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自媒体意见表达实现私力救济与隐私权

【摘要】广州高中生徐某某，选择用生命的代价来表达对“人肉搜索”的抗争，而发起“人肉搜索”的原因却是服装店店主的私力救济行为。该事件所引发的法律思考在于：当权利人在利用自媒体意见表达实现私力救济与义务人的隐私权发生冲突时，是否能以牺牲义务人的隐私权为代价实现对权利人权利的救济，权利人行为的正当性如何确定，其行为的合法边界如何划定，义务人对权利人侵犯自己隐私的行为负有怎样的容忍义务？下文将对这些问题作出回应。

【P键词】私力救济 自媒体意见表达 隐私权

一、关于隐私权的理论

隐私权的讨论滥觞于美国的两位大法官路易斯・D.布兰代斯和塞缪尔・D.沃伦，美国隐私法对隐私的范围界定包括：因商业目的盗用他人的姓名或类似物；侵扰他人的私人领域；公开有关他人的私人信息；发表错误暴露他人隐私的材料。由此而衍生出的对隐私的侵犯也包含四种行为：虚光性曝光；侵犯肖像；窃听；散布真实但令人难堪的隐私。日本学者五十岚清在其著作《人格权法》中对隐私权的定义是：“私生活不被他人随意侵入，不想被他人知道的私生活上的事实、信息有不被公开的权利”。其对侵犯隐私权行为归纳为一下几类：对私生活的入侵；窃听・秘密录音；公开私事。我国大陆地区的理论和实务界至今仍未对隐私权的概念作出明确定义，但是对隐私权的保护散见于《侵权责任法》和相关的司法解释当中。

二、自媒体意见表达实现私力救济与隐私权发生冲突时的正当性边界

在私力救济视角下自媒体意见表达与义务人隐私权发生冲突时，可以参考以下五个方面的内容作为判定权利人利用自媒体进行私力救济正当性的要件，这些标准同样也是私力救济主体采取自媒体意见表达实现权利救济时所必须遵循的行为要件，权利人的行为一旦超出标准所限定的范围，即构成侵权行为，不再具有合法性。依据上述内容，结合“广州花季少女投河案”，对权利人利用自媒体意见表达实现私力救济与义务人隐私权发生冲突时，权利人行为的正当性进行具体论述。

（1）权利位阶和权利性质。面对权利冲突时，首先应考虑权利的价值位阶。相比起代表了自然人生存的尊严，使“人”作为社会人的人格权而言，财产权具有较低的价值位阶。其次，从权利的性质和内容来看。财产权可以量化并以物质形式予以补偿，恢复到权利被侵害前的状态。而隐私权所内涵的精神利益却难以被量化，即使以物质形式予以适当补偿，也难以弥补对权利人遭受的精神上的创伤。所以，对隐私权的侵害具有不可逆性。据此，案例中服装店店主为实现自己的财产权，发起“人肉搜索”曝光当事人隐私的行为缺乏正当性。

（2）自媒体意见表达侵犯隐私权抗辩事由。针对该问题，国内的理论界没有提出明确的标准，而《侵权行为法》也只是对侵权行为的抗辩事由作了一个原则性的规定，没有单独对隐私权作出具体规定。英美法系的一些国家对媒体意见表达的抗辩事由作出了规定，可供参考。美国大法官路易斯・D.布兰代斯在其著作《隐私权》中阐述了对隐私权的限制：①隐私权并不禁止公开涉及公共利益或者普遍利益的事项；②对口头传述的不足以引起特别损害的侵犯隐私权行为，法律也许不会提供任何救济；③一个人将事实公开发表，或同意发表，就不再拥有隐私权了。

（3）义务人同意。一方面，现实中义务人明示同意被“人肉”曝光隐私的可能性不大，而且要求权利人征得义务人同意从逻辑上来看也不能成立，假使权利人能够找到义务人，也就不会存在“人肉搜索”的情形。在何种情况下可视为义务人的默认？对此难以作出界定。笔者认为，可以赋予私力救济权利人催告的义务来确认义务人的默认行为。权利人必须履行催告义务，即催告知相对人履行义务，否则将牺牲其隐私来救济权利。若相对人对此不予理睬，则可视为是义务人默认。另一方面，由于隐私权遭到侵害后的不可逆性，债权人在履行其告知义务后，应给相对人履行义务预留一定的宽限期，不能告知后就立即实施，以避免义务人没接到通知或接到通知来不及履行义务的意外情况的出现。本案中，服装店主仅仅是出于怀疑，在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的情况下，将徐某某的隐私曝光于微博平台。其公布隐私的行为并未对徐某某进行事前告知，也没有给她一个陈述辩解的机会。因此，服装店主在微博曝光徐某某隐私的行为不具备合法性。

（4）公共人物的隐私。对公共人物的判断，涉及相对人身份对容忍义务范围的影响。如果相对人具有较高的社会知名度或为公众所知悉，其行为对社会公众的价值判断所产生的影响必然大于普通人物，相对地其容忍义务也应高于普通人，那么他对因私力救济而被曝光隐私的行为的容忍度就应该比普通公众更高。因此，当自媒体意见表达实现私力救济与义务人隐私权发生冲突时，判断义务人是否属于公共人物对解决冲突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5）穷尽其他权利救济手段。由前述内容已知，私力救济视角下自媒体意见表达具有传播速度快、范围广、影响大等特点。在自媒体意见表达实现私力救济与义务人的隐私权发生冲突的情形下，如果不对义务人的隐私加以适当的保护，对权利人的私力救济行为加以限制，很可能对义务人造成不可逆的伤害。因此，必须要求权利人穷尽其他救济手段，否则不得以牺牲义务人的隐私权为代价实现私力救济。案例中，服装店店主的行为不具备采取私力救济的急迫性条件，权利人可以选择进行公力救济。所以，其行为不具备正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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