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构主义与翻译研究

摘要： 本文阐述了解构主义思潮和解构主义的翻译观，其本质精神体现在创造性的实质、新颖的角度和开放性思维三个方面。解构主义对翻译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翻译应从解构走向构建，寻找新理性，构建新的译学体系。

关键词： 解构主义 本质 翻译研究

一、解构主义思潮

解构主义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从法国兴盛起来的一股后现代主义思潮。从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该思潮在西方翻译理论界的影响日益扩大，并对传统理论产生了巨大影响。解构主义是围绕语言文字问题在对结构主义的批判中建立起来的，以消解性为主要特征，系统地解构了结构主义关于结构和意义等重要概念，故名曰“解构主义”(deconstruction)或“后结构主义”(post-structuralism)。其代表人物是法国的德里达(Jacques Derrida) 、福柯(Mickel Focault)和巴特(Roland Barthes)，以及美国的德曼(Paul De Man)等人。解构主义者认为，结构主义因袭了西方传统哲学中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方式总是为世界设立一个本原，一个中心，如理念、上帝、人等。围绕本原和中心，形成了一系列的两相对立，如主体与客体、真理与谬误、哲学与文学等，前者总是占有优先地位，后者总是对前者的衍生、依附或排斥。鉴于此，解构主义揭竿而起，大刀阔斧地对之进行颠覆。

颠覆的核心是声音与文字二元对立。西方重声音轻文字的传统历久弥长，它认定意义在言语之先，言语本身无足重轻，只是表达意义、进行交流的传声筒。德里达称之为“逻各斯中心主义”。它也是理性、真理、主体、存在、本质等的别称。德里达曾追溯并大量引证书写文字被贬斥的事实，如柏拉图称文字是小孩子的发明，而言语则体现了成人的智慧。亚里士多德说言语是内心经验的表征，而文字则是言语的表征，是媒介的媒介，处于次要地位。德里达提出了“原型文字”的概念，将书写文字的地位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他看来，文字是语言的本原和原型，是一切语方现象的先决条件，是建构意义的先决模式。另外，德里达还自己创造了新名词“异延”(diffrance)，它与差异(difference)只有一个字母的差别，且发音相同。这种只见于文字，却无法在言语中表现出的差别，令西方重声音轻书写的传统不攻自破。由此可知，解构主义虽然是针对结构主义提出的，但其矛头却直指西方理性主义传统。

二、解构主义翻译观

德里达把他的解构主义哲学思想引入翻译研究，试图打破译论概念和形而上学方法。他认为解构主义与翻译息息相关，他的“延异”概念就是为了表明翻译过程中不可捉摸的现象，表明语言学、翻译学中所指与能指，语言与言语等确定不变的关系不能再维持现状；源文(source text)根本不是原文(original)，而是对一个意念的详细阐释，因此也是译文，它与原文是平等互补的；翻译不存在固定的同一意义，它提供了游戏的空间，延伸了边界，为差异提供了新的道路。因此，他认为重要的不是原文信息和编码而是译文的不同表现形式和相互联系，形式的变化制约着内容的变化，翻译理论的目的是保护这些差异，而忽视内容（中心）。德里达认为应用“转换”(transformation)来取代“翻译”这个术语，翻译是一种语言对另一种语言，一种文本对另一种文本有控制的转换(regulated transformation)，所以它更能反映翻译的特性，更能体现语言和文本之间的差异，差异是翻译存在的根据，翻译必须面对差异与反抗。

德里达认为一切文本都有“互文性”，在翻译的过程中，由于语言的转换，原作所赖以生存的“文化语境”重新构建。翻译在一种新的躯体、新的文化中打开了文本的崭新历史，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作为原作生命延续的译作，面对新的读者，开始了新的阅读和接受的历史，原作的生命得以在时间与空间的意义上拓展、延续。对每一部作品而言，被翻译的机会越多，其生命力越强大。

福柯则认为，原著在翻译过程中不断地被改写，译者每次阅读和翻译都改写了原作。同时，一切对人们思想行为形成控制力与支配力的东西，如教育思想、文化传统、道德观念、政治制度等都是一种权力，一部作品的形成、解读乃至翻译都是权力话语的操作。在翻译领域，不只是译者，包括读者也很难完全摆脱自身世界观和意识形态及政治环境的制约，翻译的选材动因、过程及思维倾向都与当时的权力话语密切相关。译文与原文的差别不仅在字句上，而且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两种不同权力话语的表现，所以在结构主义思想基础上形成的传统翻译理论与原则所追求的等值、对等、忠实等理想化标准永远无法实现。主体因素的介入，其意义得到新生，变得不再确定；权力与话语的结合使意义变得更为复杂，变得不再纯净。

总之，解构主义者将自己的解构主义哲学思想引入翻译理论中，形成了独具一格的解构主义翻译观：原文取决于译文，没有译文，原文就无法存在，文本本身的定义是由译文而不是由原文所决定的；译者是创造的主体，译文语言是新生的语言；一切文本都具有互文性，原文与译文的关系是平等互补关系；翻译应尽量表现语言之间的差异性，一篇译文的价值取决于它对语言差异的反映程度；翻译是一种双重权力话语制约下的产物。

