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道德集权民主制的再探讨

【摘要】当前对“以德治国”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党的建设、思想政治教育以及公民道德建设方面。但既然这一方略已经上升到了宪法的层面，就必须把它与国家制度建设联系起来才能真正落到实处。正是基于这一考虑，有必要在现代西方发展起来的行政集权民主制的基础上，提出“道德集权民主制”这一范畴。

【关键词】道德集权民主制 德治 法治 民主

道德导向民主

不少人认为，民主作为一个政治范畴，是以人性的恶为基础的，西方民主制度的正常运转说明，民主与道德并没有必然联系，相反，民主的存在正是以忽略道德的影响为前提的。这种说法实际上并不全面，其错误首先在于没有区分民主的两个层面。

作为政治范畴，民主也有两个层面，即现实的经验层面与理想的规范层面。作为一种理想规范，民主的主要内容是人民、社会自治，以及人的基本权利得以平等实现等。民主的规范，体现了人类社会对理想的公共生活的追求和理性设计，体现了民众参与公共政治生活的热情，它为民主的发展提供了动力、检验标准和目标。显然，作为规范的民主，主要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民主，它与人们天然的道德权利感具有密切的联系，它回答的是“谁应该统治？”“人们应该过一种什么样的公共生活？”等问题。在经验现实层面，民主的主要内容体现为现实中一系列的民主制度，如国家与社会的相对分离，、权力之间的相互制衡，选举、代议制与政党制度，以及公民的其它政治参与制度等。在这里，民主又是一种权力的运作手段，主要体现为一种自上而下的制度设计，它与一个国家历史上特定的权力结构分不开。民主的经验，是特定时期各种政治力量相互斗争、妥协的结果，有时也是伟大的政治家政治艺术的能动产物，它形成了民主制度的具体形式，也推动着民主规范的建立和发展。它回答的是“怎样统治？”“一个人是否应该参与政治生活？”等问题。从人类民主发展的历史来看，民主的健康发展是在规范与经验之间的互动过程中实现的，脱离了规范制约和理想追求的民主制度一定会走向民主的反面。可见，把民主规范与民主的经验混淆起来，把民主等同于特定的一种或几种制度设计，把某些具体的民主制度形式和经验神圣化，是不利于民主价值的真正实现的。

其实，西方的民主制度也并不是像某些学者说的那样完全以人性的恶为基础，也正是因为如此，这一制度才能在一定程度上有效运作，才对我们有一定借鉴意义。正是启蒙思想家对人的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想追求，奠定了现代西方民主制度的伦理道德基础。对启蒙思想家来说，民主既是一种政治范畴，也是一个道德范畴。作为道德范畴，民主蕴含着对人格权和自的尊重、对道德公正的肯定、对道德意志自由的确认等。因此，民主的实现不能仅仅依赖于民主的法律化、制度化，还要民主的道德化，即民主要以人们的善恶观念、传统习惯和道德舆论、以及社会成员的主体意识、参与意识与平等意识等为基础。①

就宏观制度层面来说，缺乏民众的民主道德意识支撑，民主制度甚至无法建立起来；就微观的政治参与来说，没有一定的政治义务感和道德责任感，民主制度也得不到落实。这可以从西方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公共选择理论的理论困境得以说明。公共选择理论企图完全运用经济学方法说明政治现象，把人看成是完全的个人主义的、理性的经济人，认为每个人在政治领域也像在经济领域一样，追求自己效用的最大化。可以说这一理论是否定人的道德属性的极端表现，它企图在一个以自利为基础的个人主义基础上证明“自由主义社会秩序”的可能性。这一理论的前提的不合理性，正是它产生那么多理论“悖论”，陷入理论困境的内在原因。消除这些悖论的唯一出路只能是承认人的多面性以及人们在不同领域具有不同追求的复杂性这一事实。

此外，一些西方学者还广泛探讨了道德的多元性对建立民主制度的障碍，认为现代民主制度的前提是社会的同质性，是现代文明取代传统道德成为社会的基础。我们认为，正是道德的多元性决定了民主价值的实现必须要建立在相互协商和妥协的基础上，决定了实现民主价值的制度安排的多样性。广大第三世界国家二战以来的民主实践也说明，不尊重传统道德，照搬西方的民主经验，不可能建立起成熟有效的民主制度。成为民主化障碍的并不是这些国家传统道德的多元性，这些障碍除了这些国家经济和文化上的落后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西方民主制度经验的有限性。

