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视域下的美国消费型社会困境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摘要]金融危机背景下,美国经济学界发起了一系列深刻的辩论,其中对于当前的经济状态与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反思和批判成为这次辩论的重要内容。很多学者认为,美国的消费型社会已经遭到了市场原教旨主义政策的侵蚀,这次金融危机的根源需要上溯到里根政府的自由化政策,呼吁奥巴马政府效仿罗斯福新政对美国社会进行重塑。中国当前正在进行内向型发展模式的转型,美国的经验与政策大辩论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

[关键词]金融危机;消费型社会;罗斯福新政;新自由主义

[中图分类号] F06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461(2009)09-0077-03

一、导言

2008年9月美国金融危机全面爆发,美国经济学界迅速发起了一场深刻的反思与辩论。这场辩论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于2008年7月发表的《新自由主义的终结》为标志,以反思里根政府以来的自由主义政策、围绕乔治・布什与巴拉克・奥巴马总统的大规模经济救助与振兴计划为鲜明特色,两个核心的问题是美国到底怎么了以及美国向何处去,如何变革(Change)与重塑美国经济成为长期政策辩论的焦点。这场辩论波及范围之广泛、讨论内容之深刻、涉及学者之众多都属近年来所罕见。可以预见的是,这场被称为“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为严重的经济危机”必将对美国社会与未来的经济学研究产生持久而重大的影响。考察与理解这次经济危机、反思当前的经济学范式,无疑对中国的经济政策与经济学学术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与理论意义。

伴随着这次金融危机,出口导向型国家的发展模式受到了巨大的挑战与质疑,以中国为代表,国内外关于中国经济模式转型的建议都得到了热烈讨论,例如斯蒂格利茨(Stiglitz, 2009)[1]。这些建议的核心是中国需要建立一个类似于美国的、稳定的内向型发展模式,即具有庞大中产阶层的消费型社会,这次金融危机的困境恰恰是中国走向新型发展模式的契机。中国政府也深刻地认识到了经济转型的必要性,规划与采取了一系列刺激消费的政策。值得人们思索的是我们应该如何评估这些消费政策的长期效果;其中,我们能够从美国社会的反思中学习到什么。在本文中,我们将考察这次金融危机中学者们讨论的美国当代社会的深层危机,并探讨其对中国未来发展有益的启示。

二、金融危机与美国消费型社会困境

2009年3月,几乎所有美国经济学家都仍然在辩论美国经济衰退(Recession)的严重程度的时候,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在其《纽约时报》专栏上宣告了“萧条经济学的回归”,用萧条(Depression)与萧条经济学(Depression Economics)来描述美国经济与学界的总体状态。自从布什政府后期与奥巴马上台的执政以来,美国经济学界对政府的公共政策一直进行着激烈的辩论,深刻反映了美国国内迥然有异的两种学术传统,一种以经济学上的新兴自由主义(New Liberalism)为代表,另一种以经济学上的新自由主义(Neo Liberalism)为代表。前者主要观点总体上倾向于中左翼,承认现实的市场失败,在政治层面上表现为“新政自由主义”或“自由派”(Liberals),主张政府效仿罗斯福新政,对经济进行积极干预,重新塑造已经被“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侵蚀或破坏的美国消费型社会;另一方则在总体上倾向于右翼,秉持古典自由主义(Classical Liberalism)的信条,坚守芝加哥学派与弗里德曼的自由传统,在政治层面上表现为“保守主义”(Conservatism)或“新保守主义”(Neo Conservatism),极少承认或不承认市场失败,强调政府干预的失灵。两种学术传统在政府职能、公共政策有效性、金融危机的起源与性质等方面都具有不同见解,彼此针锋相对。

在这场辩论中,克鲁格曼(Krugman, 2007, 2009)[2][3]认为,里根政府以来的自由放任政策破坏了罗斯福新政的成果,美国的消费型社会已经逐渐被逆转,美国社会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并正在经历着一个新的“大镀金时代”,贫富差距拉大,社会不平等加剧,民主与自由实质上遭到了破坏,这一切都源于“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的复辟,而奥巴马政府的新政可能会使美国重新回到正确的轨道。克鲁格曼认为,奥巴马总统经济刺激方案的许多反对者“居心叵测”,后者非常不愿意看到第二个“罗斯福新政”。他强调,“(美国经济)现在处在一种1930年以来从没有见过的境地中”,并且处于一个“宏观经济学的黑暗时代”。

