数为0.61,长期汇率传递系数为0.77。

另外,汇率对进口价格的传递程度在不同地区或不同商品间皆有不同,且汇率传递本身在长期内呈现动态波动。如Piriya Pholphirul(2003)对泰国九种主要商品的汇率传递进行实证研究,发现这些商品的汇率传递系数很低,汇率传导程度最低的是动植物油脂类商品,为0.104;最高的是机械类商品,为0.527。同时,还指出自泰国1997年金融危机后,泰铢汇率波动性增强且变化趋势难以预测,从而使汇率波动对进口价格传导的程度出现下降趋势。Taylor(2002), Goldfajn and Werlang(2000)也得出了在许多国家汇率传导皆呈现下降趋势的结论。这些都进一步验证了在汇率价格传导的不完全且传导程度逐渐降低的条件下,传统意义上的汇率变化对贸易收支的调整作用将越来越小。

总的来说,汇率变动对一国价格的传导,基本呈现以下特征:一是从传导总水平来看传导具有显著的不完全性;二是从传导环节及程度上来看,汇率变动首先影响到一国进口商品的价格,其次是生产价格指数和出口厂商的出厂价格指数,最后才是消费价格指数以及出口价格,且传导程度也依照该顺序逐渐减弱;三是从对各种价格传导的时间上来看,长期内价格传导程度要略高于短期价格传导,也即汇率变动对价格传导的过程中存在时滞。

四、结论及对我国的重要启示

(一)结论

从整体上来看,汇率变动的贸易效应理论研究基本上是在新开放经济的宏观经济学框架中演变和发展。汇率变动的贸易效应理论主要是对新开放宏观经济学框架中所强调的关于不完全竞争市场、时间偏好和风险规避、理性预期等普遍理论和方法在该问题上的具体应用。但由于每个国家和地区处于不同的经济发展环境,所面临的经济现实也有很大不同,因此对每一普遍理论的具体应用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只能解释某一经济体在某一具体经济环境下甚至是面对某一具体冲击条件下的经济现象,很难运用普遍理论在现实经济中得出一般性的分析结果。

同样,从实证研究的发展来看,计量分析方法是研究该问题的主要实证研究方法。在具体方法的选取上,20世纪90年代前大多采用简单的最小二乘法进行估计,20世纪90年代后由于计量经济学本身的发展而普遍采用协整分析方法,有效地解决了对不平稳样本的处理问题,同时也通过误差修正模型实现了对汇率变动与贸易收支之间的长期与短期关系的估计。近期开始有学者试图采用数值模拟(simulation)的方法来分析不同幅度的汇率变动对贸易余额的影响(Li Wang and John Whalley, 2007)。在分析样本的选取上有两种:一是选用总量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二是分行业或产品类型使用双边季度数据甚至月度数据进行分析,用以讨论汇率变动对贸易影响的长短期不同效果。

(二)对我国的重要启示

在对人民币汇率变动的贸易余额效应进行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时,应当充分考虑我国经济的实际情况。

第一,就汇率变化的价格传导来看,存在多方面的原因使得我国人民币汇率变化的价格传导模式与主流分析中汇率-价格传导模式相去甚远。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加工贸易占比较大。长期以来我国加工贸易占进出口总额之比一直大于一般贸易占进出口总额之比,直到2008年这一局面才得以调整,加工贸易占比首次低于一般贸易,即使如此,截至2008年10月,加工贸易在总贸易中的占比仍高达47.5%。由于加工贸易“两头在外”的性质,出口产品成本中包含了大量的进口成分,出口价格受汇率变化的影响将因为进口已受汇率影响而被削弱,这与传统汇率-价格传导理论研究的一般贸易假设相违背。因此大规模的加工贸易势必降低人民币汇率变化对出口价格总水平的传导程度,人民币升值对出口价格的推高作用并不显著。

二是进口替代程度低。我国总进口中占比最大的是源自发达国家的机械及运输设备类产品的进口,国内同类竞争产品的竞争能力弱,加上我国国内投资需求旺盛,这导致我国进口需求弹性小,在国际市场上进口的议价能力弱,这使得人民币升值对进口价格的降低作用受到局限。

三是在出口市场上,结算货币的选择和“因市定价(pricing to market)”使人民币汇率变化所导致的出口价格变化面临不确定性。人民币的非自由兑换性质使得结算货币大多采用美元和欧元等其他国际货币,同时,我国出口商品的国际竞争力不高,使得出口商为确保海外市场份额而在人民币升值时更多采用“因市定价”原则,降低出口产品的人民币价格以保持外币价格的稳定。这大大降低了人民币升值对出口外币价格的传导程度。

第二,就进出口价格的供需弹性来看,在新的开放与经济发展阶段,我国各类贸易品的ML条件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我国出口产品的议价能力近年来呈现出逐渐增强的趋势,海外需求的价格弹性渐弱;国内市场上,由于近几年来国内劳动力供给弹性的降低以及国内其他资源成本的逐渐上升,使得出口供给的价格弹性加大,这些都将直接改变进出口价格变化对贸易数量的影响效应。

第三,国内外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仍未衰减。从中长期来看,汇率变化及其预期对贸易收支的影响将在一定时滞之后被最终反映出来。2008年上半年进出口增速的减缓即可为证,尤其是2008年下半年美国发生金融危机进而全球经济步入衰退后,对外依存度高的中国东部地区进出口已出现了严重的负增长,这其中主要是受外部需求的影响,但人民币长期的持续升值也为贸易负增长起了不可忽视的推波助澜的作用。以上这些都应该是具体研究我国当前货币升值对贸易影响所需考虑的重要方面,也是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的有意义的主题。

另外,在分析我国问题时,研究者们也应针对我国的具体经济现实在模型的设定、指标的选取、不同时期样本数据的选取及处理方面对上述问题予以充分的考虑。

参考文献:

[1]Robinson, J. The Foreign Exchanges,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37.

[2] Metzler,Lloyd A.Theory of International Trade[M].A Survey of Contermporary Economics,Philadelphia,Bladiston,1948.

[3] Krugman Paul.Pricing to Market when the Exchange Rate Changes.CambridgeMA:The MIT Press,1987.

[4] Taylor.Low Inflation,Pass-through and the Pricing Power of Firms[J].European Economic Review,2000,(44):1389-1408.

[5]Hooper, Peter, and C. Mann, 1987, “The U.S. External Deficit: Causes and Persistence,”Federal Reserve Board.

[6] Krugman,P.Exchange Rate Instability[M].The Lionel Robbins Lectures,Cambridge,The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hnoloty(MIT)Press,1989.

[7] Magee, S., 1973, “Currency contracts, pass-through , and devaluation” Brookings paper on economic Activity”

[8] Rose and Yellen.Is there a J-Curve[J].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1989,(24):53-68.

[9]Boyd D Real Exchange Rate Effects on the Balance Of Trade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Financial & Economi cs 20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