道德规范集权

现代社会出现了集权与民主相互并存的局面。一方面，人权高涨，民主成为一种神圣价值；另一方面，行政集权扩张，其势力和影响几乎深入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往往产生与民主的冲突。因而，如何规范和限制行政集权就成为现代社会实现民主的重要内容之一。行政集权民主制规范行政集权的特点主要是立足人性的恶，以恶制恶，以完善制度的形式来实现权力的相互制衡。它具有制度运行成本高、阻碍制度创新、根本威胁人的生存意义等局限。这一制度既不符合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也不适合像中国这样超大规模的比较落后的第三世界国家。正因为如此，道德集权民主制才对中国的民主化建设具有现实意义。这一制度选择并不简单地排除行政集权民主制重视制度建设的经验，相反，它认为只有把道德落实到制度建设的层面，一方面加强基本的制度建设，一方面不迷信“制度万能论”，中国的民主化事业才能健康发展。道德集权民主制主要通过以下四种途径规范集权，实现民主：

其一，公共道德职能成为政府公共机构的基本职能是规范集权的根本前提。从历史的经验来看，行政集权恶性膨胀主要是公共机构偏离了道德职能的结果。只有公共机构把人的全面发展、社会的协调发展、社会与自然的和谐、人性善的激发和培养等道德目标作为自己的基本职能，行政集权才对整个社会是有利的，才不会导致恶性膨胀。

其二，政治领导人的道德人身修养是规范集权的重要内容之一。大量对官员腐败现象的个案研究表明，道德舆论是制约腐败的重要因素之一，领导人的人生价值信念、道德品质成为他们独善其身的根本保障。正因为如此，深入地反腐败才成为中央提出“以德治国”的直接动因。这就要求在领导人的录用和提升方面必须建立有效的道德考核制度，以有利于那些道德品质高尚的优秀人才成为各级岗位的重要领导。

其三，社会舆论的监督是道德规范集权的主要途径之一。舆论是道德的天然喉舌，也是道德有效规范集权的根本途径之一。现代政治与传统政治的根本区别之一就是，它不能像传统政治那样建立在天命、神义以及风俗习惯之上，它的合法性取决于人们的理性同意，它必须以一定的学说和主义为基础。可以说，能否建立健全畅通的舆论监督机制也是检验我们是否敢于真正实行“以德治国”的重要尺度之一。

其四，群众路线，以及在可行的条件下尽量推行社会自治，是道德规范集权的根本出路。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优良传统之一，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集中制得以有效贯彻的基本途径。道德由于基于人的良心具有普遍性；如果说大多数人都只有很少的政治知识，那么，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道德观念。一般知识建立在认知基础上，而道德观念的获得几乎是无形的、潜移默化的。正因为如此，通过群众路线，道德才可以有效发挥对集权的规范作用。此外，集权的高度发展总是潜在着各种滥用权力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只有通过在可行的条件下，尽量回归社会自治才能得到有效遏制，只有社会自治才是真正完全的道德之治。

道德集权民主制的历史经验与现实空间

传统中国以高度重视道德作用著称，经过西周时期的“敬德保民”、“明德慎罚”，先秦时期的“为政以德”、“化民成俗”，汉唐时期的“德主刑辅”、“教化堤防”，宋明时期的“修身为本”、“明刑弼教”，传统中国的德治思想成为一个丰富而又独特的宏大体系。在实践中，传统德治的主要内容包括施仁政、重教化、强调官员道德修养，以及建立社会的伦理纲常等四个方面。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建设中，我们没有理由、也不能完全抛弃这一深厚的传统文化资源。

作为一种制度，道德集权民主制的启示及合理性主要在于两点：第一，历史上存在着各种以道德为目标的制度实践；第二，无论在理论上，还是作为一种实践，社会主义都将作为资本主义的批判力量而存在。因而，如果说资本主义的逻辑必然是一种“物质国家”，那么，社会主义就必须建立“道义国家”。

更重要的是，根据资本主义的逻辑，世界上的国家不但不可能实现真正的自由平等，相反，发达国家的发达正好成了不发达国家不发达的原因。世界体系论的提出及其发展对我们认识这一点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许多第三世界国家所共同产生的社会差距扩大、社会暴力泛滥、腐败现象严重蔓延，以及自然资源严重浪费的问题，是与这些国家在一定时期不得不采用西方的市场逻辑分不开的，这些问题的存在及其不断深化也警示我们，我们已经不可能再重复西方发达国家的故事。中国人民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这不仅是中国革命的逻辑，也将成为中国进一步发展和建设的逻辑，这一点随着历史的发展会越来越突出。可以说，离开了德治，社会主义就没有存在的理由。（作者分别为浙江财经学院法学院讲师；浙江财经学院人文学院教授）

注释

①梅萍：《以德治国论》，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76~2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