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靖华给人间“盗”来天火

时间:2022-09-22 01:44:51

在中国文学史上,曾经有这样一个年代。这个年代里,苏联文学寄托和塑造了几代中国人的爱恨情仇、青春与梦想。那些伟大的抱负、坚强的个性和敏感的灵魂,通通在译成中文的俄文字句里找到过共鸣。

对于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问一句,还记得《铁流》、《虹》、《第四十一》、《保卫察里津》、《我是劳动人民的儿子》吗?对于他们的子孙辈,问一句,这些小说可曾读过?

对于父与子不同年代的人,同问一句,那个和绥拉菲莫维奇、瓦西列夫斯卡娅、拉甫列涅夫、阿·托尔斯泰、卡达耶夫,以及整个苏联文学相连的中国名字,可曾记得?可曾知道?

一个年代结束,一种文学淡出,一个国家消失,一个名字飘落一曹靖华,一如他自己的散文《飞花集》。

别求新声于异邦

在北京大学图书馆里有着这样一本书:曹靖华翻译、瞿秋白代译序言、鲁迅编校并自费印刷。这本书就是1931年出版的《铁流》,当时仅仅印了1000册,而且被列为禁书。其实在1929年曹靖华接到鲁迅约他翻译《铁流》之信时,就已经预测到被禁的结果,但他深知这本书的意义。他说:“不能不想到对于在黑暗中挣扎,在血泊中抗争的我国人民来说,这样的作品将会产生何等巨大的鼓舞力量。”

在翻译《铁流》之前,曹靖华就已经翻译过苏联几位作家的作品,如契诃夫的剧本《求婚》、《蠢货》,屠格涅夫的剧本《在贵族长家里的早餐》等。但作为一个时代热血青年,一位曾在革命大潮里搏斗过的精通俄文的人,面对中国严酷的现实,他意识到革命文学的重要意义。在风雨如磐的旧中国,为争取祖国的独立与人民的解放而踏上了文学翻译道路的曹靖华一直以“别求新声于异邦”为己任。他说过:他翻译苏联文学作品“并非为了做文学或是为了糊口”,“主要是受到伟大十月革命胜利的感召”。从1923年他翻译的第一部俄罗斯文学作品——契诃夫的独幕剧《蠢货》问世,到抗日战争胜利这20多年时间里,曹靖华翻译了40余部文学作品,总数达300万字。

著名的江姐和不那么著名的丁佑君,都是被敌人虐杀的蜀中女杰。研究者称,她们有一个共同的榜样——娥琳娜——苏联小说《虹》中的女主人公。她们都曾和自己的女友一道买过、读过、讨论过曹靖华翻译的这本书,都为书中娥琳娜落难受辱而始终不屈的形象所震撼,都立志一旦同样的考验来临之时自己要像娥琳娜那样坚强。

曹靖华的译笔被赞叹为凄清而华美。评论者说,读过此书的人们恐怕对书中的大部分情节早已淡忘,但相信这样一个场面是决不会从他们的记忆中轻易抹去的;

“这时月明如昼。月光把全世界变成了一块天青色的冰块……一个女人在通往广场的路上跑着。不,她不是在跑,她是向前欠着身子,吃力地迈着小步,蹒跚着。她的大肚子在月光下看得分外清楚。一个德国士兵在她后边跟着。他的步枪的刺刀尖,闪着亮晶晶的寒光。每当女人稍停一下,枪刺就照她脊背上刺去。士兵吆喝着,他的两个同伴吼叫着,怀孕的女人又拼着力气向前走,弯着身子……这就是她,娥琳娜。”

与作者志同道合

时代的召唤和革命的需要使得曹靖华和苏联老一辈作家结成了很深的友谊。这既是作者与译者的心心相惜,也是世界文坛志同道合的感情的交融。在这些作家中,有《铁流》的作者绥拉菲莫维奇、《第四十一》的作者拉甫列涅夫和《城与年》的作者费定。

《铁流》的作者绥拉菲莫维奇曾分别在莫斯科近郊的赤松林别墅和自己的家中接待过曹靖华。那时的绥拉菲莫维奇还不知道《铁流》给中国带来了多大的影响。

革命老人林伯渠同志曾经说过:“延安有一个很大的印刷厂,把《铁流》不知翻印了多少版,印了多少份,参加长征的老干部,很少没有看过这书的。”瞿秋白在写给鲁迅的一封信中说:“《铁流》和《毁灭》的出版,应当认为是一切革命文学家的责任。每一个革命的文学战线上的战士,每一个革命的读者,应当庆祝这一胜利。”肖华将军也曾提到在第一次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苏联文学已经在中国工农红军中流传,后来伴随着工农红军跋涉了万水千山,伴随着红军战士们完成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尤其是《铁流》对参加长征的老战士们倍觉亲切。它以火焰般的革命热情,鼓舞着处在艰难险阻中的工农红军,使这些爬雪山、过草地的英雄们,把自己的英雄行为,当做中国的“铁流”。

拉甫列涅夫比曹靖华年长六岁,曹靖华把他看成是自己最爱的苏联作家。拉甫列涅夫33岁时完成的《第四十一》,问世四年后,32岁的曹靖华就把它译成汉文。这篇富有浪漫主义的、描写红军女战士与白卫军军官复杂的感情纠葛的小说,最后以正义战胜邪恶、以革命利益战胜私人感情而结束。

抗战时期,从太行山区敌人包围中出来的革命青年把一本油印的苏联小说《第四十一》送给译者曹靖华,并对曹靖华说:“敌后的战士们把枪、书和自己的生命,结成了三位一体,遇到生死关头,随身携带的一切都可以抛弃,惟独枪和书。面对死亡或者冲出重围,或者与自己的生命同归一尽。”

而今,人们评价,尽管苏联已经解体,地图发生巨变,但这部充满着浪漫主义色彩的革命文学作品却依然闪耀着光华。

费定是另一位与曹靖华有过深交的苏联作家。曹靖华称费定为“情逾手足”的同志。

1930年前后,曹靖华在列宁格勒读罢费定的长篇小说《城与年》后,说:“就好比铁遇到磁石似的,怎么也摆脱不了它的强度的吸引力。”十年后,曹靖华才动手翻译这部小说,因为他认为“艺术价值愈高的作品,也愈难译,或竟至不能译”。

1933年鲁迅先生看到《城与年》的木刻插图,甚为珍爱。他拟出《之图》,希望这组版画作品“每幅图画之下,也题一两句,以飨读者”,就约请曹靖华写篇两千字左右的梗概。曹靖华超额完成任务,但书未及出版,鲁迅先生便逝世了。抗战后的1946年,曹靖华到上海,同许广平先生在鲁迅先生藏书中,整整翻了大半天,不但找到了《城与年》的插图精本,还有苏联木刻家全套手拓木刻原本而且精本中每幅画间都夹着一张宣纸,上边是先生题的说明。1947年上海骆驼书店印行《城与年》时,配有鲁迅题写说明的插图三十幅。译本成为珠联璧合的珍品,这段因缘也成为一段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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