三、解构主义的本质性精神

1.创造性或重构性的实质

解构主义拆解结构主义之后努力使外部因素与原来结构内部的因素相结合，从而促进多元的重构，并不仅仅停止于拆解和破坏。而我国的翻译研究正是忽略了解构主义的这种创造性，即重构性，而只注意了破坏性、消解性和否定性。美国著名哲学家大卫・雷・格里芬(David Ray Griffin)在其著作《超越解构―建设性后现代哲学的奠基者》一书中就指出建设性的解构主义才真正代表着后现代运动。他们的主要任务并不仅仅是“解构对现代世界观来说至关重要的概念，而在于建构一种新的宇宙论(它可能成为未来几代人的世界观)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他们的特点是利用怀疑、解构与否定的精神去破坏旧的理性，发现其中的非逻辑因素，找出其理论的缺陷，并从此入手去打开解构或系统，让其内部因素与原被排除在结构外的因素有尽可能多的结合，从此展现多种可能性和产生多元的研究视角，最后重新建构。而我国的翻译研究者对西方理论的研究多半流于肤浅，并没有抓住理论的要旨。往往便跟风似的在还没有正确认识其哲学思想的情况下就论述其翻译观，缺少系统性、逻辑性和深入性。拿解构主义与翻译研究来讲，国内好多人谈的是解构主义对传统翻译理论的冲击，比如：冲击传统翻译理论的“忠实性”、“准确性”原则，否定文本意义及作者的创造活动，赋予译者无限夸大的权利与地位等。这样的研究不利于学科建设。我们知道，后现代哲学家大都是解构主义者，他们都是极富创造性的人。他们的怀疑、否定、颠覆正是其创造性的前提。我们要抓住和学习的正是这一点。

2.新颖的角度

翻译研究派从文化交融的角度探讨翻译在文化交流中所受到的权利、诗学等力量的制约问题。解构主义则使我们更多地考虑翻译过程中所体现的语言的本质、各具体语言之间的关系和意义问题，以及译文和原文的关系问题。解构主义认为，语言之间存在着差异，我们翻译的目的不是“求同”，而是“存异”。一篇译文的价值取决于他对语言差异的反映程度和对这种差异强调的程度。本雅明用“纯语言”(pure language)的概念来说明语言之间的差异，而德里达则提出了“延异”(differance)这一概念。“纯语言”的概念是本雅明用来把握语言的差异性与补充性的手段。他认为，语言的本质只有在具体语言之间的差异中才能被把握，也只有通过具体语言之间的差异才能被把握。德里达的“延异”概念，是指:(1)差异或区分，即“to differ”；(2)延期或推迟，即“to delay”。前者指空间模仿，后者指时间概念。他认为，翻译是不断修改或推迟原文的过程以置换原文。语言之间的差异，在翻译过程中不应被隐藏起来，而应表现出来。在解构主义看来，原文与译文的关系，不是传统翻译理论所主张的“模式――复制”的关系，而是平等互补的关系，按德里达的说法，是一种“共生”的关系。翻译不仅是传达原文内容的手段，更主要的是，翻译是使原文存活下去的手段。这些观点与传统的翻译理论是格格不入的。比如，从美国的翻译研讨班到语言学派，乃至翻译研究派，都是以文本有一定的意义为前提的，翻译的任务主要首先是重现原文的意义。而解构主义的观点实际上是说，原文在不断地被作出新的阐释，也意味着不断地被人阅读。没有不断更新的译文，就没有读者，原文也无法存在下去。这种观点是我国翻译学者应该借鉴的。

3.开放性思维

多元的思维风格是后现代主义思想的精髓之一。翻译活动涉及因素很多，如作者与译者的主体因素、接受者因素、文化与语言差异的因素等。往往每一因素的变化都会引起整体活动的变化。而今翻译活动所涉及的学科知识领域也十分广泛，具有高度综合的特征。一种开放性的思维显得尤为重要。解构主义所倡导的怀疑性、否定性正来源于这种思维方法，他们努力从各个方面对一些旧的理性进行批评，以便找出其错误和弱点，即非逻辑因素，从而拆解它以发展它，使之更接近真理。作为翻译理论家，应该运用这种开放的思维方法，从各种可能的方面质疑原有的翻译理论，找出其破绽，从而开始多元的研究向度。开放性是多元性的前提，没有开放性，就没有多元性。翻译过程涉及许许多多不同的要素，而语言学研究模式排除了太多的要素，只专注于语义、句法关系，其不合理之处太多了。所以在翻译活动中，开放的思想方法和多元的思维风格是必不可少的。