另一位重量级的经济学家、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名誉主席、哈佛大学教授马丁・菲尔德斯坦(Martin Feldstein,2009)[4]也认为:“(美国)现在的衰退既不同于以往,也比以前更严重。即使成功运用反周期政策(大规模财政刺激方案),衰退似乎也要持续更长时间,它的破坏性也要超过1930年以来的任何一次。”对于政府政策,他部分同意芝加哥学派的看法,认为当一个经济体接近完全就业的时候,政府筹集预算赤字的借贷行为会“挤出”私人投资,预算赤字会自动提高政府债务,提高未来的税收,而高税收将会扭曲经济激励,进而弱化未来的经济绩效。但是与很多自由派学者不同的是,他认为现在普通的货币政策(调低利率)在逆转需求剧烈下滑上已经无能为力;要扭转当前的衰退,除了财政政策,美国别无选择。增加的国家债务就是美国这一代人和下一代人为制造出当前经济形势所犯错误而付出的代价。

与他们的观点针锋相对,芝加哥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 2009)[5]则认为:根据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的研究报告(Romer and Bernstein,2009)[6],经济刺激方案的金额将远远小于估计。在很大程度上,这项刺激活动将会把劳动力与资本从其他生产性活动中抽离,政府计划似乎从来不能作为资源私人运用的良好替代。而且,“基础设施”概念中具体包含些什么,其实也是模糊不清的。

同时,芝加哥学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法律经济学家理查德・波斯纳(Rechard A. Posner, 2009)[7]则对美国“已经进入了萧条”的观点表示怀疑,他认为,“萧条”这个词还没有广泛认可的定义,芝加哥学派的定义是产出面的急剧收缩,进而引发通货紧缩威胁、普遍的公共焦虑与危机感。他坦诚,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伯南克单纯通过货币政策工具阻止经济萧条的办法失败后,选择支持了经济刺激计划。但他不认为“减税是一个好主意”。因为(消费者)税后收入增长的绝大部分,可能都会被储蓄,而不是去购买商品与服务,同时他也反对政府的任何转移支付政策。

有别于上述观点,哈佛大学教授爱德华・格莱泽(Edward Glaeser,2009)[8]对政府与私人两方面都提出了批评与建议。他强调市场是建立在私人企业家与公共法律实施(Public Law Enforcement)这两个基石上的,因此这场危机凸显出了个体与机构两方面的“脆弱”:一方面表明金融资本家绝不是“天使”,他们关注的其实只是自己的利益而不是客户的福利;另一方面,政府与监管者本身也是由“不完美的人”(imperfect humans)构成的,美国的公共体系并没有很好的保护好纳税人的利益。尽管如此,他强调这场金融危机并不代表“资本主义的失败”,而只是“监管的失败”。

威斯康辛大学公共事务与经济学教授陈庚辛与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杰弗里・弗里登(Menzie D. Chinn 与Jeffry Frieden,2009)[9]则对金融危机的形成等采取一种模糊态度。他们认为这一系列事件精确的起源是难以确认(identify)的,但是他们建议人们去反思政府管理经济(包括对外贸易与资本开放程度)的正确方式与重新评估扭曲了自由市场自我监管本质的经济学传统观念。

事实上,不仅经济学家们参与了这场辩论,还包括关注这场辩论的其他领域学者。例如作为反思的一部分,部分学者提出了 “金融社会规范”(financial community norms)问题,如哈佛大学著名哲学教授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s Sandel, 2009)[10]以“市场与道德”为题在英国广播公司(BBC)的“2009年睿思讲座”(Reith Lectures:2009)上提出了“规范是重要的”(norms matter)命题。他广泛批判了美国教育、健康、司法、国防、环境保护等方面的自由化政策与芝加哥学派代表人物加里.贝克尔的移民政策建议;质疑经济学是一门“伪科学”(a spurious science)。他认为,美国人既生活在金融危机与经济困境中,但同时也生活在一个充满道德与公民重塑希望的时代,无论美国采取什么样的变革,但有一点很清楚,那就是美国需要一种更好的政治,减少个人私利的追求,更多地去寻求公众利益(the common good)。他提出,金融危机结束了“市场必胜主义”(Market Triumphalism)的时代,在批评里根-撒切尔的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同时,转向“市场怀疑主义”(market skepticism),认为需要反思市场的角色与超越原教旨主义的价值。他同样批评将金融危机的起源理解为“贪婪”的观点,认为“贪婪批判”(the greed critique)是有瑕疵和片面的,因为亚当・斯密的观点恰恰是个人逐利动机是实现公共利益的工具,并且“贪婪批判”呼吁负责任与相互信任、公平的交易,认为个人美德是医治市场的良方,是不切实际的。

甚至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2009)[11]也在《华盛顿时报》撰文,认为美国需要新的变革(Perestroika)。他提出“创造性建构”(creative construction)一词,认为这次金融危机证明西方发展模式只是一种幻想,美国需要重新界定市场与政府的平衡,而且,其实新的发展模式已经出现,美国政府应该向中国、印度、巴西、马来西亚等国学习,更加注重公共需求与公共产品,如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建设、公共交通、教育与医疗体系、住房等。