四、解构主义给翻译研究带来的思考

如果说结构主义为翻译研究带来了科学理性，使人们摆脱了语文学之下的随感式、点评式的翻译批评，破除了原来语文学式的神秘性和主观直觉的翻译研究方式。那么，解构主义则为翻译研究带来了非理性，它以反权威、反中心、反语言逻各斯中心主义。它是对结构主义的不满和否定，主张破除系统、分解结构、颠覆一切。解构主义使我们认识到，结构主义翻译观有其本身固有的不足。其一，它在力图避免语文学式的主观，从而不致落入人文主义谬误的同时，又走上了一种以科学的方法代替人文方法的极端，排除了主体和外界环境的影响。其二，在努力挖掘其抽象的深层结构的同时，摒弃了发掘作品的真正意义，从而威胁到文本本身存在的理由。其三，过分地强调了语言规律的决定作用，从而否认了个体的差异性。解构主义使翻译研究从结构主义这3个误区走出来。它否定了译者要追寻的原作品的深层结构、原作品只有一个权威意义的神话，认为作品具有无限多的意义，这破除了我们对结构主义意义观的迷信，从而相信作品不一定只有一个权威的意义，原作者不一定具有最终的发言权，某一文本确实可以蕴含多种意义，有的意义甚至是原作者本人也无法始料的，这也是许多伟大的作品得以不朽的原因之一，翻译时要意识到作品多义性，这是解构主义带给翻译研究的正面的启示。

结构主义翻译观认为翻译作为一种意义的传递过程包括了以下7个要素：（1）谁传播；（2）传播什么；（3）通过什么渠道传播；（4）向谁传播；（5）传播的目的是什么；（6）在什么场合下进行；（7）传播效果如何。对这7个要素的分析可以形成不同方面的研究内容，如控制分析、内容分析、媒介分析、受众分析、效果分析、环境分析等。解构主义给人们提供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一种反思方式，抱着怀疑的态度拆解旧的结构或系统，向人们展示其结构要素，以发现其不合理的因素，并提供与外部因素重新自由组合的可能性，这样就打破了封闭，走向开放。翻译中的要素或重新组合或与外界组合，从而形成了翻译研究的各个方面，翻译由一元规定走向多元。这样，解构主义使长期以来占统治地位与中心地位的结构主义语言学派让位给了以多元取向为特征的翻译研究学派(translation studies)，如目的论学派、文化学派、操控学派、解构学派等，它们的共同特点是以解构主义思潮为核心反思翻译研究，或否定原文文本中心论，或拆解作者或译者，原文与译文的对立，或打破作品限制将翻译活动与文化因素结合，或把权力与话语结合，或把目的性作为重要的参照等，从而颠覆了原来的翻译概念，扩大了翻译研究的视域；为翻译的多元研究打下了基础。参与讨论翻译研究的人士也不仅限于原来的译界人士，许多文艺理论专家、文化学者、哲学家、思想家都参与其中，如本雅明、德里达、福柯等。所以，解构主义为建立新的多元开放的译学体系作出了贡献。

但从客观方面来说，解构主义思想自身具有矛盾性和混乱性，它只有一种总的精神而没有整体的理论框架，它不可能指导我们去构建新的译学体系。解构主义的怀疑倾向也给人们以某些负面影响，如对理性的全部否定，对主体意识的过分强调，或者干脆放逐主体，让语言符号去任意狂欢，随意义延宕，甚至在批评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意义确定性和明晰性时，完全消除了语言的规律性，让释义活动变成一种无终止的解释的循环和无限的衍义。这样一来，诠释活动变成了无终止的过度诠释，人类的沟通与理解成为不可能，翻译也就无法存在了。

目前，我国翻译界对解构主义有两种倾向：一方面，有的人抱住结构主义观点不放，认为它是十全十美的理论，是给人以理性、给人以安全感的理论，所以不肯做丝毫的改变。另一方面，也有人一提到语言规律，或翻译中的文本制约性，就认为大逆不道了。这些人都走向了片面，没有辩证地看待解构主义对翻译研究的影响。我们学习解构主义主要是破除原文文本中心论，而不是废除原文文本。我们破除科学主义对人文科学的统治，并没有说连语言规律性也不要了。我们要把翻译活动看成是一种可以产生多种意义的过程，但并不是生成什么样的意义都可以。原文文本是开放的系统并不等于连系统也不是了，变成了虚无，如果这样，我们还去翻译什么呢?我们既反对把翻译看成不可能的事而引向神秘，也反对把翻译看成是毫无规律和理性可言的任意胡为。

我们要客观正确地面对解构主义给翻译研究带来的影响。一方面解构主义大大拓展了翻译研究的领域和视野，打破了原来翻译研究僵化的一统天下的局面，使翻译研究出现了多元趋势，这是值得肯定的。另一方面，解构主义反权威、反中心、反语言规律，颠覆一切，走向了极端，给翻译研究带来了混乱，甚至否定了翻译，不可能给翻译研究带来新的理性。在解构主义研究阶段中所出现的种种学派和思潮，都不可能成为翻译学的主干，都只是侧重某一个方面的多元分支中的一元。翻译应从解构走向构建，寻找新理性，构建新的译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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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在读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