上述争议的核心一方面是公共政策的争议,但更根本的是两种学术传统的裂痕。理查德.波斯纳抱怨 “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同行一夜之间忽然从米尔顿・弗里德曼货币主义者转向了梅纳德・凯恩斯赤字支持者。”这种分裂反映了美国社会正在对市场原教旨主义意识形态进行价值重估,同时也反映了美国经济学的主流意识形态本质上仍然属于实用主义。二者的争议背后,也反映了他们对当代美国社会的不同认知。右翼学者一般认为新自由主义运动是美国享有持久繁荣的基础,而左翼学者更关注美国社会的不平等与分裂。

对于美国社会的现状,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莱分校的经济学教授罗伯特・莱奇(Robert Reich,2009)[12]直接给出了一组数据:1980年美国1%的富人占据了国民总收入的9%,而2007的统计数据表明,同样是1%的富人,但在国民总收入的比重已经上升到22%。克鲁格曼(2008)[2]同样有一组描述:美国的家庭中值收入在1973年～2005年间只有轻微的增长,35岁～44岁男性收入经通货膨胀调整后,1973年比2005年还高出13%;而与此同时,美国0.1%的富人阶层收入增长了4倍,而0.01%的最富阶层收入则增加了7倍。

从经济史的角度看,美国社会财富结构的上述变化,与美国的政治结构和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运动密切相关,更具体的数据见表1。

表1表明,在20世纪30年代之前,美国经历了一个高增长、同时贫富差距极大的历史时期,史称“大镀金时代”。1929年金融危机爆发,并迅速向世界范围内扩散。1933年罗斯福开始执政,实施著名的新政(New Deal),既包括一揽子的产业振兴计划,也包括构建范围涵盖社会保障、劳动就业、税收等各方面的新型经济社会体系。在此期间(1933年～1945)以及其后很长一段时间(1945年～1980),美国对富人的税率都达到很高的水平,其中1942年～1964年,年收入高于20万美元的家庭,高出部分的所得税率高达80%至95%;1965至1980年期间,对于20万美元左右的家庭,最高税率则介于50%～70%之间。而1933年至1980年,正是美国共和党与在社会目标方面分歧最少,财富分配最为公平,贫富差距急剧缩小,国民消费能力稳步上升,社会公平得到极好维护的历史时期。

上述广义的罗斯福新政高税率期间,正是当代美国消费型社会形成的关键时期,而从里根政府(1981年)开始,一方面不断降低富人的税率,同时也开始不断提高最高所得税的门槛(老布什政府例外)。由于自由化政策与减税政策更多地使富人受益,这种形势开始逐渐逆转,一直到现在美国更为严重的贫富差距。

不仅如此,上述分化趋势还将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进一步扩大。美国布鲁金斯研究所的经济学家艾米丽・莫妮和伊萨贝尔.萨维尔(Emily Monea and Isabel V. Sawhill,2009)[13]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CBO))的数据预计,在控制其他变化的条件下,美国贫困率在2011或2012年将会从2007年的12.5%快速上升到14.4%,这意味美国将会在未来两年内增加800万的贫困人口,比2007年上升22%,其中更为严重地是,贫困儿童将至少会增加500万,是2007年1300万贫困儿童的1.38倍。

美国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在政治上多为新保守主义者)与新兴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在政治上多为自由主义者)对后里根政府的历史事实做出了不同的理解。前者认为,技术、移民、国际贸易等因素而不是政府自由化政策是导致收入差距的原因,但是乔治.柏佳思等(Georgia Borjas and Larry Katz, Krugman,2008)[2]认为前三者的影响只能解释较少的收入差距,政治原因才是根本;斯蒂格利茨(Stiglitz, 2008)[14]也断言,“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原教旨主义一直是为特定利益服务的一种政治教条,它从未受到经济学理论的支持,也没有获得历史经验的支持。”但无论那一种解释,当前美国消费型社会的基础遭到不同程度的侵蚀是一个得到众多学者认可的事实。因此,从经济系统的角度看,本质上这次经济危机的根源并不仅仅在于供给面(如衍生品的泛滥或资本家的贪婪),更有需求面崩溃的深层根源。正因为如此,奥巴马政府经济救助与振兴计划中,即借鉴了罗斯福新政的短期工具,出台了各种“产业振兴计划”,而且也借鉴了更根本、更深刻、更具持久影响力的需求调整方案――即以税率调整为基础的“消费型社会”的重塑方案,其刺激消费的预算达到总刺激计划的50%以上,而调整税率――降低穷人税收,提高富人税率――争议中的界限是家庭/夫妻收入25万美元。

克鲁格曼(Krugman, 2009)[15]直接将这次金融危机的责任归咎于里根政府的自由化政策,罗伯特・莱奇(Robert Reich, 2009)[7]则将奥巴马称为“经济不平等的敌人”。正是基于奥巴马政府与罗斯福政府在塑造美国社会的相似性,很多媒体和学者将奥巴马与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 FDR)进行直接比较,著名的网站“罗斯福新政2.0”(New Deal 2.0)更是直接从事Obama-Roosevelt比较的研究机构,在全球范围内搜集经济学者、历史学者、政治学者、政策专家等公开发表的二者比较的文献,内容涵盖了《华尔街时报》、《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经济学人》、《时代杂志》等公共出版物。

三、美国当代危机对中国的启示

从消费的角度看,中国当前遭遇的困境实际与美国的危机相似,即从产品的世界市场范围内看,都属于需求面的不振或崩溃,而面临的问题,中国可能更复杂。一方面,中国国内消费者贫富差距比美国更严重,需求面的提振更难,而另一方面,产品的全球市场还面临着广泛的保护主义的威胁,对于中国经济的生产体系而言,这部分几乎属于外生性政策冲击。因此,内向型增长建议的本质其实是要求中国塑造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社会或稳定的消费型社会。从这个意义上看,美国的经验与当前的辩论对中国而言,毫无疑问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第一,从美国的罗斯福新政与奥巴马的政策导向上看,塑造消费型社会的一个基本要点是在经济增长的基础上公平分配财富。从政策上看,即包括收入的一次分配,同时也包括以税收杠杆为基础的、强有力的二次分配。除了以工资率调整为代表的一次分配外,政府还需要鼓励民营企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并出台一些保护弱势群体权益、提高工农阶层工资率的基本措施,从后者看,备受争议的2008年《劳动合同法》的出台有其重大的战略意义。以税收杠杆为基础的、强有力的收入平衡手段,核心是要提高所得税的门槛、加大累进税的税率。经济激励越向上便会越弱,而税收是平衡激励的重要手段。

第二,对金融危机与消费型社会的反思,同时也是对自由化思潮的更深刻的思考。美国1980年以来兴起的社会保障体系、部分公共部门的私有化浪潮现在看来是一种意识形态冲动,而非理论上的必然。因为所有权对经济效率的影响即使在现在看来也仍然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当代的契约理论(所有权理论、控制权理论、契约设计理论等)提供的分析工具只能证明二者互有优劣,而即使忽略公共与私人部门的目标函数差异,以私人部门为基准,经验证据也不能充分支持私人产权的优越性。在经济危机背景下,美国的很多经济学家已经对此作出了足够多的反思与总结,如罗兰、伯特罗迪、米勒拉等(Roland, Bortolotti and Milella ect., 2009)[16]。

政府可以利用庞大的国有财富和强大的财政力量构建全面的社会保障体系。当前消费力偏弱的原因之一在于消费者未来的不确定性预期。社会保障体系可能是进行二次分配最强有力的措施、同时也是塑造消费型社会的最关键的手段。在这一问题上,税收政策与社保政策是内在匹配的。政府需要有宏大的战略[光,积极构建新型的平等政治经济关系。

第三,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陈志武(2008)[17]正式估算并公开发表的关于中国财富分配状况的文章,提出“国富民穷”的命题,这一命题反映的中国发展模式与亚当.斯密的“藏富于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一“斯密-陈志武悖论”的核心反映了两种不同的国家发展模式。关于这两种模式国内经济学界也一直存在激烈的辩论,而辩论的参与者既包括主张自由化政策的新自由主义者,也包括强调政府积极干预的新左派。

美国经济学界关于金融危机的反思提醒我们,中国的改革可能是政府、国企、民企多方互动的良性结果。在当前的约束条件下,中国现在形成的增长路径也许正是政府对混合经济进行一系列综合权衡的总体结果,这种“实事求是”的实践观在本质上不遵从任何先验的教条,而具有科学的特征,并且实际上也符合经济科学的规则。经济学研究者真正需要做的是立足中国的现实状况,以“实事求是”的学风来找准现实的约束条件,建立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经济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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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ilemma of U.S. Consumer Society and its Enlightenment to China:Context of the Financial Crisis

Shi Mingming,Zhang Xiaojun

(School of Busines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A profound debate occurred among US economists in the context of financial crisis, of which the essential part was the rethinks and critiques on the economic status and market fundamentalism. Many scholars argue that the US consumer society has been eroded by the market fundamentalism and the cause of financial crisis can date back to the liberalization policy since Reagan administration. They appeal to follow the New Deal to re-construct the US society. As China is under the transformation to a new pattern, the US experience and debate can provide some helpful enlightenment.

Key words: financial crisis; consumer society; New Deal; Neo-liberali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